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中美网民小红书对账本之陈平不等式解构

　　“如果我（在中国）一个月工资两千块，不到一千美元，但我活的要比在美国三千美元舒服的多。”陈平这句话到底可信不可信？因人而异。

　　为了支持其观点，陈平可能参考了诸如购买力平价（PPP）、生活成本指数（CLI）等经济学指标，这些指标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生活成本差异。但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此陈平不等式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与批评。陈平不等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数学不等式，但其背后的收入与生活成本、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与数学中的优化问题、不等式分析等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数学领域，研究者们能运用数学模型与算法，对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指标量化分析，以更准确地揭示收入、生活成本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通过构建多目标优化模型，不妨在考虑收入、物价、教育、医疗等多个因素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评估。这样的模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陈平不等式揭示的现象，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陈平不等式与数学中的多个概念有着紧密的关联。一是与“效用函数”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经济学里的效用函数用于描述消费者对不同商品或服务的偏好程度，陈平不等式实际上是在探讨居民在不同的收入与生活成本的条件下对生活质量的效用评价；二是与“帕累托最优”这一概念有所联系：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状态，即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至少有一人的利益得到改善，陈平不等式揭示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探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三是与数学中的“不等式证明”有着一定的联系：陈平不等式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数学不等式，但研究者们不妨尝试运用数学方法对其背后的经济现象证明或反驳，籍此加深对陈平不等式的理解并推动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陈平不等式揭示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并不罕见：以中国与美国为例，美国的平均收入远高于中国，但中国居民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质量可能并不逊色于甚至优于美国居民。例如，在饮食方面，中国的美食文化丰富多彩，且价格相对亲民。在中国，即使收入不高，也能品尝到各种美味佳肴。在美国，食品种类同样丰富，但价格相对较高，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可能难以承担高昂的餐饮费用。在住房、交通、教育等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居民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下也能享受到较高的生活质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在所有方面都优于美国居民。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因此，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时有必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免片面地看待问题。陈平不等式提出后成了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学术研究领域如何衡量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等议题？运用不同的经济学指标与数学模型对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居民生活质量量化分析有助于加深对陈平不等式的理解，进而推动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社会工作者纷纷就如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缩小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生活水平差异等问题深入地探讨与实践，这有助于社会进步并为陈平不等式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实证材料与案例支持。陈平不等式在学术界与社会实践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与质疑。例如，有人认为陈平不等式缺乏严谨的数据支持与案例分析，有人认为其过于强调生活成本而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还有人认为其是为了博取眼球与流量而提出的言论。这些争议或质疑的存在说明陈平不等式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社会现象描述还会有进一步的探讨，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实践的进步将让陈平不等式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如何衡量生活质量、如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宝贵启示。从来没有完美的国家，在任何国家生活都不会毫无压力。美国人对中国物价与服务的感叹打破了基于经济数字上对中国的理解，中美网民的线上互动与民间交流多多益善。

　　较之于美国，中国的人力服务、水电网等公共服务、所有国产的汽车、房租都是性价比在线、且效率极高的。这些消费品类绝大多数都是必选消费，所以即便中国六亿人月入一千、九亿人月入两千，绝大多数人也还是能吃饱穿暖的。这些优势资源几乎又全都来自另外一大批勤劳的中国人，比如我们享受到的包括快递、外卖等物美价廉的服务，本质来自于另一群国人起早贪黑但收入微薄的工作境遇。又比如包括水电网与公共交通在内的服务，中国的生活用品的价格是全世界相同基础设施水平下最低的，没有之一。但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对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补贴，而补贴的资金大部分又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则来自于千千万万六个钱包买房的普通人。中国人民当然要用好这些属于我们的优势资源，珍惜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感恩默默奉献的国人，但同时也要巧妙地避开那些坑，这样我们的生活是能过得很好的。小红书对账陈平不等式不应被当成输了或赢了的论据，我们做任何事都不可能不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赢。过于在意赢与输，相当于把重点放在了对手身上，这显然是搞反了轻重缓急。一个硅谷年包四十万美元的中高级程序员的收入结构是怎样的？例如，谷歌美国高级程序员（L5）的平均年包是38.5万美元，这个职级算是硅谷程序员职业生涯里的第一个比较稳定也选择较多的阶段，可躺平、转组或跳槽，也可继续留在大公司里爬梯子。谷歌程序员绝对是打工族的高收入代表了，现在绝大多数纽约投行的entry level岗位年包远低于谷歌给CS大学毕业生的年包，而纽约的生活开支一点也不比硅谷低，其他地区普通公司的程序员的收入与硅谷大厂有差距。进而详细计算，这个L5的程序员，38.5万美元年包里有20.8万是现金，有2.89万是奖金，有14.8万是股票。按单身计税、坐标硅谷、5%的月薪投入401k来计算，这个年包接近四十万美元的程序员，到手的现金收入是14.98万美元。显然，这仍是一笔很高的收入，但与名义上接近四十万的年包相比就显得没有那么漂亮了，平均到每个月为1.25万美元。在硅谷，租一个过得去的单人公寓就要三千美元/月；如果买房，一百万美元在当地只能买到小黑屋或普通公寓，按当下的利率与三成首付三十年按揭背景下，买一套一百万美元的小黑屋月供要五千美元以上，年度房产税超过一万美元。所以不算攒首付的过程，一套当地低总价住房的月供与房产持有成本就要占用这个谷歌L5程序员五分之二的现金比例。这还只算了住房成本（没有包含房屋保险与HOA），没有计算价格高昂的餐厅、车险、油价、人力服务，现在旧金山湾区的中餐厅，含税含小费后人均五十到一百美元已是主流区间……所以即使是硅谷的高薪码农，如果不是公司股票给力也根本做不到下馆子自由、打车自由、推拿自由，更不用说财务自由了。衡量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或生活质量不能只用名义收入的数字对比，最重要的应是计算一个人的收入，在满足相同质量的生活水平开支后能存下的钱在当地的购买力。A在中国年薪一百万元人民币，到手七十万元人民币，开销四十万元人民币，存下三十万元人民币；B在美国年薪三十万美元，到手十八万美元，开销十二万美元，存下六万美元。这组对比中A就比B过得好，三十万元人民币在中国能享受的商品与服务确实大于六万美元在美国能享受的商品与服务，但在中国实现税前年薪一百万的难度也要远高于在美国实现年薪三十万美元的难度。硅谷码农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公司股票，因为其职级上升后年包中现金的增长幅度并不大，年包增长主要靠多给的股票，这些股票几乎都是限制性的，长达几年的限制期反而可能让员工长期拿住享受更大的增值。如果一个年轻人加入了一家好公司，也许十年之后也存不下很多现金，但公司股票大幅上涨后这个年轻人就能在五年内实现财务自由。近年来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尤其是亚马逊（2015-2020）、英伟达（2020-2025）。当然，股票不可能一直以过去十年那么快的速度上涨，后疫情时代的美国CS行业也有以降本增效为目的裁员潮，就业者无论新老，压力都不小。硅谷的计算机从业者还是有很多舒服的地方，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财富自由还不是最要命的，关键是美国码农加班比中国同行少得多、休假多得多并享受更好的自然环境、更自由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职场环境与社会保障安全感，前提是你要拿到美国绿卡或自己就是美国公民。

　　现在的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发达国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美收入与生活质量仍然存在很大的客观差距。中美对账陈平不等式的关键是同阶层对比，比如中国收入前10%的富人与美国收入前10%的富人对比，而不是中国北上广深互联网或金融高薪白领与美国铁锈区的中低层红脖子或与非法移民对比。高收入地区必然是高消费，如果不考虑大众的普遍收入水平与消费质量，河南人民生活就能吊打首都北京，中西部县城赢过一线城市，逻辑是一样的。根据福布斯的数据，要达到美国前10%则家庭年收入不能低于19.1万美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前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5万元人民币，按前20%人群中的平均水平，大体可理解为全国前10%的入门收入水平，按2023年全国平均家庭人数2.8人，则家庭收入要达到26.6万元人民币就可达到中国前10%。所以，年收入19.14万美元对26.6万元人民币（3.65万美元），这就是中美当下各自前10%收入阶层的入场券。可见两者相差5倍多，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美元大约相当于4元人民币，则两者的差距在3倍左右。中国的富裕阶层是与美国相应阶层生活质量相差最小的，而且中国的富裕阶层能享受到中国其他更低收入者为他们提供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就好比在印度，婆罗门等兲龙人阶层的真正财富不是他们的存款房子，而是数量庞大的首陀罗，达利特们；在一款免费玩的游戏里面，付费玩家花几万买个顶级装备带来的体验不是来自买的虚拟道具，而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不付费的玩家，他们是付费玩家的体验的一部分。因此，考虑到最低薪资与社会福利保障，中美两国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是其实是中低收入群体。美国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也不算低，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普通美国工人的年薪中位数为48060美元，而在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036元，即使美国的数据扣掉一部分税收，两者的倍数差比高收入者对比的结果更大。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在发达国家属于很弱的水平，但如果收入低到一定程度，在美国医疗与食品基本也不用自己花钱了。以加州为例，如果一个三人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就能免费获取白卡（Medicaid），即免费医保、全额报销的医保方案，这个白卡在每个州都有，无论红州还是蓝州。如果经济困难但又没有低到白卡标准，这些中低收入者还能购买商业医保，在Obama Care的补助下，一对夫妻一千+美元/月价值的商业一般，自付的保险费可能只是一个零头。食品券的标准比医疗白卡还要宽松，加州一个三人家庭月收入低于4303美元就能领取每月多至768美元的食品券，美元在超市的购买力还是很硬的，特别是肉类、鸡蛋、牛奶、水果，二百美元到沃尔玛或Costco基本就是一个购物车的东西，足够让三口家庭一周的伙食毫无后顾之忧。

　　民间交流的目的是增进双方友好与了解，你如果用斗争思维来面对民间交流，方向上就错了。更有甚者，有人试图给¥2000>$3000的不等式洗地，攻击质疑该不等式的所有人。客观地说，两千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与生活体验确实大于根据汇率对应的美元，但说¥2000>$3000明显是哗众取宠、颠倒黑白了。根据国际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两千元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要大于等值的275美元，大概相当于五百到六百美元，说三千美元就太夸张了。¥2000>$3000必须满足四个前提条件：中国的样本有房无贷，用不着付房租；美国的样本无房或有房有贷；中国的样本不买车不开车，一律用便宜的公共交通出行；美国的样本买车开车，所以要增加汽油、保险、维修费用。在上述四点都满足的情况下，美国的样本在租房与用车后，可能只剩几百美元；中国的两千元人民币只需拿来买菜。在上述四个前置条件下，你觉得陈平不等式这样的对比还有现实意义吗？

　　小红书对账陈平不等式的内容里有一些的确是事实，比如美国物价比我们高，救护车费用比我们贵，甚至我们一些免费的东西美国还不免费，等等。但靠这些难道就能判断出幸福指数了吗？若如此，全世界有个国家绝对无敌，别说教育、医疗全都免费了，连住房都是免费的。没错，说的就是咱们北边的那个国家。也没错，诸如上述的一些专家们，还真认为朝鲜的福利一流、幸福指数爆表，意见与初中毕业的毛星火高度相似。但专家们却从不愿去朝鲜生活，比如陈平。大部分中国人没去美国或朝鲜生活过，无从判断了不妨参考一下常识。2025年1月18日新浪财经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人均存款首超十万元。如果按这个数据看，普通人的确过得还不错，幸福指数不说多高，却也绝对不低了。但也有必要考虑到另一个问题：人均不等于每个人。哪些人与他们的家属存款最多，消费最多，房子最多？张家有钱一千万，邻居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简单点讲，把房贷车贷算上，2024年底有多少普通人存款能超过十万？大家自己心里有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美国人平均月薪资大约为四千六百美元至五千美元。这不是开玩笑，2023年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家庭财富调查》数据中显示，美国成年人的平均存款额约为一万美元至一万五千美元之间。甚至不如我们（超十万元人民币）。可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多少普通人的口袋里存款能超过十万呢？不说全部，80%有吗？那些说陈平不等式多么了不起、多么务实的也应顺便聊一聊另一个核心问题，美国有多少月薪不到三千美元的屌丝？而我们又有多少月薪还不足两千，甚至不足一千的屌丝？还是那个古老的命题：“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真的每家每户存款都超过十万，以国内的物价水平对普通人而言则幸福指数的确很高，甚至你说超过了美国也没几个普通人会有意见。启示有哪些？珍惜我国的优势资源与经济发展成果，对那些替我们提供物美价廉商品与服务的同胞应常怀感恩之心；看清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认清并冷静面对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国人确实要自信，但这个自信没必要通过与其他任何人对比来获取，也不存在谁输谁赢，我们要做的只有把自己的事做好，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进步一点。

　　从空间的维度上看，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在两者都是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两千元人民币远小于三千美元。陈平不等式并非严格的数学或经济学定理，而是基于特定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下的一种主观感受或比较。它反映了在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人们对自身经济状况的相对满意度与对不同货币价值的主观评价。但陈平不等式并未得到严格的学术证明，也没有成为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它更多是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与争议的一个话题。据传，王伟恒作为一位数学家在网络上声称证明了陈平提出的上述不等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伟恒不等式，俗称“甜甜圈不等式”，即“20元人民币的效用大于5670美元”。这一不等式的提出同样基于主观感受与评价，而且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王伟恒的这一行为，有人认为是敢于挑战传统观念，有人认为他的证明缺乏严谨性，王伟恒在网络上的传奇经历则让“甜甜圈不等式”这一术语被赋予了一定的娱乐性与网络文化色彩。陈平-王伟恒定理（即陈平不等式加甜甜圈不等式）不是严谨的学术定理或公式，而是基于特定语境与网络传播形成的观点或话题。它们反映了人们对不同货币价值的主观感受与评价，但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因此，在引用或讨论这些观点时有必要高度警惕其非学术性与主观性。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连胡锡进都知道要围绕特朗普两口子发虚拟货币的事谈谈看法，但金、陈二位还在聊当年的不等式。这个用当年勇炒出的冷饭，真的能甘之如饴吗？他们论述自己观点的方式，也让人感到十分陈腐，感觉这几年他们的词汇量没怎么进步。这些教授说来说去都是停留在若干年前的认知水平，没有与时俱进，更没有掌握崭新的思路与语言。“陈平不等式”有没有道理，其实做个详细的比较就能一目了然了。物价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有心者自己去核算即可。但从人情世故的角度，陈平、金灿荣两位教授似乎忽视了，网友们对这个词如此关注并非观点之争使然，而是大家对陈平言行不一的普遍性困惑。既然美国人民真的是水深火热，而人类都是趋利避害的，陈平又为什么要在美国买豪宅？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道理，还要别人相信，是不是有些太不讲理了呢？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中，这些口是心非的角色似乎并不少见。做不到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这才是作为国际问题专家的他们，最令网民感到失望的地方。陈平自己也发文章，再一次把不等式拎出来。但懂的都懂，这个举动其实挺没必要。因为相信陈平的粉丝，依然大有人在，没离开过，有了他们，陈平也不该感到寂寞。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国网民看待美国不能再停留在满足于“你不如我”的低层次的优越感里了，而是应认识到“我有什么”与“对方有什么”。月薪三千美元的生活很多人没有体验过，但一个月就两千的日子，很多人一定明白是什么滋味。国人不是反感其观点，而是讨厌其撒谎，尤其是那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这个就最可恶了。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大教授昧着良心说出一些取悦他人的假话，进而为自己牟取利益，最终的结果却是让知识分子的信誉被不断地糟蹋，同时一种隐晦的社会浮躁及其产生的责任，却要让更多的无辜者来承担。陈平更该对中国人民解释的是，为何要在水深火热的美国购买豪宅，为什么要让自己受苦，难道有两个陈平吗？抑或是升级版五毛党那种现代跨国纵横家？

　　基于陈平不等式，陈平提出了“复杂经济学”这一概念。黄有光认为，陈平在复杂经济学上的探索可视为一种补充或拓展而切忌轻易讲颠覆传统，经济学遇到的挑战要在经济学家内部去解决。像哥白尼日心说那样推翻地心说是极罕见的，即使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也不能说推翻了牛顿力学，即使有统一场论也不能说就解释一切问题。陈平从问题出发研究经济问题，而不是先看经济学文献，从跨学科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济学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其他学科很可能早就解决了，有可能物理学早就有解决方法了。如果物理学解决不了，可能心理学早就有解决方法，只是没有数据，但人类学家可能早就有数据了。他自己首先是实验物理学家，做了五年实验物理研究再做物理学与经济学，并且是做完宏观经济学了再研究微观，能经得起实验检验的就是科学的。陈平是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弟子并在普里高津研究所工作了22年，深受普里高津研究框架、工具与模型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他特别强调自己物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而且是用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他研究的理论可归为复杂经济学，代表作是《文明分岔、经济混沌与演化经济动力学》与《代谢增长理论》。

　　陈平在2000年第一次出版经济学专著时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称为是“演化经济学”，2004年再版时称为“演化经济动力学”，而后逐步地称自己的经济学为复杂经济学。“复杂经济学”这个名称最好是在1999年由美国学者布莱恩·阿瑟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一文第提出的，提出这个名称的时间某种意义上说是显著晚于陈平提出演化经济学时间的。只能说国外学者更会起名字，后面还会谈到为什么“复杂经济学”这个名称流行起来，而演化经济学的名称没流行起来。陈平，“中国土地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超越——在生态、人口、技术与文化制约下的演化动力学研究”（1994）。陈平，“后冷战时代两岸关系的互动与展望-区域非平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6）。他在这些很早期的论文中就已采用了后来被称为复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经济与科技史的文章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期。复杂经济学是基于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的工具基础来建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认为社会经济是属于复杂系统，经济运行过程不是均衡的、确定的、可预测的、机械的、线性的，而是过程的、有机的、永远在进化的。这个研究框架显然与新科学方法论（如老三论、新三论）有关，包括混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等。耗散结构理论就是研究远离平衡的复杂系统。布莱恩·阿瑟的《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一书还不能算一个完善系统的“学”，只是对相关问题多篇研究文章的汇集。这本书也被归为“圣塔菲书系”。从复杂经济学研究者的基本态度来看，他们是要将以往的经济学当成一种特例，而复杂经济学则要成为一种更为大一统的经济学体系。这显然会让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心里有很大压力。但复杂经济学派的学者们也不认为这个方向已发展成熟了，他们都认为复杂经济学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认为这还只能算是一个“毛胚房”。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瑞·盖尔曼与菲利普·沃伦·安德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等从事物理、经济、理论生物、计算机科学的著名研究人员组建了圣塔菲研究所，从当地一所治疗中心处获得了名为“圣塔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原来只是研究医学的）的使用权。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与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都与美国曼哈顿计划有关，因此研究领域都包括核领域，只是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最初是定位于核武器里非核部分的研发而有很多开源软件成果。他们都曾归加州大学管理，都逐步发展了跨学科研究。在圣塔菲研究所，不同学科的学者混搭在一起讨论问题，主要方向是认知神经、物理与生物系统的计算、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进化动力学、网络动态学。该研究所被认为是复杂系统研究的发源地之一，是与欧洲布鲁塞尔学派、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齐名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侧重研究“复杂适应性系统”。圣塔菲研究所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吸引来自全球、有广泛兴趣与研究能力的人群，其中一些人在彼此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一度成为圣塔菲研究所的核心成员，更多的则在不同层次上成为该研究所的长期朋友与合作者。许多过去的成员还以科学委员或外聘教授的身份继续促进着圣塔菲研究所的工作，但圣塔菲研究所没有“铁饭碗”，所长、副所长都有自己的本职单位，结束在圣塔菲研究所的服务即返回原单位并继续参与研究所的活动。该研究所不是靠美国政府的经费，有官方经费的到一定的阶段要有一定的成果且要验收成果。圣塔菲研究所是自己组织，无论是否有什么成果都无须交账，也用不着花时间去搞成果验收，籍此更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性的成果，但凡通过成果验收与专家评审的基本上都是跟随性的研究。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私人资本家的捐款。圣塔菲研究所最多可容纳四十人左右，但在国际同行中的影响很大。布莱恩·阿瑟认为，复杂经济学直到目前被普遍认为处于初级阶段，但复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有继承性。未来是否会发展成大一统理论抑或其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注定了它只能到此为止？只能是后者，因为复杂经济学完全依赖于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而目前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就只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发展出大一统的经济学理论，跨学科的方向是对的，但要成为大一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则必须跨一切学科探索全科型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很多经济学者试图在全科型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基础上发展经济学，但经济学家们本能的回答是“这个太难了，根本做不到。”经济学研究只能基于某种简化，而不同的简化方法塑造了大量不同的经济学派别。

　　至于黄有光谈到的“主流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物理学有没有“主流”、“正统”之说呢？并没有，物理学就是物理学，顶多有零星的官科、民科的区别之说。显然，说自己是主流、正统，明摆着就是说别人是非主流、非正统。这与说“正确经济学”、“真理经济学”没啥区别，完全是一个要从营销学与舆论战角度来分析的概念。要理解他们所指的非主流、非正统是说谁，很显然是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计划经济体系等不认同或挑战“主流”、“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努力。新古典经济学普遍地有一个共识，简单地说就是认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是对的。强调正统与主流也是因为经济学这门学科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太乱了”，如果是有人要转行研究物理学，无论这个人原来是什么专业出身，只要他真的有这个能力与意愿，物理学界一般会非常欢迎而不会认为这个新加入的是来“抢饭碗的”更不会认为是来捣乱的。一般来说，无论物理学界内部成长的物理学家还是转行来的物理学家、都会使用同一套物理学语言，遵从相同的研究规范。但经济学界不是这样，不仅内部非常分裂，而且“但凡是个有文化的似乎都能过来讲一番经济学的大道理”。如果只是科普一些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知识还好，问题是网上各路财经大V各显神通，往往都是粉丝量仅次于影视明星与直播带货顶级流量明星。谈着争着就逼出了自己的一套经济理论，最认真的是刚入道就想建立一套新经济理论的学者。有自己的一套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有蔡定创（信用价值论）、高广宇（可量化的经济学）、陶永谊（新货币论、互利经济学理论、风险经济学理论）……周强（新市场经济理论）、陈经（官办经济理论）……这些学者对经济学都是经过长期研究与深入思考的，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新观点与思想。至于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论”，相关争议不比陈平不等式少。职业经济学界内部都有“两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起会有三个经济学理论”的说法，每转行过来一个就又会多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甚至全新的经济学体系，职业经济学家如之奈何？

　　最科学的、最完备的经济学理论才有资格被称为主流，这个标准才比较硬核。将现有的所有经济学理论全都系统地总结，用第三代科学的方法完全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公理体系里面是可行的。完备地研究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只跨某一些学科就够了，而是必须要跨一切科学的学科，必须能通晓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以往的经济学界有任何人做得到这一点吗？没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何能创立一门完备的经济学呢？当然做不到。因为不能创立一门完备的、从最严格标准来看是科学的经济学，所以只能选择部分人类的文明成就，部分的经济现象或角度，通过不同的简化来创立经济学。简化的方式不同、角度不同、采用的数学工具、其他分析工具不同，创立的经济学就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会如此之多的原因所在。很多有自己一套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他们在过去的研究也都是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简化经济问题以获得不同条件下很有价值的理论。因为有些学者可能并没有研究完涉及的知识领域，所以对某些规律的认识可能是基于某些较为初级的知识，通过直觉来建立自己理论的。例如，高广宇建立的若干模型明显加入了演化动力学的思想，但很显然他没有学完演化动力学的数学知识，而是以牛顿力学或高等物理学的知识为基础，再通过直觉建立起一些自己的量化模型。如果他的模型能通过严格系统的演化动力学整理且所有概念都能严格建立起测量基础，再通过通俗语言来表达则科学性就更强了。相对来说，陈平在数学与物理学研究方法上的功底是很深，也是很广博的。他在统计力学、随机过程、泛函分析、演化动力学、经典的信号分析（如傅里叶变换、滤波器理论）与小波分析、耗散理论、控制论、混沌学等领域都有很深且极广的扎实功底。职业经济学家都要求有很好的数学功底，但陈平可能在数学功底上能吊打绝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因为一般职业经济学家会的数学知识他都会，而一般职业经济学家不会去学的数学工具他也精通。比如信号分析处理类的数学工具是搞通信与电子电路的才会主要去学的专业基础课程，一般的职业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学的。所以，他能把绝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们都给搞晕。采用信号分析工具去分析经济过程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信号分析是系统科学里最基础性的工具之一，其他的复杂性科学分析工具都是要以此为基础的。这一点希望职业经济学家们能理解。只要理解了这一点，对复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就都很容易理解了。尤其重要的是，他有很长时间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经历。一切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实验数据基础上，这是实验物理学家最基本的天条。但就是在这一点上，职业经济学家们往往比较为难，也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与一般职业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在经济学领域也有实验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门学科只是一个分支而不像实验物理学那样成为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因为有相当多的领域无法做实验，而科学的基础是测量。当然，实验也是测量的一个子集。较之于“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家”的称呼，“职业经济学家”的称呼更靠谱，因为职业经济学家群体在基本科学观念上是不太正统、不太主流的。对科学观念来说，最正统与主流的显然是物理学，尤其是实验物理学。物理学是科学的老大哥，天文学是科学的老大姐，其他学科都是小弟、小妹，包括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学者有资格来辩论，也拒绝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在最核心、最基本的科学性问题上，一切学科都必须向老大哥、老大姐看齐，将实验扩展成为测量就能将老大哥、老大姐的科学基础完全统一了。过去天文学的科学基础是什么多多少少也是有些疑惑的，因为天文学一般也都无法做实验。在这一点上，连爱因斯坦也与经济学家门类似，现代物理学的很多基本理论是通过天文测量而不是物理实验完成的。

　　黄有光以“盲人摸象”比喻西方经济学各流派，这个比喻也适用于小红书对账本。问题是谁能把整个大象所有方面甚至五脏六腹全都看明白、看清楚？只有具备通晓当代人类文明一切成就，通晓一切学科的能力后才能做到。复杂经济学主要依赖复杂性科学方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复杂性科学所能通达的程度。系统科学是不是数学与哲学的混合物？如果不是钱学森建立的“工程控制论”变成了完全可落地的科学方法，维纳的控制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数学与哲学的混合物。因此，1957年美国的H.H.古德与R.E.麦克霍尔提出系统工程的概念，1979年钱学森提出建立系统科学，都是希望把这个方法体系能完全落地。用循环因果律统一所有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内容，即使不能肯定能全部统一，至少能统一相当大的一部分。控制论简而言之就是存在反馈的系统，这种反馈本质上就是循环因果。生物进化、超循环、耗散结构、自组织、协同过程、混沌、突变、蝴蝶效应……最关键的本质都是循环因果。这样统一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复杂性科学方法都会变得非常简单了。用循环因果律研究战争理论与生态社会人口理论能否获得这两个领域更深入与专业的成果？真正的主流与正统经济学不是现在职业经济学家们研究的微观、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而是“科学经济学”。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跻身于主流学科之列，而且是唯一且最终是在经济学领域消灭“主流”、“正统”这些在真正科学领域“很不主流”、“很不正统”的概念，以后也用不着在经济学前面再加上“科学”俩字了。

　　以信号分析中的滤波器理论为例，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认知盲点或故意掩盖的事实有哪些？因为不同学科中对类似机制所用的专业词汇不同，因此会严重影响对很多普遍规律的认知。滤波器机制在不同的专业领域说法是不一样的，例如在进化论中称为“选择”，化学中叫“过滤”、“离心分离”、“筛选”与“分选”……社会学中叫“挑选”、“选拔”、“甄选”、“遴选”、“海选”、“考试”、“比赛”、“竞选”……分子生物学中叫“特异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是公平的，可自然达成最优化。事实上，什么是市场机制，无非就是一种滤波或选择机制，不是天然存在的就是人为设计的，法律其实是一种选择机制。经济学家告诉人们市场是公平的，但如果你能知道市场机制就是一种选择机制就会明白，市场的本质就在于它的不平等性。绝对平等了怎么选择？高考被认为是最公平的，但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对所有人都平等的吗？当然不是，它也是一种滤波与选择机制。既然是选择，就是有人选得上有人选不上。既然滤波，就是有人被过滤下来，有人能通过。市场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全通滤波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但如果真的存在则相当于什么用处也没有，等同于什么都没有。不能通过的，当然不会觉得舒服。为什么要说“看不见的手”？不是因为看不见，不是因为真的无形，而只是不想让别人看见这个选择只对某些人有利。设计不同的市场机制，就是设计不同的利益关系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经济模式的根本就在于两个，利益关系是什么？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只要测量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滤波器的特性是什么就马上能得出结果了。当然，更进一步的是分析出滤波器的机理。一般的物理学等理论研究的是传导或因果关系，进还要研究滤波与选择机制，再加上循环因果就能形成系统了。站在这样的上帝视角来看，一切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是不是不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手与手之间是不是也没那么本质的差别了？一切所谓的“手”都不过是不同的选择机制而已，“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并非天然的、人为设计的选择机制，参见小马过河的寓言。一切人为设计的市场机制、一切法律如果绝对按市场经济理论来说都是“反市场”的。甚至于天然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反市场”的，因为它依然有选择。明白了滤波器理论，就对所有这些难以理解的困惑豁然开朗了。有人在争论市场机制的“外部性”，什么叫“外部性”？就是出乎你自己意外的、不希望的信号通过滤波器了，没把它过滤掉。不存在什么正的外部性与负的外部性，都不过是人们设计的滤波器目标与实际有差异而已，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一切人类设计的工具最终的实际结果都会与设计目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对市场机制特殊看待只不过是经济学家们不懂其他科学领域最最一般性的、本来是根本就没必要过多解释的常识。这种不懂并不是他们认知能力不足造成，而是人为的“看不见的手”的荒诞产物。

　　建立真正科学的、完备的经济学理论涉及哪些知识与研究的对象？与经济学有关的知识：财务会计，营销学，价值工程，库存管理……这些经济活动的基本知识如果都不能包括进来，怎么可能研究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数学：经济学研究要用到不同的数学知识，使用不同的数学知识不仅是工具的不同，而且表明了其关注的经济过程与现象的类型不同。例如，复杂经济学不仅是采用了复杂性科学的工具，而且表明了其关注到的经济现象与假设的边界条件是不同的。例如他们会关注存在技术变革条件下的经济过程、非平衡的经济过程，而采用微积分（更深一些采用泛函分析）、线性规划、统计学的数学工具就很难关注到这一类的边界条件了。陈平在代谢增长论中就讨论了技术小波，这样它就将经济学建立在生产与产品技术条件不同的边界条件上。需求与心理学：需求是一个心理学研究对象，所以研究需求不能只是通过边际效用递减等假设与分析就终结对心理学现象的学习与研究。生产技术：科技是最大的生产力，一切学科的不同生产技术与科技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同产业、不同业态的不同生产形式，如果不深入研究，只是搞个通用的生产函数高度简化，基本上就没什么用处了。以上还不是全部，但就是以上知识要研究完了，是不是基本上属于全科型的，把人类只要有的科学的学科全研究完才行？为什么一般职业经济学家不是太好理解陈平讨论的复杂经济学？因为无论对新古典经济学如何理解、其本身有多么分裂，至少大致上是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的。复杂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有什么毛病就针对这个毛病来解决，按陈平的话说就是问题导向；二是其理论还不是很成系统，在所有复杂性科学或不管是否属于复杂性科学的工具与方法，凡是在现存的其他学科与方法中能找到的能解决的工具与方法拿来就用。所以，这就显得复杂经济学一会儿针对一个问题拿出一个斧头，针对另一个问题又突然拿出一个锯子，再下一次又拿出一把钳子，再然后甚至有可能是开出一辆坦克……这样，职业经济学家们就会不断地面对各种让自己心惊肉跳的新玩意儿，不知道该怎么把握。只解决问题，不限工具的使用范围，也不成体系。所以，陈平的视频里一会儿讲军事战略一会儿讲技术变革，一会儿讲耗散理论的远离平衡，一会儿又是小波变换与滤波器……都非常有道理、数学工具比绝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玩得都多、都更顺溜，就是不知道遇到下一个问题，又会从方法库里拿出来的是什么新式武器，职业经济学家如之奈何？

　　具备全科型的知识结构是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但这只是第一步。要真正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必须能用最简单统一的数学公理或数学模型来统一地表达一切研究对象的现象。例如，在常规情况下，会用市场经济的交易去分析经济过程。但为什么现实社会存在抢劫等犯罪、通过金融战等割韭菜、通过欺骗或讹诈获利、强买强卖、战争，均衡与不均衡……遇到这些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在以往经济学里，就是会建立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好像都能有理论来解释，但能不能用单一的数学公式，单一的理论来解释所有不同的、甚至天差地别的现象呢？他们的区别只是统一理论的边界条件不同，只是单一数学模型公式的不同变量处于不同的定义域。以下是科学经济学的交易区分析框架：在以上的常规交易区里，是一般的正常市场交易区间。我们并不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只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与生产方式，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常规交易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均衡的。在右边的E是一个特殊的均衡点。在卖方曲线S的底部，是另一个特殊的均衡点。抢劫、通过金融战等割韭菜、通过欺骗或讹诈获利、强买强卖、战争等都是属于非常规交易区的过程。科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当然必须是科学的，一切概念都是建立在可测量的基础上，完备到足以解释一切常规与非常规的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与营销方法、一切赚钱的方法都允许且必须能从中逻辑推导出来，用单一的数学模型来解释而不是遇到一个新现象就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不妨将原有的一切经济学理论合理成分一概统一在一套单一的经济学公理体系之内。不妨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知识都统一在一起：会计、库存管理、营销学、价值工程……

　　辨识陈平不等式，小马过河是骨干的现实，上帝视角是丰满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