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说真话”

　　在中国的舆论、思想界，有那么一种声音，是非常喜欢表扬所谓“说真话”的人，这种被表扬的“说真话”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作家巴金。

　　所谓“说真话”，其实是在“说黑话”！

　　“说黑话”，就是其表面的意思，与其真实瓣内涵，是截然相反的！

　　表扬巴金“说真话”，那当然是暗含着整个那个时代整个中国都在讲“假话”的意思！

　　表扬巴金“说真话”，那是指巴金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所谓“迫害”！表扬巴金在文革期间，对某位文革之后名声必须被搞臭的人的一种“落井下石”式的贬低，因为，据说巴金在文革期间，就是坚决反对此人。巴金在文革期间，真的坚决地、公开地反对这个必须名声被搞臭的人吗？天知道，只知道，巴金在文革之后是坚决反对此人的，这叫打死老虎，欺世盗名而已。

　　如巴金那样聪明绝顶的人，对文革的文化旗手，我相信他是不会得罪、不敢得罪的，相反，他有可能会拼命巴结。只是，人家未必看得上他。

　　不要说巴金，就是其他什么人物，包括那些在文革之后声名更加显赫的人，在文革期间，也未必有胆子得罪那个在文革之后名声必须被搞臭的人。某“国学大师”，文革之后，写了部《狗窝杂忆》，就是这么个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人，在文革期间，还写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歪曲”的大文章，成了文革期间的好典型，得到了巨大好处。

　　整体上，在文人圈子里，文革期间天天高喊万岁，文革结束后，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自己受到了迫害。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们写《狗窝杂忆》的家伙。还有一位更加典型的女作家，当上了鄂省作协主席，前几年还写了《车欠》，新冠疫情期间还应美国人的约稿，撰写《日记》，文革期间那是非常疯狂的，典型的“闯将”，非常积极，表现得极其忠于革命、忠于党，一如她在文革后的表现，只是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就是文人，要是其他行业的人，恐怕根本不会这么转弯。

　　巴金先生，不遑多让，文革后出版的《随想录》，赶上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后来居上，成了“伤痕文学”潮流里一朵明晃晃的奇葩，展示了高超的生存技巧。

　　文革之后，形势上需要那么一种坚决“抵制”、受到“迫害”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不好找，真不好找，实际上在文人圈子里根本没有，所以，必须现场塑造、现场出售，“萝卜快了不洗泥”。于是，巴金先生，在自我努力加上外力塑造之下，就成了这么个“讲真话”的人。它究竟是不是讲过什么“真话”，怕是要好好考证才知道。

　　无行文人落井下石的本领，得到了充分发挥。

　　一个作家，不以文艺作品名世，而以见风使舵名世，讲的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居心叵测，象个“政客”，让人不齿。

　　只有一个巴金“讲真话”，“假话”何其多，“真话”何其稀少、何其宝贵。拼命宣扬巴金“讲真话”，那么，整个文革期间的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人民，都在讲“假话”！这样的预期效果，就彰显出来了。拉高一下，踩低一群、踩低一个时代，这伎俩玩得真老练。巴金，就是那个甘被操纵利用，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小丑。

　　打脸的是，只有巴金一个人在那个时代“讲真话”，不知道那些在文革后混得风声水起的文人群体，该如何面对，该如何自圆其说。实际上，人家根本不提这个茬，人家都混得很好。这事多少有些尴尬，如今时过境迁，人家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玩“说真话”这个梗了，因为太讽刺了。

　　文革期间，是中国革命的、大众的、科学的人民文艺成为社会文化主流的时代，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大量涌现，优秀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巴金，曾经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进步大作家，但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文革期间的群星荟萃之下，显得黯然失色，泯然众人矣。这样的作家，当然不受群众喜爱，必然落落寡合，哪有什么迫害？

　　就算知名度大大下降，就算自己吃了点亏，就算虚荣心未能满足，至于那么卖力地贬低样板戏吗？看不到其他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成就吗？看不到样板戏、革命文艺作品的长处吗？看不到中国革命文化的大发展繁荣吗？看不到中国革命文化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吗？至于那么颠倒黑白、落井下石吗？

　　“疾风知劲草。”我很尊重梁潄溟先生、钱钟书先生等辈，他们似乎是最有资格落井下石的人，也的确被用于落井下石。但是，他们坚持了文人的风骨，断然拒绝！梁潄溟先生，是唯一一个被主席指名到姓地在大会上批判的大知识分子，但是，当别有用心的人让梁潄溟先生指责主席时，梁先生拒绝了！相反，梁先生承认，是自己不对，不能怪主席，纠正了时人的歪曲宣扬，拒绝充当那块被用作落井下石的“石头”，也拒绝了背后的奖赏。钱钟书先生，当别有用心的人让他指责主席时，他也拒绝了，他宁愿不要所谓“国学大师”“钱学”的奖赏。于是“国学大师”这顶奖赏，被随手送给了另外一位不学无术的家伙。巴金先生，还有那们写《狗窝杂忆》的先生，“奖赏”到是拿到了，但是，文人无德的形象，也留下了，遗毒至今，误人子弟。

　　巴金先生不知道他之所以他被吹成“说真话”，抬得那么高，是为了贬低谁吗？表面上是贬低样板戏，本质上是影射主席、影射那个时代。他是知道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很享受“说真话”的夸奖，他趋炎附势了。文人无行，最为无耻。

　　到今天，还有人拿“说真话”说事，不知道这段历史吗？不知道“说真话”是个什么性质的掌故吗？不知道所谓“说真话”是影射谁的吗？不知道这些人的这种德性吗？

　　我是个军人，以前舞枪弄棒，最近几年关注重点在货币、金融领域，并不想多关注文人的话题。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