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多,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未能兑现一上任就结束俄乌战争的大选承诺,联合国五常会否为此而动用一票否决权将挑战历史周期律有否宿命论之嫌,对中国而言则意味着验证“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可行性的机会。
特朗普曾表示支持印度“入常”,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迅即扬言印度不能挑战联合国五常的否决权。这意味着印度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无法获得一票否决权。这种转变无疑让莫迪等印度政要感到失望。即使美国同意赋予印度否决权,其他常任理事国也可能行使否决权来阻止这一决定。因此,印度想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有一票否决权,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同样渴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还有日本、德国、巴西组成四国联盟,试图通过集体行动提升其国际地位。但这些国家不可能不知道一票否决权并非轻易可得,五常的一票否决权是建立在其历史贡献之上的。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苏联与中国牺牲的人数最多。因此,任何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这一权力的行为,都是对历史与牺牲的亵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并防止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美、苏、英、中四国政府在战后共同创立了联合国,这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旨在促进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下设多个机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有发表有强制性的决议与决定维和与禁运等重大事项的权力。安全理事会成立于1946年,其永久驻地位于纽约市联合国总部。该机构由15个理事国组成,每个理事国均享有一票投票权。所有理事国都必须遵守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安理会还负责建议大会任命秘书长与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在与大会的联合选举中负责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中国能成为常任理事国离不开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坚持,苏联曾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创立初期,一些国家如苏联与英国曾因中国实力较弱而主张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世界警察”,但这一观点未能实现。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其数量越少,意味着每个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大。在当时的背景下,苏联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有广阔的领土与丰富的资源,其军事力量无人能敌。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却认为,将中国与法国引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将带来更大的利益。他坚信,一个不可战胜的中国将在未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在东亚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作为联合国最高理事会的成员,将赋予该组织真正的全球性意义,进而增强亚洲对该组织的忠诚度。罗斯福甚至向斯大林表明,如果中国不被接纳,那么美国也可能不会加入联合国。他深知中国在二战中遭到的沉重打击及其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意味着其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将不可忽视。因此,罗斯福积极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增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并获得一个有力的助手来应对国际重大问题。当时美国承认的是国民政府,但中国还是成功加入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得益于中美之间的紧密关系与美国试图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与日本的战略考量。同样,法国的加入也是为了平衡德国的影响力。法国在二战初期就投降了德国,但后来经过戴高乐将军的领导,法国人民浴血奋战而反败为胜并分得了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如何取代国民政府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呢?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变迁与国际政治博弈呢?1971年美国与日本企图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中国在建国初期就无偿援助了非洲兄弟,这一战略决策显示出其深远眼光。如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开发受到非洲国家的信任与欢迎,这也与那时中国提供的无私援助建立的深厚友谊密不可分。中国近期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行使否决权,均成功阻止了西方列强对叙利亚的不利提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良好关系。叙利亚驻华大使伊马德·穆斯塔法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着手在安全地区启动战后重建工作并热切希望中国企业能积极参与,还承诺将给予优先权。这进一步印证了与有一票否决权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1997年中国否决了联合国关于审查危地马拉派遣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因为危地马拉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且每年在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连署提案要求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1999年,中国又对安理会关于延长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马其顿驻守期限的决议草案表示了反对。这两次事件都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紧密相关。相比之下,与俄罗斯、美国等大国产生对立时,他们有可能采取更为强硬与直接的手段,如出兵发动战争且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因为其他国家在出兵攻击一个国家时有可能违反联合国宪章,受到联合国成员国的制裁。美国出兵伊拉克与阿富汗是否违法?事实上,这并不违法。其他国家向联合国提出美国违反战争罪的指控时,美国只需行使一票否决权,就能轻易摆脱指控。乌克兰曾提议取消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但被俄罗斯一票否决了。乌克兰并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便其提出的决议获得所有国家的支持,只要俄罗斯行使否决权,这一决议就不可能通过。毕竟,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特殊的地位与权力。这是联合国体系中存在的某种讽刺与现实。常任理事国可能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并面临道德与舆论的谴责,但这些谴责往往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制裁。毕竟,他们能利用否决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双重标准给国际秩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世界帝国能维持三百年之久,现在的联合国五常也不可能例外。蒙古帝国曾一度从东亚扩张至北非,横扫基督骑士、南宋甲兵与中亚刺客,但仅维持了五十余年而被概括为“蒙古旋风”。西班牙帝国成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从美洲掠夺了大量财富,却也在八十年后走向衰败。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其成为世界强国,但自1840年起,随着1914年一战的精英凋零,英国逐渐沦为二流国家,而如今的世界性帝国自1894年GDP全球第一以来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现有的国际秩序源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形成了美苏两强争霸的局面。这一体系在联合国诞生后得以巩固,联合国成为全球讲道理的最高场所。但如今的大国格局已变为“2+1”,联合国决议的权威性也受到挑战。历史周期律显示,每二十年一轮的房地产兴衰、每六十年一次的科技革命突破、每一百八十年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崛起、每三百年一个全球性帝国的落幕,每五百年一个区域板块的迭代,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春秋时代的秩序在战国初期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一定要要适应这一变化。为什么中国特色“打工人”会越来越疲惫?因为春秋时代的秩序在战国初期不再适用。无论房地产的兴衰、科技革命的突破还是地区性大国的崛起与全球性帝国的落幕都是历史不可逆转的,我们在这个“承平之世”向“大争之世”过渡的时代有必要重新审视与适应这些变化。历史告诉我们,适应变化是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普京注定会在乌克兰战场上成功地挑战美国治下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秩序,而越成功的挑战者越有可能彻底地消灭“头茬苦、头茬罪”,于是自然而然丧失了“继续革命”的社会基础,甚至当时革命的动机都变得难以理解,进而产生一批精神资本家、精神官僚、精神人上人。于是,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剧与阶级分化的加固,终于成了“二茬苦,二茬罪”,那么新的革命的社会意识又将重塑。任何事物都会产生一种反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就像资本家会卖出绞死自己的绳索一样,资本主义会培养一大批为自己掘墓的无产阶级一样。革命的成功也会杀死自己,这就是革命者的本原,革命的社会意识越小则说明社会存在越公平、越繁荣。但这种繁荣也同样孕育着杀死自己的异己力量:“二茬苦”、“二茬罪”的酝酿与生长。
“打工人”一词刚刚流行时,人人都会顺口而出一句口头禅“打工人都是人上人”,这是能体现出某种“集体潜意识”的,嚷嚷着“人上人”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映的潜意识不尽相同,说白了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与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不是阶级晋升成为“人上人”,而是团结起来再造一个没有“人上人”的世界。所以“我们都是牛马”至少要比“打工人都是人上人”要反向进步了不少,最起码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幻想与麻痹了。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丢掉幻想才能准备斗争。至少“牛马”的称谓不再会体现出多少“都是人上人”这种自我催眠的成分在了,较之于绝大多数人民连“身份认同”都没有的那个阶段,“打工人”概念的推广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进步。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繁荣,一大批心里没点逼数的弱智白领阶层(脑力劳动者)诞生了。这群人明明自己穷得一逼,没有一毛钱资产,月光族信用卡花呗网贷轮番用,从事最基本的重复性脑力劳动,日常加班没加班费下班回家一个微信马上切换到工作状态,最喜欢朋友圈美颜网红店打卡与分享各种网络成功学课程,靠父母接济在一线城市勉强生活……但他们出入与城市最繁华的CBD,在高大上的写字楼中办公,用着靠网贷买来的奢侈品与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张口闭口抓手、体感、触达、心智、赛道、痛点……于是就觉得自己是上等人了,就觉得自己特别小资特别文艺了,就瞧不起那些流水线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保安保洁农民工等体力劳动者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资本家与他们豢养的走狗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无数“精神上的资本家”们心甘情愿做起了云孝子,为权贵分忧、为剥削洗地,臀脑分离。诸如马云“人民富豪”这种断子绝孙的马屁,只是当时乱象的一个缩影。当年的脑力劳动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小布尔乔亚的美梦,觉得自己学历不错、大城市白领、写字楼工作,生活、身份认同、审美趋向都在向“精致”二字无限靠拢。但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形势比人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精神上的布尔乔亚们梦破碎了,他们发现大城市不是梦想实践的场所,而是年轻鲜美的劳动力剩余价值绞肉机,榨干他们青春后就一脚踢开;写字楼不是高大上的办公场所,而是变种的流水线,狭窄格子间里容不下灵魂也容不下肉体,甚至仅有的隐私场所茅坑也有计时出恭的了,这不是旧社会“牛马”又是什么?梦想破灭的“打工人”越来越厌恶资本家飞龙骑脸为所欲为得寸进尺,越来越厌恶钉钉的提醒声、打卡时的笑脸与洗手间中的计时器,越来越厌恶社交网络、商家广告、商品符号对他们的种种规训。他们意识到了这些虚无缥缈浮华的背后其苟活的本质,繁华与热闹是罗马人的,社畜只有早晚高峰。于是“打工人”这个梗火了。于是“打工人”对群体身份的“纯洁性”有了一定的要求,这个梗火出圈之后,各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的明星都来蹭,说自己是“打工人”。这瞬间引起了舆论反扑,“明星不算打工人”挂在微博热搜大半天。打工人们不再惯着他们了,比如当年鹿晗蹭打工人的梗后被人扒出来穿着一个3w+的奢侈品大衣说自己“打工人”。这说明无产阶级还是有一些发自内心的、朴素的阶级认同,至少知道一个片酬代言就是普通人一辈子挣不到的钱,所以对了这群得了便宜还无病呻吟摆不正自己位置的人们,大家毫不客气。当年有很多关于“打工人”的段子:“你努力打工,你老板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多打几份工能让你没时间花钱”;“打工可能少活十年,不打工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这些相关的梗触碰了阶级理论的边缘: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剩余价值。
当然,绝大多数参与调侃的“打工人”不可能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打工都是人上人”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在,而更有一种无奈的反讽与调侃,其中透露着挥之不去的迷茫、无奈与疑惑,鲜明地带有着后革命时代中无产阶级命中注定的悲观主义色彩。到了“牛马”阶段,这种“命中注定式的悲剧大大加强了”且带有着一种决绝,打工人毕竟是人,既然是人就有成为人上人的潜质;牛马跟人,是有生殖隔离的,这种退步/进化或多或少反映了当下的年轻人对不可逾越的阶级固化下的决绝。历史不可能简单的重复,当代“牛马”能在互联网上口嗨、调侃自己,首先都是衣食无忧有根网线有手机的,真正吃了上顿没下顿为活下去奔波的是没时间没心情在网上参与“牛马”话题的讨论的。无论如何,当代无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是旧社会真正牛马们永远无法想象出来的。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当代自谓“牛马”者自我吐槽的成分多于实质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对巨大的贫富差距、坚不可摧的阶级固化的调侃并没有到了活不下去“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程度。第一,当代生产力巨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革命的基础。毕竟,大家都有口饭吃,就没有搏命的动力了。于是我们又在扭扭捏捏中回到了“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这个“奴隶”是相对的,关键是贫富差距的革命临界点在哪里。如果是看绝对值,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温饱问题的。第二,成功的革命会消解革命的基础,这是革命“最伟大的悲哀”。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家团结起来革命,靠的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多数老百姓活不下去的基础之上的。毛诗有云:“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地主的重重压迫,所以农民才会个个同仇。成功的革命恰恰会消灭这样的社会存在,革命的成功让多数人没有了冻饿之虞而只有死亡的威胁,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才是首要的革命动力。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能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算不错了。面对社会依然存在的不公平有可能表达下“牛马”的悲伤,但离搏命造反、把统治阶级挂在路灯上还早着呢!切•格瓦拉说过:“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与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有了学校与医院之后他们还会继续跟革命者走吗?姜文早年参演的“反思文革”的电影《芙蓉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芙蓉镇上所有人都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只有一个傻子天天喊“运动啦”、“运动啦”。有错吗?似乎并没有错,大家至少都安安稳稳过日子,喊“运动”的那个人反而有些不合时宜了。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成功的革命反而会消解革命基础。所以只有像毛主席这样超越于时代、超越于历史、超越于社会存在的伟人才会警醒我们:如果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性,如果修正主义当权,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中国人民就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革命先烈们的鲜血就白流了。可惜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把毛主席的预言当回事,当年追随毛主席的人的形象最后被定格成了《芙蓉镇》里的傻子。这是非常公平、非常唯物的“历史周期律”:无产阶级放弃了革命性,那么迎接他们的就是“二茬苦、二茬罪”。毛主席耗尽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发动“天魔解体大法”就是想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把“屠龙术”交到每一个人民手中,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也是一种公平:人民接得住,有了管理国家的能力、素质与革命性,无产阶级专政就能不断壮大;如果接不住,人民就会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天降伟人已凭借一己之力拔高了历史进程,甚至一定程度超越了“社会存在”去建立了属于未来的“社会意识”,我们还要指望伟人再多做些什么吗?老人家自己也知道,一切都属于客观规律的一部分,他已不能做更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伟大的唯物史观又一次发生了威力,事实证明人民没接住,人民没有战胜走资派。那又能怎么办呢?还要指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保驾护航吗?他老人家能保十年、二十年,难道还真能“万岁”吗?最后还是要看人民群众自己。刘慈欣就很悲观,在他早期科幻小说《中国2185》中讲了一个“复活伟大领袖”的故事。但刘慈欣也很客观,这篇小说中被“复活”的伟大领袖告诉后来者,“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不能指望前人全给你包办了,后人就永远无法成长。”所以,这个周期律不可能就这么完了,“二茬苦、二茬罪”真正来临时被革命消灭的旧的社会存在又一次重塑,长此以往必将不断产生新的、与之匹配的社会意识,从“打工人”到“牛马”就不难看出这个趋势了。所以还是“形势比人强”,老人家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真正的“二茬苦、二茬罪”能教育人民。其实运动失败的根源其实就是缺一个“反面教员”,缺一个像蒋介石一样能用重机枪把全国人民都逼革命的反动派。所以这又回到了开头的观点:开倒车等于反向加速嘛,加速也是好事。简而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有滞后性与超前性。资本家的乏走狗们为“人民富豪”唱赞歌,还能忽悠到一大群无产阶级,这就是社会意识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社会存在;伟大领袖认识到了“二茬苦、二茬罪”,在晚年的伟大实践把屠龙术留给了每一个人民,就是拔高了社会意识,比所有人看远了一百年。对每一个无产阶级来讲,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属于自己的社会意识与阶级意识,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重要的事。历史一再证明,除了自己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别无他途。
至于跪舔美国治下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秩序的中国特色党员干部两面人,在享受着体制内的优厚待遇的同时却在网络上发表对社会、对政府的不满言论。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更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众多案例中,袁昊然、北极鲶鱼与许可馨都是典型的代表。他们的言行不仅暴露了自身的道德缺陷,更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有些人试图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但网络时代的任何痕迹都可能成为揭露其真实身份的线索。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周期律”的一种体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社会背景下,总会有这样一群人以双重标准来衡量事物,既想享受体制内的利益,又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这种行为无疑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挑战,也是对体制内廉洁自律的严重破坏。就像几年前离世的歌手赵英俊,他过去的一些言论也被网友们重新翻出并加以讨论:这就是那个年代“标准”的发言风格。我们这一代人“殇”浓度过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987年央视立项的《河X》纪录片之离谱程度令人咋舌,以至于现在这个词都成了敏感词,无法公开发表。但王震将军如是说:“我看了两遍片子,又看了两遍解说词,火气大得不行!这部片子对我们民族大肆辱骂,对党与公有制也毫不留情。它甚至诋毁我们黄种人的种族特性,连我们的女排都不放过。这简直是忍无可忍!”他在十三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再次愤怒发声:“这部片子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也刺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它把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形象践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从龙说起,它攻击我们黄种人的种种不足,甚至愚昧与自私。但它的核心却是改革。但这种改革如果持续下去,再过五十年,我们恐怕就会重返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屈辱的时代!”他进而强调:“我将来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一定要向他坦白:过去我不理解您的预见,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我们不能退缩。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斗争,敌人就会来斗争我们。”但他又无奈而坚定地指出:“当前,舆论对《XX》的评论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全是赞誉之声,鲜有对立观点。我建议邀请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撰写文章,与这场歪风邪气持续斗争。这场笔墨官司必须打,因为它关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关乎我们选择何种发展道路。”但《XX》的影响却如野火燎原,深深植根于整整一代人的脑海中。当时,这部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各大报刊也纷纷刊登其解说词与座谈会上的发言。到了8月中旬,中央电视台更是重播了这部纪录片,这在短短两个月内是绝无仅有的。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精英的三观在那个时候已然成型,特别是那些上过大学的精英小时候缺乏红色记忆,长大后却深受《丑陋的中国人》与《XX》的影响,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波精英后来成了中国社会管理阶层的中坚力量,包括中层领导、私营企业主、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律师、传媒精英与网络意见领袖,等等。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或许都将经历亲美派的阵痛。但中国人口众多,和平演变的洗脑行为主要针对的是大学生群体,而广大劳动人民依然保持着忠诚与专业的品质。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大学生在毕业后,几乎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而影响深远。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老百姓的骨气,但问题恰恰出在“中间一大坨”上。这些所谓的“精英”们,包括教授、律师、媒体人与部分官僚,他们大多信奉新自由主义,持有逆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做学术与科研的留在美国不愿回国,经商的则拼命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在仕途上,他们要么畏惧洋人,要么过分亲近洋人,而搞文艺的则全然跪舔西方价值观。这些中间一坨的“殇一代”精英,主要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很大的时期,也是开放初期。他们无疑被视为“精英”,但他们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总是正确。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思想中,西方国家的强大让他们深受PTSD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响。那个年代涌现的精英除非是“老殇人”,否则其信仰都异常坚定,甚至有时显得有些偏执。这与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密不可分,他们深感自己被碾压,周围的人也与他们格格不入。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孤僻”与“偏执”便不可避免。以姜文与刘慈欣为例,他们都是60后的“殇一代”。他们的作品都透露出一种孤僻且坚定的气质。姜文的作品主题常常围绕“哀悼革命”,而刘慈欣早期的科幻作品则描绘了美帝对我们实施降维打击的场景,无论胜败都充满了革命者浪漫主义情怀的悲剧色彩。
欣赏60后精英的文艺作品时不妨深入感受其中那种难以消解的浪漫主义悲剧色彩,这些现象看似深奥,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值得一探究竟。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常客一直是40后的人群,包括克林顿、小布什等往届总统。但奥巴马是60后,美国政治人物在年龄层次上有了一个“50后”的断层。美国50后的一代人在政治上常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他们的三观形成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逢美国经济滞胀、通货膨胀的困境。同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范围收缩,越战失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整个社会失去了二战结束后初期那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活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50后的一代人在政治上显得力不从心,而60后如奥巴马则崭露头角。在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主流文化是娱乐至死。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了困境,但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积淀使得年轻人仍有能力享受奢侈的生活。就像日本的情况,我们的“宅男”文化有所不同,但美国的那批年轻人真正成了寄生于父母财富、脱离社会劳动的“宅男”。社会发展停滞与年轻人机会的匮乏共同孕育了当时美国年轻人中流行的嬉皮士文化,他们沉迷于娱乐、颓废与放纵的生活方式而被称作“费拉一代”。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年轻人都这样选择。怀揣理想、充满情怀且懂得自我奋斗的年轻人又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红色思想在中国盛行之际美国也正值50后一代人的三观塑造期,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而将美国视为邪恶帝国主义的堡垒。这个时期在政治上脱颖而出的左翼青年往往被视为革命的佼佼者,却因此而被FBI暗杀、长期监禁或流亡国外,这使得50后一代人在历史上被贴上了“垮掉的一代”的标签。美国“红色运动”的兴起与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密不可分。1968年,中国的一系列勇敢行动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年轻学生也纷纷响应,穿上了切•格瓦拉的衬衫,高举毛主席语录,在各大高校成立了“造反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68年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率先致信校长格雷森·柯克:这个社会正在崩溃,而资本主义则是社会的罪魁祸首。他们要求正义、自由与社会主义,与学校管理层激烈对抗。随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等知名学府也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学生们占领广播室、校长办公室,提出了“夺权”的口号,试图从腐朽的管理层手中接过学校的前进方向。在罢课运动的余波中,左翼学生试图在学校内建立“苏维埃”,模仿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与武装建设,旨在效仿苏联与中国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其中,新左派组织“气象员”在其宣言中宣称:“我们身处世界魔鬼的腹心地带,我们的使命是消灭美帝国主义,打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美国左翼的这些尝试仅停留在表面。他们缺乏先锋队的建设,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与斗争路线,更缺乏工人阶级的支持与广泛的群众组织。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仅凭一腔热血与革命激情,这些努力很难见效。
左翼运动在美国的真正发展是与黑人运动相结合,黑豹党的两位创始人休伊·牛顿与鲍比·希尔最初崇拜切·格瓦拉并通过他了解了共产主义思想与革命斗争理论。他们从古巴等拉美国家引进了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并在黑豹党与底层黑人中广泛传播。上图展现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场景,黑人同胞们人手一册“红宝书”,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他们亲切地将“毛选”与“毛语录”称作“Little Red Book”。2016年,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了纪录片《黑豹党:革命先锋》,片名中的“革命先锋”一词,在美国可能被视为“乱党”,而这无疑是对黑豹党的高度赞誉。黑豹党的黑人青年们深入学习了毛选,他们不仅将毛选的理念付诸实践,更在黑人贫民窟中开展了扶贫与扫盲工作。他们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因此积极筹措武器,对抗白人警察,甚至将贫民窟转变为自己的游击区域。更令人钦佩的是,黑豹党提出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口号:他们并非单纯反对白人,而是对资本主义与白人统治者持批判态度。黑豹党号召所有少数族裔、女性等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但这些致力于进步的青年们最终命运如何呢?遗憾的是,黑豹党的两位创始人休伊·牛顿与鲍比·希尔都相继入狱。在鲍比·希尔的审判过程中,美国司法史上的一幕丑闻被揭露。法院不仅拒绝了希尔请求自己律师辩护的合理要求,反而命令法警将其绑在椅子上并用胶带封住其嘴巴,剥夺了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黑豹党的两位创始人在狱中,而宣传部长埃尔德里奇·克里弗在流亡国外后,在国外建立了党支部。面临困境,黑豹党并未放弃斗争,他们推举了福来德·汉普顿为第三代领袖,继续在黑人贫民窟组织“城市游击队”,对美国统治阶级展开猛烈攻击。但美国政府的行径愈发嚣张,警方特种小组竟直接闯入汉普顿在芝加哥的家中,将他与其他几位黑豹党领导残忍枪杀在沙发上。这位年轻的黑人领袖,年仅21岁就英年早逝了。在那个时期,每当美国革命党与黑豹党选举出新领袖,FBI紧随其后部署暗杀;每当在某个城市建立起新的支部,FBI就毫不留情地予以破坏,许多杰出的青年要么被迫放弃政治活动,要么在FBI的秘密监禁中失踪,要么只能选择流亡国外。因此,美国政坛缺乏50后的杰出人才,这并不意外。回顾历史,如果说美国真的毁在了40后这一代垂垂老朽的手中,那也要归功于我们当年的意识形态输出,那甚至是“毛主席在天之灵”的功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人政治”导致苏共逐渐丧失活力,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后继无人,30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速将苏联引向崩溃的边缘。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卫国战争对20后一代的毁灭性打击。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无数苏联青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勇牺牲。30后的一代人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时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整个中层与基层都缺乏干部,他们轻易地获得了上升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他们缺乏有效的指导与教诲,更无人能传授宝贵的政治经验。回顾卫国战争的惨烈程度,前无古人甚至有可能后无来者。在二战的其他战场上,歼灭一个军往往被视为大规模战役的标志,但在苏德战场上,一个又一个集团军被彻底摧毁……卫国战争几乎摧毁了一代苏联青年。纳粹德国对苏联占领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政策,将斯拉夫人与犹太人一同视为屠杀对象。1923年出生的苏联男性中有高达80%的人在这场战争中英勇牺牲。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例,战场上连队的消亡几乎是瞬间完成的。罗季姆采夫近卫13师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仅一周就损失了90%,一万人的队伍仅剩几百人,其中包括坚守“巴普洛夫大楼”的英雄们。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新兵蛋子即便幸存三天也有可能已晋升为营长。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本土后的报复行为中,苏军军纪严格,与德军在苏联占领区的种族灭绝相比显得相对克制,但仍然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德国民众质疑苏联红军的道德标准。一位苏联红军的回答揭示了背后的原因:“那些高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大多都牺牲在了斯大林格勒。”整整一代苏联青年在战争中消亡,其中不乏政治与军事领域的杰出人才。这导致了苏联的人才断层,使得“老人政治”现象愈发凸显。这一现象当然没有斯大林体系的负面影响,但也与下一代人才的匮乏密不可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其回光返照。纳粹在五十年后间接导致了红色苏联的覆灭,这也是历史周期律的一种生动的写照。
人类第一个世界帝国是大英帝国横行了不到二百年,然后就是现在的美国,真正可被称为世界帝国的历史其实是在冷战以后,至今不过三十多年。但就是才三十多年,全球各地又要往“分”的方向走了。毕竟,美国人收割起来也算是前无古人,大家扛不住。目前美国的综合实力依旧是碾压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但趋势毕竟已是往下了。这个趋势往下还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一方面长期吃超额福利,已有三十年,大量债务就是最好的明证;一方面,自己带头破坏市场经济,导致全球物价横飞,各国朝不保夕而开启了去美元浪潮。但我们至今看不到美国人的任何反思,依旧是要“捍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句话在以前很牛,类似于捍卫自由、市场经济与人权。现在来看,极为讽刺,就是捍卫美国收割其它国家来对内发超额福利的特权。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美国精英没有改革派。事实上,即使拜登多次希望跟中国好好谈生意,即使美国不少华尔街大佬、产业大佬也希望美国国内的很多问题能得到解决。但我们已看到的是,美国已无能力自我修复了。所以,美国能做的就是:通过举债来规避对内改革。很讽刺吧?但,这就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这就是灯塔级的市场经济大国做出来的事。如今的美国,已抛弃了私有产权保护,他们全面拥抱公有制浪潮,大英帝国的败亡也始于19世纪末的这个浪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是小胡子的名言,但人家也确实是一语中的。从历史来看,几乎每代人都会在一生中既经历繁荣周期,也经历战争周期。我们有幸在前半生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比较好的繁荣周期,这也就天然决定我们“理所应当”要去直面未来的战争周期,这是这一代人类的宿命。战争周期未必是热战,比如冷战与经济混合战。繁荣从来都是人类历史上较为稀缺的东西,目前的人类都经历了这么久的繁荣而很容易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可人类只要有人长期想吃特权福利,久而久之,就会有战争,这是不可能改变的。本质上,战争周期就是一次洗牌。繁荣周期是做大财富,大家一起发财。但若一起发财已无可能,此前积累的各种问题就只能靠战争周期的洗牌功能来处理了。所以,繁荣周期缔造战争周期,战争周期孕育繁荣周期,一切皆轮回,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定期执行的“新陈代谢”。我们今天要回答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鹰龙的矛盾核心点到底是什么?如今的美国精英普遍认定,是东方巨龙要重塑一个全新的是国际秩序,所以才导致鹰龙博弈。这就像硅谷银行明明是美联储乱印钱、拜登乱发福利、拱火俄乌战争导致,但拜登说是特朗普搞的金融自由化导致。这种错误的归因,自然给出错误的药方,从而让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我们国内的大量学者被美国人PUA,也认为是这么一回事,甚至公开主张我们要跟美国人要好要好,要妥协。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则跟小狗小猫有什么区别?东方巨龙的崛起,是用人口高利贷的模式换来的,是我们对西方列强消费者足足补贴了二十年换来的。我们今天补贴不动了,我们老了。因此,我们要产业升级,本质上,就是要求西方列强把我们给的补贴返还给我们,让我们能保住基本的生存成本边界线。但西方列强长期占据垄断地位,拒绝返还购买力且希望像过去那样继续要求我们补贴。如果我们补贴不动,他们就“抛弃”我们,他们就再去培养印度,让印度去补贴他们,鹰龙博弈的核心逻辑就是这么简单。明明是美国人占我们的便宜二十年,现在美国反咬一口,说我们占他们的便宜,这才是恶心的地方。我们中国要的就是守住我们的生存成本边界线,我们要的是把我们补贴给西方列强的购买力适度返还一点。美国严词拒绝并以这个理由还要全面打压我们,难道我们活该要当西方列强的经济殖民地?凭什么我们就该出卖廉价劳动力而一直是低保户?当然,眼下的情况参杂了大量其它因素,使得上述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疫情发生三年,各国都是压力重重。不仅如此,疫情的长期疤痕效应最晚从2024年逐步浮现。现在的西方列强的很多经济问题源于疫情的疤痕效应,只不过中国加杠杆又让全球经济多少有点呵护。但大国一旦在后面几年都没法随意加杠杆,这种呵护取消了,疤痕效应的冲击就会越来越大。试问,这时候西方列强是讲人权给你返还购买力,还是继续剥夺你的购买力(如同剥夺我们的人权)人权的第一要义是私有产权,是我们每个人的购买力,而不是骂娘的权利。西方列强一边跟我们说人权,一边又没收我们的人权,这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不仅是双标,而且是精致的打劫技艺。本质上,在白人的视野中,他们依旧是高级种族,其他人还是低贱种族,高级种族打劫低贱种族,“人之常情”。所以,拜登要跟我们玩的不是冷战,不是热战,更不是价值观战争,而是种族主义战争。
上等人收割你下等人怎么样,这是你下等人的“福分”。试问,在这种情愫下,战争周期能不开启吗?其实,这种事很多,就像过去十多年以来,西班牙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与韩国人要教中国本土团队“如何在中国做电商生意”。岂不是超级滑稽?!为何如此?还是种族鄙视链!回到大国博弈的逻辑,美国人认为我们要颠覆他们收割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认定要拿回属于我们的购买力,这两者之间还能和解?现在中国反抗美国的目的就一个:拿回我们的人权,守住我们的生存成本边界线,不当经济殖民地,炎黄子孙要生生不息。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也是唯一的生路。人类在发展中要么选择极端发展而集体灭亡,要么集体走向无战和平觉醒富足的共产主义社会。谁有资格带领我们消除战争消除发展中的危机而把人类共识变现为大同社会呢?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誓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这不仅是豪言壮语,更是担当与责任。为天下,为人民的党才是最伟大的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未来。昨夜又一梦,梦到抗战时期的一段画面,将军与战士拿着大刀冲进枪林弹雨,失去了双臂,就用残躯来抵挡侵略,捍卫主权,太惨烈了,太悲壮了。小米加步枪,换来了新国。千万英魂始终在看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理想实现了吗?昔日泱泱中华万国来朝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意识磁场,如今我党正在带领人民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在实现大同社会的路上,不仅仅有中国人民的身影,也包括整个人类与众生的共同身影,任何的阻碍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必会被扫清,任何的变质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必会被清除。留一点信心,给一点时间,共同参与,让信心与时间融合成一盏照亮黑暗的永明灯。相信党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着觉醒,践行,实现。历朝历代,江山如此多娇,但兴亡更迭,始终没有哪一个朝代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归根结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了这一现象呢?有人说是腐败问题。腐败只是表象,有可能被掩盖,不容易被发现,甚至有腐败分子制衡腐败分子的怪象。人的生命从生到死,食品有保质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持久。但看其聚合离散,形成,无一不是精华的结果,离散,无一不是熵增的结果。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关键是保持精华,真正做到不忘初心,面对自我革命勇于率先涅槃,持续有效自清才会有一代代的长治久安。
俄乌战争的结束方式有可能让联合国五常残存的“老人政治”不可持续,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将由此而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车轮,我们这一代人能否在新一轮世界大战到来之前寿终正寝将与我们祈祷与否无关。
【文/陈俊杰,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微信或手机浏览器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