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尹锡悦就是琼瑶笔下的“纯爱战士”

　　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的政变闹剧结束几个小时后，86岁的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在家中轻生离世，这不能不说是某种巧合或者“天意”。

　　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尹锡悦的政变闹剧，那最合适的莫过于互联网热词——“抽象”。

　　尹锡悦为何会作出如此草率、愚蠢的举动？外界普遍分析，近期韩国在野党推动针对总统夫人的系列立法以及弹劾检察官等公职人员可能是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导火索。

　　因此，中文互联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调侃尹锡悦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正如在尹锡悦作出此次“抽象”举动之前，国内有不少亲美公知化身“尹吹”（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连夜删文），还有不少媒体和自媒体歌颂尹锡悦与金建希的爱情故事，赞扬尹锡悦是“宠妻狂魔”。

　　如此尹锡悦，分明就是琼瑶女士笔下的“纯爱战士”嘛——为爱情奋不顾身，冲破一切世俗枷锁、道德伦理甚至是法律，“止爱情，毋宁死”。

　　不过，只要是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一种调侃，尹锡悦的“纯爱战士”、“宠妻狂魔”的“人设”，也不过是他为了赢得韩国小资阶层的好感、鼓动右翼民粹而刻意打造出来的。

　　尹锡悦为了维护金建希不惜对在野党发动愚蠢的政变，主要地恐怕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在两人2012年结婚之前，金建希早已完成了从小贩女儿到豪门千金的身份转换，尹锡悦登上总统位置离不开金家的鼎力帮助。尹锡悦总统夫妇是深度的利益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野党启动针对总统夫人腐败、学历造假等一系列丑闻的调查和立法，会直接危及尹锡悦的总统地位，二人结婚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尹锡悦逃脱不了干系——这才是他铤而走险，联合韩国军方高层发动一场愚蠢政变的真正原因。

　　尹锡悦身上发生的事，反过来也能说明了琼瑶笔下的爱情故事是文学虚构，当不得真，“纯爱战士”的假面背后尽是算计与自利。

　　琼瑶女士去世之后，很多人把她说成是“反封建”的斗士，这未免有些过誉了。

　　琼瑶爱情故事里的人物，往往是不必耕作、不必上工，甚至不必为生计发愁的；爱情故事的主角一开场往往是受到封建大家长的阻挠，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主角团通过努力争取，获得与封建大家长的和解，从而不必断了生计——这种“反封建”模式，是真的在反封建吗？

　　而如此“反封建”，正是由琼瑶女士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琼瑶1949年随父母逃到了台湾，人生成长青春期刚好处于蒋家王朝的统治时期。在书写“纯爱文学”之前，18岁的琼瑶女士便“以身入局”爱上了大自己25岁而且已婚的老师，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之后开始拼命写作，这段不伦的师生恋经历被她写入了成名作《窗外》。

　　所以，我们能从琼瑶女士身上看到了新潮与传统交织的矛盾情感：一方面是对“封建家长”干涉个人追求爱情的强烈厌恶和反对，另一方面就是对父母无法割舍的情感。推而广之就是台湾“遗民”对蒋家王朝、对故土既眷念又叛逆的矛盾情结。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一方面大陆观众对民国历史的“美好”想象，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琼瑶的影视作品；另一方面，琼瑶女士至死都是台独分子的反对者。

　　而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琼瑶成名的时代刚好处于台湾社会的转型时期——由紧张的战时状态转向高速增长期，由此需要对消费主义和欲望的刺激；彼时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的年代，传统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让位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所以，琼瑶的“反封建”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张扬，是时代孕育的结果同时又暗合了时代精神，很多程度上是在“奉旨反封建”——将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和义利观作为反对的对象。

　　从此，琼瑶女士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她自己更是进一步以身入局，以“第三者”的身份加入别人的家庭，而这个人还是琼瑶发表作品的杂志社老板。风云际会之下，琼瑶在社会影响和经济收入上获得了双丰收，这背后当然离不开台湾当局的默许与首肯。

　　琼瑶作品在暗合刺激个人欲望、鼓吹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同时，在叙事方式（如上文所说的主角不必耕作、不必上工）上规避开了现实经济因素的制约，也回避了阶级矛盾，从而为鼓吹“超阶级的爱情”创造了可能，替统治阶级起到了精神鸦片的作用。

　　关于琼瑶的“纯爱文学”，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中已经精准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

　　所以，鲁迅等进步作家当年对新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仍旧适用于琼瑶文学：

　　属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

　　它们的消闲游戏观念和倾向更大有害于国民性的改造和重建、有害于人生社会的改良和更新……

　　至于80年代以后，琼瑶的“纯爱文学”在大陆的流行，就更与“反封建”八竿子打不着了。琼瑶和邓丽君进入大陆的年代，刚好是“伤痕文学”清算“革命文学”的年代，其后滚滚而来的就是物欲横流、“用下半身思考”，以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复活。琼瑶的通俗文学对个人主义和个人欲望的张扬，又机缘巧合地赶上了大陆的时代精神，奠定了她在大陆爱情影视剧领域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统治地位。

　　在台湾，琼瑶对个人主义和个人欲望的张扬,完成的是对蒋家的封建国家主义的替代；而在大陆，琼瑶完成的却是对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替代。前者算是进步，而后者则是彻底的倒退！——已经觉醒了的吴琼花、喜儿们，又被琼瑶文学植入了“恋爱脑”。

　　因此可以说，是“伤痕文学”在大陆将琼瑶、金庸推上了通俗文学的神坛。讽刺的是，“伤痕文学”的很多作家，因为上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深入骨髓，一边看不起琼瑶、金庸的通俗文学（王朔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并列为四大俗），一边被琼瑶、金庸杀的丢盔卸甲。

　　然而，当潮水退去、浮华落尽，世界的真实面貌便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了。资本完成了从启蒙、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蜕变，阶层日益固化，奋斗者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憧憬被击得粉碎。面对沉重的生存压力，新生代早已对琼瑶的“纯爱文学”祛魅，对恋爱脑嗤之以鼻，变得越来越来现实；相比琼瑶鼓吹的“超阶级爱情”，现代爱情影视剧的嫡庶有别、宫斗、雌竞，尽管在价值观上开了历史倒车（回归封建），却更贴合资本垄断和阶层固化阶段弱肉强食的现实。

　　这或许也不是琼瑶女士所希望的吧。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