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集团的分裂的自我意识

　　8.官僚集团的分裂的自我意识

　　从目前我们进行的讨论来看，很明显，官僚集团还没能斩断与工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行为上仍然表现出它是这一阶级中寄生的、浪费的、背叛的、具压迫性的、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阶层。同样道理，它也没能割断与马克思、列宁理论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却将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贬低成一系列相去甚远的教条。它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方式是学究式的语录收集，其唯一目的在于为它所统治的国家中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连续实施的各种往往矛盾的政策进行辩护。这样，官僚集团就把科学变成了具体政策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利益的婢女。

　　尽管这样，这些教条仍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而不是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人那里收集，虽然时常会有严重的断章取义、甚至篡改原文的情况发生。[66]这不是偶然的，其结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预见。

　　在第一章我们指出了官僚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结合。其另一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识并公开地自我确认，不能形成逻辑上一贯的、真正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观。这一弱点，与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再一次证明官僚集团实际上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人们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称：“什么是第三等级？它根本不存在。”[67]我们也无从想见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主会否认奴隶制这一“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欧洲贵族声称没有被授予特权的等级贵族这回事。而这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官僚集团上层一直针对它自己所说的话。

　　这一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否定显然是在故弄玄虚，它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具有些微觉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轻易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一意识形态招致了大量的怀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过使谎言制度化才能强加于不轻易顺从的社会，而这又带来了广泛的拒绝。[68]要维持这一局面就必须采取高压政策，这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但是也针对工人。宣传“反革命思想”罪（“诽谤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反社会主义宣传”等）写进了刑法，触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于监狱或劳改营。[69]这样，官僚制在否认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否认了社会现实本身，有效地束缚了所有社会科学，使之不得发展。

　　这一切不是产生在真空中，而是产生在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结构中，这一事实，使这一社会易于受到爆炸性压力的影响。官僚集团专政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在群众眼中丧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广为流传，就肯定会有些人从他们那里寻找分析工具来解释官僚制之谜，它是怎样产生的，它意味着什么，它怎样才能被克服。对于官僚集团来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这是官僚集团继续引用马克思主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自从苏联出现热月那时起，官僚集团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辩护论的目的对社会科学加以歪曲利用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社会科学就会从官僚专政的支柱转而变成反对它的定时炸弹。神秘化变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团越来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发生的社会变革过程。它再也不认识它自己的国家了。〔70〕不过，由于这一切削弱了它维护自己统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团不得不放松加诸社会科学的桎梏，这是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以社会科学的复兴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团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样是纯粹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而是越来越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分析的复兴交织在一起。今天苏联正展开一场关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官僚制——不同于官僚主义习惯和思维方式这样的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比20年代的辩论深刻得多。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这场讨论的深度及复杂程度即使没有超过、也已经达到了西方50年一贯的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其他社会批判思想的复兴与挑战现行秩序的新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行动结合在一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认同危机。特别是当他们面临工人阶级的挑战时，一些官僚不得不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是什么人？共产党人还是自封为共产党的那个政党的成员？我们应该忠诚于党还是忠诚于工人阶级、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71]如果党现在承认它并不永远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要凭自己个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择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辩论所有这一切呢？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只能与党员探讨还是也可以与工人和批判的知识分子讨论？

　　这样，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过程刚开始时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至少在一部分官僚及其理论家的头脑中（而且不仅在头脑中）又浮现出来。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理论家和追随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恶感开始燃烧。他们为可怕的罪行或对这些罪行进行过系统的掩盖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对他们自己党内的同志犯下的罪行。在他们额头上闪亮着弑兄者的印记。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释为必须的、不可避免的、较小的罪恶、不幸的错误。现在，这些违反了一切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严正地指出来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试图否认或减小他们的罪恶。[72]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与东欧最大的工人阶级起义对抗过的人，也坦诚地认识到了所犯的罪行、认识到需要作自我批评，我们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早在1956年革命开始之前，纳吉·伊姆雷，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就对整个拉科西时期作了再评价，他把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存在看成是该党蜕化的主要原因：

　　“机关居于支配地位和民选机构的衰落，相应导致党的领导更多地采用行政方法，这对于我们党来说并不是新生事物。这是六月之前党的领导的典型方法。我们无法改变这一切，这非常糟糕，因为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多次提醒我们它的危害：实际上是机关在领导我们，在压制党〔但是‘苏联’同志忘记提及这在苏联早在1923年就已经发生了——曼德尔〕。在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域内不断增长的压力、恐怖和恐吓，与机关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党内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派性的指责源于对党内生活原则的曲解。对那些否定党员拥有讨论党的问题、辩论和交流意见的基本权力的人来说，党员的每个政治见解都是在搞派性；他们认为党员只能在党的书记在场或在机关成员的监督下才能讨论党的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或国际领域的问题；他们觉得讨论只能依据特定的原则、或者从预先决定的观点出发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换句话说，只能在左翼极端分子和党的官僚愿意容忍的条件下进行。”[73]

　　纳吉·伊姆雷毫不犹豫地指出，斯大林主义者在匈牙利制造的是工人国家在现实中的蜕化。

　　“权力的蜕变严重危及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我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基础。权力被不断地从工人手中搜取并转而反对他们。人民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其权力由工人阶级行使，并依赖于两个大的劳动群体——工人和农民——的伙伴关系。很明显，人民民主专政正在被党的专政所代替，这种党的专政并不依靠党员，而是依靠个人独裁，并力图把党的机关、并通过这些机关把党员变成这一专政的工具。它的权力毫无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体现的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的精神。它的目标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诲决定的，而是由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维护的独断专行的观点所决定的。”[74]

　　纳吉在一套给定的伦理－道德标准（我们更愿意称之为伦理－政治标准）和反对工人权力的官僚化蜕变的斗争之间，正确地建立起联系，这预示了30年之后在苏联所展开的规模更大的辩论，并重复了苏联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观点。由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负担的官僚集团牢固的物质特权，加上物质上的压力（更不用说压迫），形成了一种处处弥漫着愤世嫉俗情绪的社会氛围，腐败十分猖撅。

　　“群众诉讼案〔即形式上的公开审讯——曼德尔〕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对虐待及杀害无辜群众应承担责任的人、国际挑衅的组织者、破坏经济者、浪费公共财产的人坐在领导位置上，他们滥用职权，不是对人民犯下严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这与公众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必须从公众、党和国家机关中间清除这些因素。”

　　“物质上的依附迫使人们放弃个人价值观和信念，这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生活的。这实际上应该看做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弊端。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过度集权是个人独裁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在公众生活中，反对意见不仅被压制，而且以剥夺生命的方式受到惩戒；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被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完全不理会宪法中规定了的人权和公民权；从根本上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的人们被禁止工作。这是怎样一种政治伦理呵？……”

　　“这不是社会主义伦理，而是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强大的物质依附，赚取面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类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予充分发展的美德是：勇气、决心、真诚坦荡、坚持原则和力量，领导们却以妄自菲薄、懦弱、伪善、缺乏原则和谎言取而代之。公众生活的蜕变和腐化以及社会中相应发生的个性的退化，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道德一伦理危机的最严重的表现……欺骗和追求名利在公众生活中危险地蔓延着，并深切地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观和荣誉观；人们相互之间越来越不信任；怀疑和复仇的氛围腐蚀了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特征——人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在公众生活中出现的冷漠的残酷无情。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现状展现给我们的惊人画面。”[75]

　　布达佩斯警察总长科伯奇·山多尔，在可能范围内最清晰地表达了官僚们所感受到的认同危机，这些官僚还没有彻底斩断与无产阶级的纽带。他是工人的儿子，本人以前也是一个工人，1956年10月转向了革命一边，变成了克格勃特别厌恶的人。他险些与纳吉·伊姆雷一样被判处死刑。[76]他被捕后，当被问及身份和职业时，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张开口。使我非常惊愕的是，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达佩斯警察总长？不。在北方山林中游荡的年轻钢铁工人？不。父亲的孝顺儿子？宠爱女儿的父亲？艾伦·杜勒斯雇佣的间谍？赫鲁晓夫和纳吉·伊姆雷的追随者？抑或卡达尔·亚诺什的追随者？一具空蜗牛壳？一片雪花？另一片刚刚落在我额头上。”[77]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三位著名作家用文学写出了这种精神分裂。最令人动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长约纳斯.R.贝彻尔，他加入了反对他的终身挚友卢卡奇的斗争，这场斗争又使得另一位朋友坚卡，以及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身陷囹圄。在一封给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怎样爱戴斯大林，诚挚地写诗歌颂他的荣耀，他怎样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而震动，但并没有就“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而得出任何负面结论。[78]但与此同时，他偷偷地写下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诗歌，斥责那些向警察告发自己的同志并用短短几行字的告发信就将这些同志杀害了的作家。诗歌以一名告密者的自杀结束：“在那之后，你再也不能像人一样生活。他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79]

　　第二个案例是小说家史蒂芬·赫尔姆林。苏共二十大之后被采访时，他说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审讯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础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会谴责他们，因为这只能对反希特勒的唯一堡垒即苏联的敌人有利。后来，赫尔姆林意识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须不惜一切地说出真理，可能的话，甚至冒被开除出党的风险。[80]

　　意识形态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极具天赋的德国斯大林主义作家布莱希特。在他的恐怖剧《措施》中，他试图事先为杀害无辜的同志作辩护。许多年之后，他没有公开批评1953年6月17日对东德工人起义的残酷镇压，但是与此同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著名的讽喻：“如果人民不跟随党的正确路线，那么党就有权瓦解人民。”在另一首秘密诗歌中他给斯大林冠以“著名的人民谋杀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这样的称谓。〔81〕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确发表了一个真正反斯大林主义的剧本《伽利略》，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出戏，他在这个剧本中捍卫了思想和科学的自由，剧本中的英雄为了能在镇压中活下来灵活地运用了原则。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