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窥斑知豹对台军事斗争之人性论分野

　　2024年底赖清德窜访太平洋五地，较之于其原定窜访路线图何以少了“朝拜”特朗普的选项？某台军退役将领的建议：赖清德针对大陆的“终战指导原则”应是确定打到什么程度该收手、该投降或该屈服，因为确信一定打不赢，不让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更大的损失才有可能保住选票……事关领土主权之争，相关谈判该妥协到什么程度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东西方两种人性论之争。

　　一、从赖清德到特朗普强加于台海“毒蛙”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国民党籍台军将领最担心的担心赖清德顶不住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人从始至终就是打算把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让台湾变成遍布核生化武器的“毒蛙”并派出军事顾问团训练台湾全民皆兵打巷战，直至泯灭人性的“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美军派所谓的“贝雷帽特种部队”来台湾训练，主要科目就是打巷战，尽量让服役期一年的义务役士兵都能参与其中。每个台军士兵都被培训得像“贝雷帽部队”一样勇于打巷战，美军就是要通过增加这些后备军人的训练强度让他们成为能顶替的预备兵力。在这种情况下，赖清德面对美国的压力能否站得住脚呢？美国人要求赖清德往东走，赖清德绝对不敢往西走。加上萧美琴的影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萧美琴作为美国人的“监军”，加上庞大的监控体系的存在，赖清德所提的“终战指导原则”是否真的能成立？他也提不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另一方面，赖清德对军事的认识非常肤浅，甚至一直停留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思想上。赖清德以为解放军如果要占领台湾则必须派遣突击队登陆台湾，这种观点忽略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赖清德认为台湾人民只有被全境占领才会奋起抵抗，认为不甘屈服与不想屈服的台湾人民会自动拿起武器来抵抗。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几十年前的登陆战斗术已被科技进步超越。纳粹德国曾有能直接打到伦敦的V2火箭，这一事实说明早在几十年前科技的发展就已对战争的面貌有所改观。如果V2火箭早几年被希特勒列装，历史的进程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依赖过时的军事观念来评估当下与未来的军事冲突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有所不同，整个战争的结果也有可能有所改观。如今，战争的形式已不再是传统的登陆战，而是变成了以高科技武器为主的跨海作战，解放军的作战方式已能使所有武器投射越过台湾海峡直接打击台湾的重要军事目标与民生设施。赖清德对整个两岸的军事态势的评估完全是胡言乱语，自以为只要有美军“保驾”就能横行无阻。但已有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台湾如果没有决战的意志，单纯依赖美军的救援是不现实的。美军如果要驰援台湾地区，最少要三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两岸的军事局势很可能已大局已定。赖清德的“抗中保台”思维非常强烈，但其实际行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叫嚣，如“2.14金门撞船事件”显示了他们在实际行动上的软弱，赖清德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连基本的道歉也没有。对赖清德而言，“终战”意味着“台独分子”的末日，要么殊死抵抗，要么选择逃避。赖清德是出了名的贪生怕死，只要能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就不会关心台湾人民的福祉，只关心如何保存自己通过贪赃枉法换来的富贵。赖清德从政并不是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利益，把台湾的民主自由权力变成了一种独裁权力都是为了巩固民进党的地位而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了迎合美国，赖清德甚至不惜延长兵役制度而完全不顾台湾人民的意愿与利益。这说明赖清德在西方列强所谓的“国际社会”刷存在感不仅不利于台湾的安全，反而有可能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而将台湾推向绝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公开扬言：“在国际体系中，你不是在餐桌旁就是在菜单上！”这种观点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的兽性思维，但美国也有观点正确的政治家，只是没有能力掌握美国的政权，而掌握美国政权的兽性思维的势力正纠集一干喽啰打台湾牌围堵中国。布林肯等美国建制派政客的最终兽性思维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食肉猛兽不会认为自己理亏，诡辩狼要吃羊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是为了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第二，兽性思维集团有纸老虎与真老虎这两种形态，食肉猛兽在狩猎时如果看到、感觉到目标很强壮而没有较大弱点、没有可乘之机就会退缩以避免自己严重受伤；如果食肉猛兽看到目标有较大弱点，看到有可乘之机就会扑上去大肆撕咬，尝到血腥味之后甚至会歇斯底里，有很强的冒险心态。兽性思维集团针对独立自主的中国与俄罗斯步步进逼，拱火乌克兰之后针对中国的武力布局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实施军事手段。美国推进针对中国磨刀霍霍，但由于中国军事建设的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临近中国沿海的区域已没有把握战胜中国海军、空军与火箭军。中国一直在对美国善意劝说，这种善意劝说起不起作用要看中国经济能不能做好斗争准备。第一种情况：中国如果做好了准备，美国觉得对中国经济实施窒息式的封锁制裁并不能成功，自己反而会因此遇到很多困难与阻力、付出太多代价，这时中国的善意劝说就能起作用，美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的善意劝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与中国共同发展；第二种情况：如果美国觉得中国没有做好准备，觉得对中国经济实施窒息式的封锁制裁能成功，而且自己付出的代价成本较少，那么美国就会来真的，这时美国就如同食肉猛兽看到了目标的较大弱点、看到了猎物在受伤流血而听不进中国的善意劝说，前几年美国对中国实施严厉的科技战时因为觉得自己能赢而根本就听不进中国的善意劝说，在经济领域也将是这样的；第三种情况：中国在准备应对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制裁时面临重重困难，很难完全准备充分，但美国企图对中国经济实施窒息式的封锁制裁时也有重重困难，也很难完全准备充分，双方都只能一边博弈一边看形势、一边想办法。这样一来，局面的不确定性就很强了，尤其是防不胜防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核武器时代，任何国家民族机会只有一次，一旦错判误判就永远没有纠错重来的机会了。回顾历史，所有的仁义道德其实早已被标上价格，所有一厢情愿、想当然的“大同社会”都是以子孙后代福祉为残酷代价的。特朗普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历史胜利者选择的，我们的媒体专家学者不宜以围观、看大戏的心态起哄、嘲笑他与他的祖国。2025年1月7日，习惯先声夺人、推特治国的特朗普干脆在他自己创办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账号直接发布加拿大与美国合并的地图，谈到北约国家的军费开支时自称“拯救了北约”并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目前2%的标准提高至5%！2024年12月25日俄罗斯外交官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接受俄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未来政府针对巴拿马运河的计划实际上是华盛顿重返拉丁美洲战略的一部分，意在恢复美国在中南美洲的传统影响力，将该地区列为外交政策优先方向。特朗普相信“那些不长进的帝国都会崩塌”，“赏识”美国那些在大陆开疆拓土的总统们。至此，联想特朗普吸收世界首富马斯克并单独设置“美国政府效率部”让其领导。特朗普重返白宫之际不再反复拿中国、俄罗斯说事，此前有关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大幅提高中国关税、与中国脱钩断链打贸易战科技战等说法或许只是一个烟雾弹。仅从逻辑推断而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两次使用过核武器实现战略目的的超级大国，如果将北约彻底套牢，再有目的地扩大领土，作战略延伸，的确能争取时间，有效降低对手的核报复而大大提高自己的核威慑能力。特朗普或许是在战略上做上中下三种设计：一是与中国、俄罗斯“瓜分”世界势力范围，二是如果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消耗掉了就与中国商议共建G2，三是如果中国俄罗斯都没跟上来就彻底抛弃联合国与现有世界秩序而永远霸占整个世界。核武器叠加人工智能时代，中美大国博弈实际比拼的就是与时间赛跑。此前特朗普声称“中国与美国合作能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并非信口开河，而是的确意有所指。无论特朗普与美国未来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我方的当务之急至少有三个。第一，加快发展国防军事力量，结合人工智能提高核威慑能力；第二，尽快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不能再拖延解放台湾；第三，就核历史而言，中国对日本的试错空间越来越小，决不能让日本在卧榻之侧再掀任何风浪，未来仅美国时刻拿日本作为测试中国力量与意志的试纸而言也一定会极其危险。

　　二、对台军事斗争不妨参考《无人幸免》里直击人性的美国内战

　　1999年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及自己告诉司马辽太郎的如何分裂中国：“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这句话不妨对号入座于《无人幸免》一书，主要内容是一位战地记者虚构的第二次美国南北战争。较之于美国朝野上下对台海战争的推演，美国文学界笔下的美国第二次南北战争直击人性。美国第二次南北战争发生在2074至2095年的美国，在这二十年里美国没人是安全的，也没人是完全无辜的。美国联邦教学指导大纲是这样描述第二次南北战争的：“战争双方为合众国与各分离主义州……2074年10月1日，几大分离主义州（合并为‘南方自由邦’）宣告独立……2095年7月3日，‘再统一日庆典’在联邦首府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标志着战争正式结束。庆典当日，一名分离主义恐怖分子得以越过南北边境，潜入北方领土释放的一种生物因子（‘再统一瘟疫’）导致全国爆发疫情。这场瘟疫致使约1.1亿人死亡，其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达十年之久。”这样的战争发生在未来，却真实得叫人仿佛身临其境而不寒而栗。让如此旷日持久、输赢难定的战争噩梦成真的是战地记者奥马尔•阿卡德，这部结合了战争报道与反乌托邦题材的小说让整个美国忧心忡忡。奥马尔出生于开罗，在卡塔尔长大，十六岁移居加拿大。出版这部小说之前在《环球邮报》担任记者十年，无数次身处阿富汗、伊拉克等前线，报道过种族、战争、平权等重大的国家新闻事件。他在被问及为什么创作这本想象大胆的小说时直言：“我从没打算写一本科幻小说，书中所有的情节全都真实发生过。”成长的经历、工作的经验激发的创作灵感有助于他以虚构的方式塑造带有现实影射意义的战争、战事，而《无人幸免》一书的主人公就是史料记载的身份不明的白人恐怖分子萨拉特。

　　萨拉特生于路易斯安那，战争爆发时只有六岁，但已认识到社会现状并不乐观。年少无知的她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在断壁残垣间探宝寻觅，父亲被杀后被迫进入佩兴斯难民营。六年后萨拉特认识了神秘而博学的阿尔伯特•盖恩斯，见识了世界曾经的美丽壮阔，看见书本里更多智慧的层次。因为他，她的好奇心与愤怒被别有用心的参战方利用了。2095年，在北方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萨拉特带着病毒炸弹北上，引发瘟疫。萨拉特的人物性格一反大众对悲剧角色的刻板印象，没有一味的善或彻头彻尾的恶，而是表现出复杂的一面。她的转变如果得到回溯，其中有因为战争而带来的“创伤心理”。萨拉特变成“恐怖分子”之前也是个普通人，六岁失去父亲，十二失去母亲，十七岁唯一亲昵的姐姐也丧命北方军的轰炸，内心受到创伤的萨拉特一直将自己沉浸在无尽的痛苦。随着战争的升温，这种痛苦转化成了对反抗军的仇恨，她再也不对这个世界展露自己的脆弱。对亲人离世的悲痛与战争疾苦的谴责作为仇恨的种子埋在内心而渐渐酝酿邪恶，她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人肉炸弹？作者的答案是：“我并不想写那种只有好人坏人，而且好坏之间界线分明的书，起初驱使我写下这本书的想法跟复仇的共通性有关。无论我们生长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无论我们信仰什么，我们经历的痛苦都是相同的，痛苦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也是相同的。”木心说过：“人性有兽性的前科，而战争是兽性的暴露。”面对苦难，人类的本性是回归为原始的兽性还是保持人性？从萨拉特与更多战争当事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两面性。奥马尔•阿卡德在《无人幸免》一书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背景，但在具体的叙事层面又聚焦一个小人物的转变，这样的对比冲突下做判断时就很难以善或恶、好或坏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去评判。奥马尔在书中借角色之口写道：“战争以相同的方式摧毁他们，把他们变得同样胆怯、愤怒、复仇心切。在和平年代，他们迥然相异；一旦失去和平与财富，他们就会如出一辙。所以她明白，适用于一切战争的口号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换作是你也一样。”最后一句“换作是你也一样”，强而有力，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仿佛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看一场触目惊心的记录片。

　　《无人幸免》一书没有直接的战争与战场的描写，而是关于战争的历史教材节选、新闻报道、私人回忆录与战争期间的政客发言稿、家书、秘密材料，等等。作者通过这些背景、阶层迥异者对战争的描述将战争的事态变化展现的淋漓尽致，但又没有为了“未来”而特别发明什么。半个世纪之后的美国环境污染严重、原油枯竭，世界关系重组是作者基于现实的适度想象，而故事中的无人机、难民营与杀戮、逃亡、背叛或投靠都不过是他在阿富汗、中东、非洲的所见所闻罢了。所以，此书出版后欧美的很多媒体将其定位为极具现实意义的反乌托邦文学。美国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里的主角父子在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宁愿饿死也不吃人并约定“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而《无人幸免》一书中的萨拉特基本上丧失了这些道德底线。前者是对未来抱有希望，后者则更多的是绝望。奥马尔从战事写到人性，再从人性写到生死，试图说明战争的创痛是世人唯一的共同语言。见证过战争的战地记者奥马尔·阿卡德写战争与战争里的人与人性，再次让人想到战争的残酷与普遍的杀伤力。爱、死亡与战争向来是写作的三大母题，奥马尔的这部小说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幻想文学与纪实文学的元素。

　　三、对台军事斗争应未雨绸缪人道保护以彰显战争中的人性光辉

　　在对台军事斗争方面，我们的古圣先贤已为我们演绎了部队战斗力的三个层次，即兽兵、利兵与义兵，分别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兽性、人性与神性。不同的思想与心理状态会导致不同层次的部队战争力：兽兵是指没有目标而只能靠纪律威压督战与许诺取胜后的劫掠满足士兵本能自身兽性欲望的军队。这是原始本能的军队，战争力最弱。这种军队缺乏团结、真诚、牺牲与奉献的精神，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与诱惑，遇到困难与危险就会逃跑或投降，如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军队。利兵是指有军纪、有目标、靠金钱土地军功制与兑现战后赏赐激发士兵对利益的追求的军队，这是追求与满足物质利益的军队，战争力居中。这种军队有一定的组织与纪律，能为了利益而战争，但也有局限性。物质利益分配不公平或不能及时兑现会导致士兵的不满与抵抗，但物质利益不能满足士兵的精神需求，也不能激发士兵的高尚情操与道德观念，如秦朝的军功爵位制。义兵是指在物质利益分配公平的基础上，士兵思想文化素养高，思想觉悟高，为了义气、感情或真理等思想指导下的军队战争力最高。义兵不是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战争，而且也是为了情感、理想、真理与正义而战争。所以军队将领恩结士卒非常重要，中国古代战无不胜的名将莫不如此体现义，如吴起、岳飞。打仗都要发檄文，批驳对方占据大义，因为真正的义兵战争力非常高。他们能抵抗外部的压力与诱惑，能在困难困苦中坚持不懈，能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如朝鲜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最初自称穆斯林学生军的塔利班也有义兵的影子。义兵是最高层次的部队战争力，也是我们应努力培育与提高的部队战争力。为此，我们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士兵的思想觉悟与文化素养以培养其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激发其荣誉感与自豪感、塑造其优良形象与风貌、建立其互助与团结与增强其信心与勇气，直至形成一支高素养、高效能、高战争力的现代化军队。如何以义兵模式预演武统台湾之后的“治安战”？人类战争不同于动物野蛮的本能发泄，要受到理性的约束。士兵哪怕是在残酷、暴力的战争中也要坚守文明的底线、人性的良知，其中最能体现人类文明与人性温情的莫过于对战争受难者的人道保护。

　　保护战争受难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而“战争受难者”特指没有参与战争或已退出战争的人员。既包括战火下绝望无助的平民，也包括战场上命悬一线的伤者病者遇船难者与交出了武器的战俘。这些战争受难者是战场上的弱势群体，攻击他们不会带来军事利益，还会违反节约兵力的作战原则。但对他们的保护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才逐渐确立的。在古代，战争受难者被随意处置。人类社会早期，战争类似于动物界的搏斗，更多表现为嗜血的野性与盲目的破坏。一座城邑沦陷，全城居民可能面临血腥的屠城，尤其是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展开厮杀时，战争往往演变为种族清洗。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时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就煽动道：“去把那些邪恶的种族消灭干净。”在古罗马，统帅苏拉在一次战役获胜后，曾下令用标枪射死八千多名战俘。但即使在这样野蛮、残酷的环境中，即使战争更多表现为动物性的原始攻击，人类出于本能，还是会展现出对生命的珍爱、对同类所受苦难的悲悯与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例如，我国古代就有“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的主张，有“杀降不祥”的说法。当然，这些仅仅反映了人们朴素的人道情感，拘束力弱，没有形成普遍做法。到了近代，保护战争受难者的理念逐步形成。人是理性的动物，会不断探索自身活动的价值与意义。人类在不断思索：为什么要打仗？到了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来理解战争，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只需打败敌方武装力量，无需发动种族清洗。克劳塞维茨解释道：“如果发现文明民族不破坏城市与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运用了智力，学会了比粗暴的本能发泄更有效的方法。”其实，产生于近代欧洲的这一思想，在我国古代传统兵学文化中已有所体现，最精辟的概括莫过于唐代诗人杜甫的《前出塞》一诗中所谓的“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如何处置战俘？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得《论法的精神》一书指出：只应把战俘看管起来，阻止他们再次参战而不该屠杀他们。至于不能屠杀的原因，同是启蒙思想家的卢梭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出发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强调，“战争反映的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中的个人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士兵的身份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交战中，人们有权杀死敌国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中还有武器；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而不再是敌国的工具时就会还原为普通的个人，别人无权随意杀死他们。至于战场上的伤病员，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无人理会、任其自生自灭的。在人们眼中，不故意虐待、屠杀伤病员已是对他们最大的仁慈了。”直至19世纪下半叶瑞士商人亨利·杜楠在目睹战役中伤病员的惨状后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设想：在平时就成立伤兵救助委员会，于战争中迅速抢救伤员、减少死亡。1863年，英、法、德、瑞士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决定设立伤兵救助委员会。2017年元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名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提到：“1862年，亨利·杜楠在《沙斐利洛的回忆》一书中追问：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杜楠之问’很快有了答案，次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运而生。经过150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进入现代，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法体系形成并趋于完善。正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推动下，同时也是在人类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灾难的深刻反省下，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法规范形成并趋于完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方无视已有的作战伦理，使战争迅速沦为无节制的屠杀与毁灭。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如是评价侵华日军：“他们是一群野兽、恶狗、发了疯狂病的强盗”。盟国胜利前夕，丘吉尔面对一片片城市废墟，不禁自问道：“我们是野兽吗？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战后，国际社会全面反思战争中的伦理问题，认识到残酷的战争会扭曲人性、让人丧失理智乃至变得疯狂，仅靠伦理规范与道德修养，不足以杜绝泯灭人性的暴行。国际社会决定强化法律的强制性，明确交战方权利义务与违法责任，通过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惩治了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与滥杀无辜的违法者。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推动下，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问世。这四个公约分别对陆战中的伤者病者、海战中的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战俘与战争中的平民，规定了较为充分的保护，尤其是日内瓦四公约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国际公约，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是缔约方。1977年国际社会又制定了两个附加议定书，不仅充实与发展了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规定，还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予以法律保护。至此，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法律规则形成并趋于完善。

　　人道保护规则体现了人道需求与军事必要间的平衡，而人道保护规则的形成足以证明人类摆脱了蒙昧而走向了文明，尤其是能通过理性限制战争的残暴。但战争的目的是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法律规则并不是一味追求人道主义情怀，其对生命的珍爱、对人性的坚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是人道需求与军事必要间平衡的结果。平民与民用物体，最重要的保护是“不得直接攻击”。但一旦平民直接参加了敌对行动、实施了害敌行为，就会丧失受保护地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最常见的方式是拿起武器主动攻击对方，但又不限于使用武器，只要行为的目的或性质是蓄意造成敌方人员、装备损毁或军事能力削弱，就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可见，战火下的平民享有人道主义保护不是绝对的，以其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为前提。保护的相对性还体现为，交战方的义务是“不主动攻击平民”，而非“不得造成任何平民伤亡”。面对残酷的战争我们必须承认，“军事必要”与“人道需求”直接冲突时，攻击方要做的是平衡二者间关系，在维护军事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平民伤亡。如城市作战中，建筑物密集、平民流动性强，打击军事目标很可能造成平民伤亡。攻击方应在情况允许时发出预先警告，让平民抓住最后的撤离机会。如以色列在打击哈马斯时，由于加沙地带人口密度高，以色列国防军就采用了“敲房顶”战术，正式攻击前，先向打击目标发射一枚不装炸药的导弹，通过巨大的声响警告周边平民。正式攻击时攻击方则应以理智指挥官的合理预期判断为标准，适用比例原则。战场上的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已丧失战斗力，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包括被搜寻、被尊重与得到及时的救治，等等。这些需求的满足同样要顾及军事利益实现。人道保护规则要求交战方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搜寻并收集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并加以保护、给予医疗照顾。若战斗激烈、敌方炮火封锁严密与其他情况十分危急、无法展开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致使伤者病者遇船难者不能被抢救下来的；被抢救下来但因缺乏必要的救护条件而致其死亡的，不构成对人道保护规则的违反。对医务活动的保护是保护伤者病者遇船难者的应有之义与核心内容。保护的前提同样是，相关人员不实施或相关设施不被用于实施人道职务以外的害敌行为，如医务人员参战、救护车被用于运送战斗员或武器装备藏在医院中，等等。医务人员履行职责与武装部队的军事利益存在矛盾时，二者间需达成平衡。交出武器的战俘，处在俘获方权力之下却与俘获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绝不是后者的战利品；其被拘禁的目的是防止再度作战，一旦战事结束，就应予以遣返。有关战俘的战争法规则要最大限度地给予战俘人道待遇，同时也要保障拘留国营地的公共秩序与纪律。战俘既然不再参战，就应享有作为普通人的最基本权利。人道保护规则要尽可能满足战俘的各种实际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归属需要与尊重需要，尤其是要求拘禁方向战俘提供健康所需的饮食与衣物；将战俘羁押在安全、卫生的场所；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与同伴分开；战俘的宗教信仰与文化需求应受尊重，他们有权开展宗教与文体活动；等等。战俘应受拘留国武装部队现行法律、规则与命令的拘束，拘留国对战俘违反法律、规则或命令的行为可予以纪律或刑事制裁。对战俘的人道保护是要尽可能达到战俘人道需求与拘留方军事利益间的协调与统一。

　　人道保护规则蕴含着重大的政治与军事价值，而人道保护规则是在军队在人类社会无法完全杜绝战争的现阶段为尽可能减轻战争灾难而作出的努力。当前，人道主义观念为世人普遍接受，人道问题已成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不得不十分重视战争中的人道问题。战争中，各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用来作为评判人道问题的唯一法律准绳，不是别的，正是人道保护规则。这样，人道保护规则就有了重要的政治价值。是否尊重、遵守人道保护规则，直接关系到交战方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能否实现。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违反人道保护规则攻击与枪杀平民、强奸妇女、虐待战俘，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世人难免困惑：“战俘营何时变成了地狱？美军是善良的人权卫士，还是残忍的魔鬼杀手？”可见，要在战争中取得与保持政治优势就不能无视人道保护规则，要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正视人道保护规则。人道保护规则是“人道需求”与“军事必要”间平衡的产物，其对“人道”的追求以“军事必要”为基础与前提。否则作为习惯就不可能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作为条约，它不可能得到各国政府普遍认可。在规则内容上，人道保护规则保护战争受难者，限制甚至禁止某些作战手段与方法，这不仅不阻碍作战的“军事必要”，反而是把武力的使用规范引导到满足“军事必要”的正轨上来。“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人道保护规则保护的战争受难者是那些没有参加或已退出作战的人员，对这些人员实施保护，能确保作战行动不偏离战争的目的与本质，确保作战符合节约兵力的作战指导原则，避免不必要的军事资源浪费。人道保护规则是战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交战各方均有法律拘束力。交战方可充分利用这一法律拘束力，去限制、约束敌方，使其不敢越矩，以此挤压其军事活动空间、剥夺军事行动自由，达到限制、打击对方的目的。2015年10月，在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武装直升机轰炸了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的一所医院，造成十名病人与十二名医护人员死亡。事件曝光后，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各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他们怒斥美军的狂轰滥炸构成了战争罪；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军表示道歉，时任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就此次“悲剧事件”向死者表示“最深切哀悼”。事后，美军强调将限制空中袭击，承诺即使发现对方武装人员藏身于医院等民用物体内，也将避免从空中直接轰炸，而将派出地面部队实施抓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可见，此次事件不仅使美国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还致使美军的行动空间受到挤压。有个普遍使用的军事术语大家都误解了，这个术语就是‘失败’。什么是失败呢？它指的是一种失去战斗欲望的状态。现代战争，作战目的不再局限于攻城略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物质层面，其正在向攻心夺志的精神层面发展。攻心夺志的实质，是从战争的精神层面出发，把人的意志、信念、思维、心理等作为作战对象，通过认知攻防对抗，体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思想。在人道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遵守人道保护规则已成为征服军心民意的利器。交战各方无不千方百计表明自己作战行为符合人道保护规则，指责对方滥杀无辜、虐待俘虏，等等。这就是要从心理上压倒对方，消解对方军民的战斗欲望，激发己方军民的战斗热情，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实施战争的过程中，战争的指导者与指挥者往往通过运用人道保护规则的各种禁止性、保护性规定，如公布攻击目标与保护目标、告知敌军得到保护的途径与方法、宽待与适时释放战俘，改变对方认知，配合作战行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人道对待战俘，在给予物质生活的优待从人格上尊重他们，甚至不失时机地加强教育感化与思想改造而有效瓦解了“联合国军”。已有美军专家承认，被志愿军改造的美军战俘“有三分之一的过来人对美国的制度产生了怀疑。”

　　四、对台军事斗争当如何甄别、思辨与权衡兽性、人性与人性？

　　徐贲说过：“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与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集中营并不是纳粹的发明，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与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阿甘本认为，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为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创设的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还是20世纪英国人用于集中管理南非布尔人的concentration camps，才应被确认为最早的集中营。但关键问题是这两个事实都是“与殖民战争相联系的例外状态向平民人口的扩展”，“收容所既非诞生于普通法律，也非……监狱法的某种改造与发展产物；毋宁说它们诞生于例外状态与军事管制。这在纳粹集中营的例子中表现的甚至更为明显……法律制度能出于使国家安全免于威胁的目的，对个人‘拘留’，所以纳粹法学家常常视此法律制度为预防性的管制制度”。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阿甘本所说的“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与兽人世界。这个地方浓缩了阿伦特所说的“恶”：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的“恶”。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1945年，随着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大量发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被披露，阿伦特的强烈反应是，“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被问及对灭绝营的看法时（她第一次听说是在1942年），她直言就像打开了一道深渊，“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认为：“阿伦特感到，集中营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且最根本的恶的形式。‘奥斯维辛’变成了集中体现这场浩劫的名词并变成了20世纪爆发的其他恶的象征。还有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这些名称与地点是如此不同，但呈现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们将尽全力去理解这些事件，但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无论这样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说成有“正当”或“合理”的原因，我们都永远不能原谅与宽恕这样的事件。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永远关闭所谓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正当性”的大门。道了21世，恶不再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别名，而是现实生活中一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残害性暴力，我们遭到的恶与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的《撒旦之死》一书称：“我们的文化在恶的可见性与能获得的对付它的知识资源之间已裂开了一道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来不曾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不曾如此骇人听闻，从组织化的死亡集中营到儿童在饥荒中饿死，而这些本来是能避免的。”20世纪，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本来能避免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恶造成的罪孽从未如此之多，但我们对恶的反应与认知却长期停滞不前。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与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与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直至弥留之际也不愿面对牧师忏悔。

　　战争是人类历史中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现象之一，无论古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的战争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与痛苦。但在战争的阴影中，我们也能看到人性的光辉。战争中的人性反思不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战争的可怕，也引发了关于人性本质的哲学思考。战争对人性的挑战有哪些？第一，暴力与残忍，战争中的暴力与残忍行为使人们深感痛心。在战争的环境中，人们有可能被极端的情况与压力影响，导致其失去道德约束与同情心，从而展现出最丑陋的一面；第二，恐惧与自卫，战争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使人们感到恐惧并驱使他们采取自卫的行动。在战争中，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与自己的家人，有可能采取暴力手段，甚至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第三，群体意识与道德决策，战争中个人的行为往往受到群体意识的影响。在集体行动中，人们常常会把个人的道德准则置于集体利益之下而导致道德决策的模糊与扭曲。如何反思战争对人性的考验？第一，战争中的善行，战争充满了暴力与残忍，但在战争的阴影下，我们也能看到人性的光辉。许多士兵与平民在战争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慈悲，为他人付出生命，保护弱者，甚至与敌人建立起人道的联系。这些善行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人性的善良与正义仍然存在；第二，战争对人性的考验：战争是对人性的巨大考验，它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缺陷，迫使人们对自己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深刻反思。战争中的压力与紧张状态往往使人们做出不理智的决策，甚至背离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性的本质与我们作为人类如何应对这种挑战；第三，道德责任与选择，战争中个人的道德责任与选择变得尤为重要。无论士兵还是普通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道德决策的抉择。他们要权衡个人利益与道德准则，决定是否参与战争，如何行动与如何对待敌人与平民。这种道德选择不仅考验个人的品德，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产生深远影响。以战争实现和平与人道主义可能吗？第一，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抵抗，面对战争的暴力与残酷，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抵抗成了一种寻求和平的哲学与行动。以马丁·路德·金与甘地为代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向世人展示了和平与人道的力量，通过拒绝暴力、倡导对话与和解，人们能在战争中追求和平与正义；第二，国际法与人道主义行动，国际法与人道主义行动为战争中的和平与人道提供了法律框架与行动准则。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道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使得战争中的人性得到一定的保护与尊重，制定法律规范与执行人道行动能减少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破坏；第三，教育与意识形态改变：通过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改变，可引导人们对战争及其后果深入反思。教育应注重培养与传播和平、宽容与尊重的价值观，让人们意识到战争对人性的伤害并倡导和平解决冲突与建设和谐社会。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深刻。战争不仅对人性构成了巨大的考验，也让我们反思人性的本质。但在战争的阴影下，仍然存在着人性的善良与正义。战争中的人性反思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仍然有选择与行动的自由，比如通过和平主义、非暴力抵抗与国际法与人道主义行动减少战祸。教育与意识形态改变也有关键的作用：培养人们的和平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推动社会朝着和谐与宽容的方向发展。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破坏，但战争也在不断提醒我们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仍然能看到人们的善良、勇气与慈悲。通过深入思考战争对人性的挑战，我们本可更好地理解人性的本质并为创造一个更和平、更人道的世界而努力。战争与人性的关系不仅是哲学思考的课题，更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思考并付诸行动的重要议题，为实现持久的和平与捍卫人类的尊严而共同努力。

　　如果赖清德及其背后的特朗普一意孤行引爆台海战争，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该怎么应对？第一，顺从兽性之原始的呼唤。兽性是我们骨子里的野性，是我们在文明的外衣下隐藏的野蛮，不讲理不温柔而只认生存。在看似文明的社会里，我们常常被告知要压抑这些本能，但压抑的结果往往是更猛烈的爆发。“没有人性失去很多；没有实行，失去一切！”顺从兽性不是放纵而是承认自己有时候就是想要大快朵颐与肆无忌惮地睡到自然醒，但顺从并不意味着放弃控制。兽性要被驯服，要在理性的框架内得到释放。第二，理解人性之复杂的迷宫。人性是情感的漩涡与理性的战场，文明在人性的迷宫里既是囚徒又是解谜者。我们渴望爱却又制造恨，追求真却又编织谎言，向往善却又沉溺于恶。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接受或拒绝人性，而是要深入地探索与理解人性。人性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片灰色的地带。在这个地带里，我们要学会平衡，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第三，成就神性之自我超越的征途。神性是人类灵魂的终极追求，超越自我追求卓越而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神性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坛，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火焰，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成就神性不是要我们成为神，而是要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离不开勇气、毅力与不断自我挑战、自我超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失败，但每一次失败都是成长的机会与成功的垫脚石。顺从兽性理解人性成就神性，这是一场灵魂的炼狱之旅。我们在这个旅程中有可能遇到各种挑战与诱惑，但只有通过这些考验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而真正地成长。对台军事斗争只有勇敢地尝试、体验与征服才有可能浴火重生，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兽性，不要逃避理解自己的人性，更不要放弃追求自己的神性。

　　【文/陈俊杰，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