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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是打工人的重要一课,涨工资降工时是关键

2024-09-25 14:19:07  来源: 深耕纪   作者:黄花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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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变这种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烂的恶性竞争局面,只能是涨工资、降工时,严格落实劳动法规。

  文 | 阿洛伊

  一、失业是全体打工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知道,失业是市场经济下必然存在的现象,资本家集团刻意保存着一大批失业群体,让他们成为可随时廉价起用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失业者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其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用这个理论去剖析当下的失业现象,就会获得更加清晰的视野。

  很多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心存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凭借格外的努力奋斗就可以获得饭碗,觉得个人的才智和努力可以抵消失业的风险。但实际上失业的浪潮很难阻挡,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广大劳动者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轻则收入减少,重则失去工作。不仅如此,近年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失业的“警戒水位”已经上升到了过去我们认为绝对安稳的地方:部分事业编职工编制被撤销,大厂里的中高级员工开始自危……近年越来越多的“硕士送外卖”、“程序员开滴滴”、“创业失败摆地摊”现象进一步向我们证明了:失业对劳动者是一视同仁的。大学中法律、土木、经管、计算机等热门或曾经热门过的专业起起落落,就业市场上各行业“风水轮流转”的鲜明反映。

  资本家一旦发现经济不乐观的迹象,就会把“寒气传递到全社会”中去,拉着全社会承担后果。大量劳动者以各种形式被开除,直接炒鱿鱼之外,故意提高考核标准,穿小鞋,各种下三滥手段出不穷。“有幸”被留下的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被迫接受日益苛刻的条件,在老板们“奋斗求生”的口号声中,超时工作、克扣工资变成了家常便饭。他们也是失业的间接受害者。在工厂经济效益下滑、被迫减产时候,工人甚至有要求“主动”加班的现象。

  有人会问,严重的失业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市场的运动自发解决?可是,问题本身就是由市场产生的。

  我国就业市场如今在供应和需求两端存在极端的失衡:在需求侧一方,疫情时期劳动力密集产业受到了重大打击,再加上后疫情时期经济下行导致市场无力创造出更多岗位;而在供给侧一边,劳动力数量、质量与就业岗位之间出现了错位,导致比上一代人受到更好教育的年轻人在求职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失业问题是社会运转的后果,不能让当事的失业者承担所有责任。

  面对苦求一职的待就业群体,企业为大量岗位设下了重重障碍,往往要求求职者有很高的职业起点,如若干年的工作经验、自带的职业资源等等,这些要求绝大部分求职者是无法满足的。此外,劳动者被迫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资本利润,导致出现“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劳动者的流动被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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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增加的同时伴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图源:格隆汇)

  科技进步带来的失业风险也不可忽视,当先进技术为企业掌握时,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导致人力为机器取代。

  官方试图扩大就业吸纳能力,但现实是,就业总需求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趋于下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不可能盲目扩大岗位。

  剩下的还有不少自欺欺人的招数:临毕业的学生被刻意诱导签署不公正的三方协议,近日又传出研究生学制延长的新闻;不少工厂利用黑中介以坑蒙拐骗形式拉人进厂;呼吁出国留学、务工的声音;一些“专家”也会告诉年轻人勇于创业创新……而数据层面的造假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并没有针对解决失业的有效措施,只能苦苦等待下一个繁荣周期的到来。

  二、打破对失业的陈旧观念

  所以说,失业并不是“可耻”的行为。传统的社会观念往往要求成年人拥有“稳定、体面、轻松”等标签的职业,而把失业者默认为“不上道”的“失败者”。现在这种旧思想又被资本家及其傀儡拾起来,他们喊着“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的口号,同时在社会上潜移默化地制造对失业人员的歧视,污蔑他们为“不努力的下场”。在人口问题还没如此严重的若干年前,还有另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论——一些“学者”和“观点人士”更是把失业归咎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上来,所有问题的原因都是“人太多了”,并叫嚣“等到我国人口下降到某某数量时便可成为发达国家”,仿佛许多人自出生就成为了社会的“冗余”。

  广大劳动者也在反复的失业中认清了现实,很多人已经不再为失业感到羞愧,通过失业理解了社会运转的规律。打工人的阶级意识因此而更加完整。

  被称作“农民工”的新工人群体在就业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代农民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被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中,一旦企业认为他们无法创造更大价值便会抛弃他们,失业补助则是天方夜谭。以建筑业为例,近些年各大工地逐渐落实了“清退令”,不招六十岁以上农民工,实际上很多工地超过五十岁就不招,这标志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退出了大建设的舞台,他们往往只能回到还有密切联系的乡村,或者去那些条件更差的小工地。他们“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却没有彻底完成从农民到打工人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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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工人群体则不同。他们早已把换工作当作家常便饭,对失业更能等闲视之。不同于老一辈的“老乡带老乡”,他们习惯于通过社交平台、直播间等渠道找工作。某招聘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90至95后平均跳槽周期为2.61年,95后缩短到1.69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0年对青年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换过工作的青年农民工仅占25.4%,有7.4%的青年农民工换过8份及以上的工作。他们学会了用脚投票。主动或被动的、经常性的失业教育了他们,在失业问题他们比前辈更加理性而成熟。

  他们与来自城市中的中低层家庭的新一代打工人混然一体,构成了新工人群体的主体。《2021年新生代员工职场趋势报告》将职场年轻一代(90后、95后、00后)形容为“新生代员工”,指出生代员工具有“价值观独立、崇尚自由、兴趣广泛、可塑性强”等特点。报告显示他们的平均更换工作时间与上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相同,平均2-3年更换一次工作,而私企的新生代员工在入职1年以内的离职率最高,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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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2021年新生代员工职场趋势报告》

  《2022新生代员工职场现状调研报告》则显示,在职的新生代人员中,有29.3%在主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其中,物流/运输行业(40%)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29.3%)。还有36.3%的员工处于被动求职状态、随时考虑其它的合适机会。8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3年半一换,90后则是19个月,95后更是缩减到7个月。

  更有多位90后老员工在访谈中表示,新生代员工普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访谈过程中,“WLB”(work 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拒绝画饼”等词则是00后员工口中的高频词。越来越多的年轻打工人不再接受资本家强加给他们的职业理念,厌恶、逃避机械重复性的劳动,这并不是当代的打工人变得好逸恶劳,而正是他们阶级意识成长的表现。

  三、打工人联合起来,涨工资、降工时是方向

  “躺平”的出现及其内涵的不断丰富,是广大打工人的无声抗争,反映了他们不愿再受剥削的愿望。但个体的行动终究有它的上限,实际上很多劳动者最终又不得不回到“内卷”的队伍里与其他劳动者相互竞争。一边“躺平”又一边“内卷”的矛盾根源在于广大劳动者整体上仍处于彼此孤立的状态。

  现实中,不乏打工人自发进行的反失业斗争,有要求落实劳动法离职补偿的,有反对恶意迁厂的,这些斗争代表了阶级对抗的一条前线。这是打工人个体或以工厂为单位的斗争。

  而要想从整体上改善这种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一方面大量失业,一方面在职打工人又过劳的局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格落实劳动法规,涨工资、降工时。当然,这也仅是暂时改良的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资本家及其吹鼓手当然会拼命反对,他们会说经济不景气,企业家已经很难了,他们会声称这样做提高成本,破坏“营商环境”,工厂不开业,工人也没有饭吃。对于同样深陷内卷漩涡的中小企业而言,似乎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某厂给工人加工资且不加班,在这种比烂的恶性竞争中很快就会被淘汰。

  但这种比烂的恶性竞争同样对资本家不利。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极低的水平,工人的闲暇时间被压到了极低的水平,这对工人的消费是极大的限制。对政治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打工人的正常消费,仅靠少数剥削者的消费,他们再怎么奢侈、再怎么花天酒地,也不可能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也无法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

  打工人当然是不希望加班的。他们所谓的“主动”要求加班,是因为工资太低,他们只能在挨饿和加班之间选择一样,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以深圳为例,按20元的时薪算,正常的五天八小时加上双休,工资是3000余元,扣除按最低标准缴纳的社保,剩下的基本就是深圳市最低工标准2000出头。这在一线城市很难生存,更不要说是养家了。

  要改变这种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烂的恶性竞争局面,只能是涨工资、降工时,国家必须出面,严格落实劳动法规。

  对工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但是,即便是这个并不高的要求,没有打工人的团结奋斗,也并不会有人去主动施行。打工人绝不要寄希望于什么产业升级、走向世界市场之类说辞,这是华而不实的画大饼。

  路在何方?路就在自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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