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3日,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Michael Burawoy)遭遇车祸,不幸离世。
*布洛维(图源:网络)
布洛维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的退休教授,先后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以及国际社会学学会的主席。他奠定了当代劳动社会学、公共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领域的基础。
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已翻译引进到中国,比如《公共社会学》《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以及《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近年来,布洛维还致力于与布迪厄、杜波依斯等社会学大师进行理论对话。
如果你在思考“社会学有什么用、为了谁?”,那你应该看看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思想,因为他认为社会学家要建立与公众的对话。
如果你在思考“困在平台算法里的外卖骑手”,那你应该看看布洛维的劳动社会学思想,因为他揭示了劳动现场如何借助 “游戏化” 等手段使人深陷被控制的困境。
如果你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还有效吗?”,那你应该看看布洛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他会告诉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理解、揭露剥削与重建社会。
为纪念布洛维,我摘录了他的三段话,分别阐述了他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思想:
什么是社会学式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社会学?
*布洛维本周在大街大道(Grand Avenue)上被一名司机撞倒后去世。数小时内,人们便在现场为他设立了鲜花纪念,许多曾经的学生也前来悼念。(来源:Bryan Culbertson)
一、什么是社会学式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我们认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是“阶级作为剥削”,而伴随的命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关于再生产和转变的困境和动力,可以通过“阶级”得到广泛的解释。
二、什么是“社会”?
第一,“公民社会”并非永恒不变的概念,而是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特定历史产物。[…]。在现代,“社会”的强弱、其特定构成以及其与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社会并非悬浮在自发价值共识流动中的某个自主领域。在将社会界定为一个制度性空间时,它涵盖了政党、大众教育、志愿组织、工会、教会,甚至家庭。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关注市场与社会之间(波兰尼的议题)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葛兰西的议题)的关系。
第三,当今社会学已经将“公民社会”、市场的“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条件加以运用,而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有助于稳定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为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土壤。
因此,如果葛兰西从公民社会通过与国家的联系来组织共识、限制阶级斗争的方式出发,那么波兰尼则是从活跃社会如何抵消市场经济去人性化效应的角度出发。但他们最终都在探讨,社会如何能够奠定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一种将经济和国家都置于自我调节共同体之下的秩序。
*葛兰西(图源:网络)
第四,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借鉴并扩展了社会学自身对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反感。它把社会学自身的普遍主张、关于社会行动和共同体的理论,转化为批判的武器。举例来说,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通过边缘化权力、强调基础价值共识、互补的角色期待以及稳态自我调节,原本是为了反击对现代资本主义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描述的倾向,但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却成为对资本主义尖锐的控诉。
三、什么是社会学?
第一步是区分公共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是为客户所定义目标服务的社会学。其存在理由在于为我们的各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为已经达成的解决方案赋予合法性。[…] 相比之下,公共社会学则在社会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各方的议程都被摆到桌面上,彼此进行调整。
在公共社会学中,讨论往往涉及双方并非自动共享的价值观或目标,因此互惠——或正如哈贝马斯所称的“沟通行动”——往往难以维持。尽管如此,公共社会学的目标仍然是发展这种对话。
*据他的前学生回忆,布洛维是校园抗议活动中的常客。(来源:Ana Villareal/UC Berkeley)
没有一个提供真实且经过检验的方法、累积的知识体系、指导性问题和概念框架的专业社会学,就不可能有政策社会学或公共社会学。专业社会学不仅不是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的敌人,反而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为政策和公共社会学提供合法性和专业知识。专业社会学首先由多个交叉的研究项目构成,每个项目都有其自身的假设、典型例子、核心问题、概念工具和不断发展的理论。大多数学科领域中,都存在着诸如组织理论、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种族研究、经济社会学等成熟的研究项目。
批判性社会学,即我所说的第四种社会学,其作用在于检视专业社会学研究项目的基础——既包括明确的也包括隐含的,既包括规范性的也包括描述性的基础。
*Robert Lynd
*C.Wright Mills
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Robert Lynd的工作,他曾抱怨社会科学因过分迷恋技巧和专业化,而放弃了直面当时紧迫的文化和制度问题的责任。C.Wright Mills指责20世纪50年代的专业社会学因其脱离现实、趋向晦涩的“宏大理论”或毫无意义的“抽象经验主义”,使数据脱离了背景而变得无关紧要。
摘录来源:
见Michael Burawoy & Erik Olin Wright. 2001. “Sociological Marxism”
Michael Burawoy.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Michael Burawoy. 2005. “For Public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以上三篇文章,均可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公共社会学》一书中找到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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