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眸：谭嗣同历史悲剧的鉴戒

　　摘要：“戊戌变法”是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谭嗣同做为主要干将之一，给我们留下的若干的教训和启示，透过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云烟，用大历史观来看，资本主义在“戊戌变法”的中国是行不通的。4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仍然行不通。从“戊戌变法”到改革开放，让人们从无数的教训中，认识到毛主席指引的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才是走的通的人间正道。

　　正文：

　　谭嗣同历史悲剧的鉴戒

　　谭嗣同的鲜血谱写了一幕壮烈的历史悲剧，留给后人太多的遗憾与感叹。特别是他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如电光之照耀，如风之流动，激励着后来的志士仁人，学界对1898年那场“戊戌变法”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如今互联网上出现了把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120多年前的戊戌变法相比较的讨论，对谭嗣同这个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众说纷纭，我对此也作了一些分析，探究谭嗣同到底是变什么法？他的变法对当代究竟有多少实际的鉴戒意义？

　　时代的动乱、民族的危亡，使谭嗣同对现存的社会和传统的基本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抗议精神。他写了《仁学》一书，认为二千年来，统治者无非就是强盗，读书人是奴才，统治者指鹿为马，读书人难得糊涂，互相配合，如此而已……。他虽然出身官宦世家，思想却反叛开放，虽自幼饱读圣言诗书，却屡试不中，四处游历，经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点拨，花钱捐了个官，补江苏知府候补。时逢甲午战后,时局危机,人心思变,戊戌变法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四品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类似秘书。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变法。谭嗣同是戊戌变法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成为维新派中冲决纲常礼教网罗的勇士。

　　一、“戊戌变法”的真相

　　起初，晚清的实际当家人慈禧太后，对改革也并非完全反对，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她同意光绪进行不违背祖制的有限度的变法。如果她不赞成变法，历史就根本不会上演“戊戌变法”。正是有了慈禧的支持，才有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和响彻一时的维新变法。

　　事实上维新变法运动的幕后师爷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不仅直接地出谋划策，而且有时候呢还赤膊上阵，游说像李鸿章、翁同穌、张之洞这样的高官，他联系康有为这样的变法领袖，让梁启超当他的秘书。李提摩太公开的身份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他担任《时报》的主编。他在写给英国共济会和政府的报告明确地提出“我们只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舆论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和脊骨”。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访问，他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操盘手，抵达京师后，向维新人士们使劲游说：日本虽然打嬴了甲午战争，综合国力究竟还是不如中国，更不如欧美列强，若不联合中国，终究要被白种人打败，中日“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却因甲午之战,“遂成仇衅”,“每一回首,悔恨何及”,并声称“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这种姿态令维新派群情振奋，大小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帮助设计中国的新法和推进变法改革。贵州举人傅夔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

　　在康有为等的鼓动下，光绪不仅同意接见伊藤博文，并将地点定为西苑勤政殿。这是清朝规格最高的接待。在清朝历史上，勤政殿的大门第二次为外国人开放；上次则是接见德国亨利亲王。

　　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住在同一所旅馆，以便随时商谈。李提摩太提议，由英国作为总领袖，中国与美英日三国合组高层政治机构，建立一个“中美英日合邦”议会，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对组建这个“脱亚入欧”政治共同体表示十分热情。让杨深秀遂于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也。”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称：“渠(李提摩太)之来华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这就是说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拱手全部奉献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外人之手。

　　李提摩太还向康有为建议：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已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提莫摩太也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付以事权。

　　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朝廷迁都荆襄之外，还特别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权”，要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限。这些建议，光绪考虑准备采纳。

　　御史杨崇伊将此事密奏慈禧太后，慈禧闻奏大怒，认为康有为把这些洋祸害引来了，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要误了皇上。她担心光绪引入外国顾问，一旦成立四国联合内阁后，康有为就会打着变法的旗号公开卖国，列强就会打着变法的旗号正式瓜分，全中国将随之陷入混乱。中国社会需要的是真正的变法，但不需要卖国的变法，更不需要动乱。

　　慈禧太后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较少顽固守旧，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他文化不高，没有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具有政治家天生的趋利避害、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的铁腕，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权威。当感到变法危及到她的太上皇后的地位，她会毫不留情地把包括新法在内的一切都打翻在地。

　　光绪刚接见完伊藤博文，又召见了袁世凯。这是光绪在七天内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慈禧可以为了图强而容忍维新派的很多变法措施，绝对不会容忍帝党和维新分子架空她的权力。更不允许光绪帝触动她的一个底线------军权。当得知光绪20日又召见袁世凯，已忍无可忍，废掉光绪的决心就已下定了。

　　九月十四日，光绪赴颐和园请安时，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答话，而是一言不发，把光绪吓得没敢说话。光绪自颐和园回宫便于当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谕：“……我皇帝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你赶紧联系康有为、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商量对策，想办法挽回局面。”

　　杨锐接读密诏，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分震恐，乱了方寸，不知道要干什么，竟迷迷糊糊把十万火急的密诏压了下来。

　　危急中，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二十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袁当夜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皇上，二十一日凌晨，太后回宮，将光绪囚禁在瀛台，重新重帘听政。

　　谭嗣同在光绪皇帝被囚禁后的第3天就被抓了，他拒绝了与梁启超一起逃往日本，于9月28日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处以了死刑。被称为六君子。这场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戊戌变法”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便虎头蛇尾彻底流产了。

　　二、谭嗣同的变法是全盘西化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中，所著《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博采众长，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认为“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了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完美，能在中国大地上实现，因此在他眼里，他认为中国不需要跟帝国主义侵略作斗争，只要向西方国家一样实行资本主义，就可以依靠国际公法而得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在他眼里资本主义就是一副十全十美的蓝图。

　　谭嗣同写给老师欧阳中鹄信中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建议将新疆和西藏等地卖给英俄，先将以前的战争赔款付清，剩下的钱可作变法的费用，并让英俄保护中国十年。他将此建议给广绪奏折，广绪看罢颇为心动，康有为同样说出了卖西藏这一想法。陈鼎乘机向皇上建议：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谭嗣同对此大为赞赏，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谭嗣同一反中国传统“黜奢崇俭”的主流消费观,旗帜鲜明的主张“崇奢黜俭”

　　谭嗣同维新派们认为白人是“高贵”的，不只是否定身为黄种人的自己，更是对中国祖先的全盘否定。建议清政府应该欢迎白种人涌入国家，中国男子和欧洲女人通婚，中国女子也可以嫁给欧洲男子，这样一来，百年间，中国的黄种人境况就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改善。通过改变自己国家人种的肤色，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人种改造计划”，竟与希特勒当年提出的“人种改良”，在本质上不谋而合！这些还没来的及商议细节，随着变法的失败全军覆没了。在他们戊戌六君子奔赴刑场时，周围的群众对此持非常冷酷的态度，也没人愿意为他们送行。广大群众的心中对他们祟洋迷外的维新变法是不认可的。

　　仅从这几点改革主张分析谭嗣同这位大英雄，他的变法一言蔽之，即全盘西化。

　　三、谭嗣同的历史悲剧对改革开放的鉴戒

　　对“戊戌变法”的评价和失败原因，后人论述多多，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历史上的每一个转折点都是由一系列复杂事件构成的，其中谭嗣同这个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如今的教科书中把谭嗣同列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我认为谭嗣同当年对资本主义生吞活剥，全面接受欧州资本主义那些金钱至上的利欲熏心的生活理念，他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强于我国的一面，希望通过变法，学习资本主义，建立类似于德国或日本式的政体形式。他没看清“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此，套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变法如同饮鸩止渴。再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维新派想直接在古老的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演化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像动听的歌，吟罢即成绝唱，像美丽的花，未开放便已凋敝。瞬间烟消云散。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谭嗣同没有想到他死后51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新中国，工农大众翻身做了国家主人。有过20多年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豪迈岁月。谭嗣同更没想到他理想中那些没有实现的事情，在后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些竟变成了现实，人们的发型变了，服装变了，婚姻变了，和外国人也通婚了，英语成了学校的必修课，各行各业从此冒出了文化精英和急功近利的资本家，社会风尚随之大变。人们的举止、时尚、态度、环境、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别样的变化。多少官员、将军、大老板在“崇奢黜俭”中花天酒地，筑起的淫乐窝一个比一个豪华，谭嗣同更想象不到贫富两极分化远远超出了他那“戊戌变法”的时代，多少劳动大众被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压弯了腰。

　　4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领教了什么叫真正的资本主义，百年前，欧美的政客和资本家们开着战舰带着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百年后，西方人带着他们的市场经济和精神鸦片，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来到中国安了家落了户。今已有2万亿产业归外资所有，绝大部分被美国占有。所以，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曾经威胁中国政府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这比当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对“戊戌变法”的态度更蛮横。如今中国经济28个主导产业中，21个被外资控股，那些真的“茅台”酒“中华”烟、大红枣等拉到外国用低于国内价格买给外国人享用，而换回那么多有毒的转基因。我国官员在美国哈佛大学3周的培训费用每人为20万元，从网上亮出的名单看，这些从哈佛回来的学员，有数位被升为省长、部长、省委书记、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2018年07月14日淅江日报有篇报导《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为何会出现博士帽硕士帽?》这一道道改革开放的风景，让我们恍若隔世，不知今夕是何年！

　　在改革开放40多年间，国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新生的资本家们，打着改革的旗号，侵吞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国有资产，各行业的新官僚、新地主、新资本家们坐大成势，导致0.33%的人口拥有2/3的财富。疾速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公平，已远超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其自私性和掠夺性带来的道德沦丧前所未有，把我们古老的文明，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社会主义文明和环境败坏的面目全非，人心变的比“戊戌变法”时代还坏。你养激素鱼，我卖神仙虾，你种药葡萄，我种漂亮瓜，30天的鸡，40天的鸭，60天的猪肉进万家……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总结出的一段话：“今日之中国，纵欲汹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民风，各施其能，各谋其利，……未来的我们该何去何从呢？”如果谭嗣同还活着，看到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原来是人吃人的狰狞怪物，他的横刀向天笑会变成向天哭，挥刀斩豺狼！

　　“戊戌变法”是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谭嗣同做为主要干将之一，给我们留下的若干的教训和启示，如对资本主义的片面理解，如对列强和反动势力寄于了太多的幻想，如惧怕群众，远离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天，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变法没有群众的支持，无奈地仰天长叹：无力回天！《国语·楚语下》云：“人之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透过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云烟，用大历史观来看，资本主义在“戊戌变法”的中国是行不通的。4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仍然行不通。从“戊戌变法”到改革开放，让人们从无数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经过历史检验的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行得通的。

　　毛主席指出：“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戚本禹回忆录（下）》396页），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曾沿着这个伟大远景路线阔步前进过。在毛主席逝世后，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前进方向！今天，在这历史的十路口何去何从？一场思想革命正在爆发。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示出对改革理论和前程的关注，群众们自发地站出来，在互联网上撩开了一段段历史真相的幕布，在舆论上自发检验40年的改革开放，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人民曾经当国家主人的毛泽东时代，强烈呼吁回归毛主席指引的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正道。

　　探究谭嗣同的改革，发现他是个非常复杂的神秘的人物，尽管他追求的改革方向偏且离奇，但他是真诚的。一介书生，想法太过天真，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给我们留下许多经验、教训、警示和想象空间。他的品德比康有为要高的多，他高贵的品质源于读书人中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基因，那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虽然他的生命只有33岁，但他的复杂性比一般七老八十的历史人物还要复杂。虽然他的改革昙花一现，但留给后人的的鉴戒是长久的。

　　1985年我在广西桂林，听李泽厚先生讲他在北大的本科毕业论文，原本写的是谭嗣同，越写越感到此人太复杂，后来写不下去了，才改写了美学。近日，我受几篇探讨谭嗣同的文章之启发，选谭嗣同变法悲剧之鉴戒的角度，写一孔之见，为我们新时代的变革向诸位网友抛砖引玉。

　　天眸 2024．11． 15． 于天津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张之洞评传》

　　[2] 商周《改革开放30年：得到的、失去的、梦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