刁涵：为什么世界在本质上没有公知们宣扬的“人性”？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不仅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系统的教育体系，将其作为国民思想认知的基础知识传播。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自诩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公知，以及一部分社会公众人士，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这些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一知半解，甚至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用其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懦弱的态度，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端的指责和攻击。他们以“人性”、“多元化”、“民族自决”等为幌子，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试图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人类，进而掩盖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情绪。

　　对此，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角，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批判和有力的驳斥，以揭示其中的错误与谬误。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需要明确“人性”的真实内涵。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与“人性”的概念并不是抽象的、超越历史和社会条件的普遍性存在，而是根植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断不仅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还从两个维度对人类存在的内在构成进行了深刻剖析。

　　一方面，人的本质包含了社会关系的诸多要素，这些要素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民族和阶级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也渗透到个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中。正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阶级地位和经历的个体实践都不同，所以世界上绝无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因此，从哲学角度来看，讨论“人性”这一问题并不存在可以统一归纳的“人类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根本划分是通过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不仅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也是塑造社会关系的核心动力。因此，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是阶级差异，而非抽象的、无差别的“人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资产阶级推崇“自由”、“平等”等抽象的普世价值，试图掩盖其自身阶级利益的本质。而无产阶级则通过阶级斗争，认清了这些所谓“普世价值”背后的虚伪性。因此，所谓“人性”并不存在跨越阶级的统一内涵。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任何普世性价值？当然不是。我们可以在一些具体行为和美德中找到普遍认可的价值，如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渴望、对他人的尊重等。然而，这些价值并不是抽象的、脱离社会关系的“人性”使然，而是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换言之，“人性”是通过社会关系生成的，而不同的社会关系则会形成不同的人。

　　因此，那些我们在某些阶级社会中认为是“美德”的行为，可能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被视为“劣行”或“不道德”。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爱“具体的人”，而非爱一个虚无的、抽象的“人性”概念。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公知们所鼓吹的“普世价值”的理论局限性。

　　公知们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批判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和个人行为的标准，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非常粗暴和简单化的批判方式。他们试图通过简化复杂的社会现实，将国家行为、民族行为与个体行为混为一谈，从而掩盖其背后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关系和“人性”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有机体。社会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观念也在这种变化中调整和适应。然而，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体却在宣传中国人民应当“忘记历史仇恨”，片面追求所谓的历史和解。他们无视中国人民与扶桑军国主义之间深刻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冲突。事实上，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正是源于扶桑军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而非中国人民的主动敌视。

　　现如今，中国人民对扶桑的排斥情绪并非如公知们所说的那样，源于新中国的“仇日教育”，而是由于扶桑军国主义残余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只要扶桑军国主义的思想与势力仍然存在，无论小资产阶级群体如何通过文化、经济或其他手段试图推动和解，都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两国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便新中国停止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宣传，当前的扶桑右翼势力依然在积极制造新的历史问题，并通过钓鱼岛问题和对台独势力的支持继续侵害中国的主权。因此，所谓的“历史和解”只不过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和逃避现实的表现，完全脱离了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利益和诉求。

　　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与扶桑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扶桑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当前，部分小资产阶级公知不仅试图为扶桑军国主义辩护，甚至站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借着悼念扶桑人民的幌子，实质上为扶桑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张目。这种行为不仅背叛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暴露了他们作为民族败类的真实面目。

　　部分小资产阶级公知和知识分子所宣扬的“中国有罪论”和“中华民族有罪论”，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误解和曲解。他们试图通过资产阶级的认识论，否定新中国及其无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从而为其资产阶级价值观开辟道路。然而，从理论上看，这种所谓的“人性”和“共情”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无法超越阶级的界限。从现实角度看，将个体犯罪行为上升到国家罪行的高度，既是对事实的扭曲，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无端攻击。

　　总之，三类反动小资产阶级群体一方面利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却鼓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公然抨击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所宣扬的“人权”、“自由”、“平等”等抽象概念，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的历史、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必须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严肃批判这种错误思潮，揭露其背后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动机。

　　（作者：刁涵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生；来源：转编自“万邦图治区域国别学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