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小时下班等于旷工”谈起

　　前些天看到的一段视频，一个在惠州德赛电池厂上班的零零后小伙子称，他从1月22日下午八点半上班，于次日早晨六点半下班（在厂里十小时），他们的组长对他说，八小时下班等于旷工，并要扣三天的工资。

　　好多没有在改开后私企上过班的人会莫名惊诧，其实没有什么好惊诧的，改开以来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太多太多的打工人都司空见惯以至于麻木不仁了。见这个零零后小伙子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鄙人很是有点感慨，有种想写点文章的冲动，只是一直没有充裕的时间。

　　最近两天冷空气南下，广州的天气有点阴冷，不想外出营生，就干脆享受点生活，看看书、写点文字了。再则铁肩担道义，作为红群中人，关心工人阶级的疾苦，引导工人兄弟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也是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我于零七年在苏州富裕注塑公司上班，这是一家新加坡企业，在大陆的好多城市有着分公司，算是很正式的外企。当时普工基本工资是800多元（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若是三班倒（每天八小时）差不多1400元（含周末周日加班、较平时两倍工资）两班倒（每天12小时）2000多元钱。当时绝大多数工人喜欢两班倒，因为能多挣点钱。当公司订单少，用不了那么多人的时候，会想方设法让一些打工人自动离职。当时让工人自动离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他们加班，每月800多元，再扣除社保，所剩无几了，连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都不够，更不用说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了。

　　这时候一些工人就纷纷申请离职。平常离职还得提前一个月申请，这时候当天申请当天批，批了就可以去人事部结算走人了。从零几年起，工人的基本工资几乎每年都在上调，但房租、物价每年也在上涨。

　　自零七年至零九年，我在苏州富裕注塑公司的两年多时间，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次工人罢工，讽刺的是，不是工人抗议加班，恰恰相反而是抗议厂方限制工人加班或加班太少。这种情况大概只有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有吧。所以出现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哦哦，好像也没有什么可匪夷所思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历来有着勤劳吃苦的优良品质，譬如过去农村，除非冬天或者阴天下雨，平常若是闲逛或者无事看看书什么的，外人知道了会笑话，只有勤勤恳恳的人才被看作正经人。好像从来没有享受生活几个字，那可是二流子什么的所为。譬如我才从部队复原的那段时间，想自力更生在本地跟着建筑队或装卸车什么的挣点苦力钱，人家总会说“看看，这褂穿的这么干净……”或者“整天穿的像做客似的……”变相拒绝我。

　　中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只知生存不知生活的这一心态，倒符合了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只是一百多年前工人阶级流血牺牲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说改就改呀，所以在法律上还是五天八小时工作制，至于加班吗，不是给工人加班费了吗，这可是工人自愿加班的。这些都是顶层设计好的，当然顶层设计者看明白了中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这一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工人付出的多，挣的钱少，资本家挣的就多了，资本家挣的多了，国家的税收也就多了。

　　我于零九年七月去了青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能先找一个厂打工维持生计。这是一家电器厂，主要生产冰箱或洗衣机之类的电器。这里的工资比长三角一带低了一截，两班倒，每班十一小时（吃饭时间不在上班之内）每月只有换班（白班夜班转班）的时候休息一天，包吃包住每月工资1300元。苏州这时候两班倒已上升至3000元了。这边的工资虽然不高，好多厂却赫然驻扎着本地工会。工人入厂的前三个月要交三个月的会费，每月60。当然工会也不是一点作用不起，在某些方面还是向着工人的，譬如国庆节放七天假，这七天的工资是照常发的。其他好多地方也只有国假那三天工资，甚至没有或者不放假。这个厂的工人好多是来自山西的男女青年。闲聊的时候问他们“山西那么多的煤矿，为什么不在煤矿挣大钱？而来这里挣这么一点工资呢？”他们说是煤矿太危险，这里工资虽然低，但是安全。是哦，生命第一，这些山西青年挺通透的。

　　这些年辗转奔波到过很多地方，确切的说是流浪。个性使然，从来没有考虑过住集体宿舍，无论到了哪里都是自己租房，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花钱也没有节制，当了好些年的月光族。当然大环境使然，月光族多了去了，历史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某位三朝帝师级的人物也说过（叫什么来着，一时记不起这东西的姓名了），他说国家发展需要牺牲一代人，牺牲一代人，当然是要牺牲劳动人民了。作为为这个时代牺牲的一代人，我有时候也产生过深深的苦闷、彷徨……

　　有一段时间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的日子，我一个人来到了大海边。这是一段离市区很远的没有开发的荒芜原始的海岸线。天空阴森的可怖，寒风呼啸下，云雾缭绕间，几艘航行的船依约可见。近处几只海鸥在盘旋。一所渔民的破陋的房子坐落在紧靠着大海的悬崖上，仿佛一半已倾向了大海，一个巨浪都能把它打的粉碎的样子。一排排海浪排山倒海般的涌来，海浪打在岸边的礁石上，溅起数丈高的浪花，带有咸味的浪花溅在我的衣上、脸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凄沧……

　　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幕依然深深的铭记在了我的心间。从军队复原后，塞北江南、浪迹江湖、做过好多种不同的工作甚至押送过上访人员（从北京把上访人员押送到原籍）。作为无产阶级、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信仰者，这样的历程于我受益匪浅，使我对这个所处的时代、各种群体都有着比较真实而深刻的认识。

　　当代的中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打工人的问题，所以叫打工人，感觉叫这个名字更贴切些。记得19年七月在广州番禺喝茶时，和条子谈话时说现在工人的处境如何如何……。条子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们这些人是工人吗？”我一时语塞。原来工人在他们的定义只是体制内的工人贵族，现在在各种工厂上班的大多数农村来的只能叫农民工或打工仔打工妹。现在的打工人群体包括了全国绝大多数的青年，只有把打工人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大部分的中国的内部问题。

　　当代中国打工人的处境和大概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西欧各国差不多，只是不如那时候西欧工人有觉悟和豆争精神，红群里一些大佬无论学识、品德、格局都和马克思恩格斯差的太远，甚者天壤之别，碰上现实中具体的事一点都拿不起。

　　中国的劳动阶层绝大多数吃苦耐劳，吃苦耐劳是优点，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只要能挣钱，累不死的情况下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委屈都能忍反而是奴性，是缺乏斗争意识了。拿苏州吴中区的宏基电器厂为例，此厂原来是一个国企的分厂，后来承包给了几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工人的斗争精神如何，基本上按照国企的制度来，慢慢地侵犯工人的权益，譬如起初每周休息星期六下午就不用上班了，工人可以休息一天半。后来要求星期六下午三点下班，见工人没有意见，再后来干脆星期六和平常一样上下班了，工资不变。原来一条流水线上十三、四个人，后来七八个人，定的产量一点不少，工资还是一样。厂里的工人也曾试图抗议，结果领导来了，其他人都退宿了，唯一冲上去的一个被领导列入了黑名单，每到上面检查的时候厂里都会把她安排到一小间空房里。因为厂领导是共产党员，每到厂里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厂里都会让两个他们认为优秀的两个员工代表全体员工发言或者提意见，当然走形式而已。

　　这些足以说明，当前官僚、资本家的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压榨剥削劳动人民，除有关政策外也是劳动人民的忍耐退让一步步惯出来的。毕竟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一些形式还是要走的，譬如评选优秀员工，员工代表之类的。再则，这些年来国内资本一年比一年的变本加厉的压榨员工，和一些工贼，也就是一些工厂的底层管理人员，领班、组长、线长之类，不无关系。

　　12年我曾在北京亦庄工业园区的日企“松下电器”上过一段时间的班。世人都知道的，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相当严格，以日本人的管理模式，宁可做慢点也要保障产品质量。按日本人调好的流水线速度，工人可以心态平和不紧不慢的做，一天下来也不那么累。只是底层管理人员线长、组长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线长等日本管理人员离开了车间，马上会把流水线调快，这下工人要和机器拼速度了，一天下来，精疲力尽。

　　近些年来，一些企业为了规避一些义务和责任，都不直招工人，而是通过劳务派遣使用派遣工，给好多打工人造成了双重压榨。而且一些品质低劣的底层管理人员压跟就不把这些派遣工当人看待，在他们眼里，这些派遣工只是生产机器或奴隶，完全没有人格可言，譬如上厕所需要离岗证，而且一个组十几个或二三十个人只有两三张离岗证，拿不到离岗证只能憋着，而且一上午或一下午只能离岗一次。多少年来企业吃饭时间半小时是最起码的，再怎么着也得让人喘口气吧。不，一些的底层管理人员连这口气也不让派遣工喘了。

　　20年广州黄埔区西区的一个制造巧克力的企业，车间的小组长就要求派遣工吃过饭放下下碗筷就直接上车间干活去，慢一点要受呵斥的。那年九月份我从成都回到广州，急需挣点钱维持生计，就在那个做巧克力的企业做过一个月的派遣工。也算一种实际的当前工人状况的考察吧。

　　所以本文刚开始讲到的，那个小组长说的上八小时班等于旷工，代表着大多数企业底层管理人员的普遍态度，这个阶层的人就这么个素质。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受修正了的儒家的影响两千多年，特别是明清朱程理学的影响，更是增强了老百姓逆来顺受的奴性。面对资本剥削严重的不合情理的压榨剥削，大多数打工人选择了隐忍，但是你退一步，人家就进一步，逐渐的使资本到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当然好多打工人也能看清资本的面目以及当代社会的社会本质。一些六零后七零后的打工人在背后称厂里的老板为“老地主”。

　　在苏州的宏基电器有限公司，曾听见一个七零后的女工说：“毛主席说，要富大家一起富……”看看，无形中这些打工人还是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这些人当然是红群团结发展的对象。

　　这些年，通过自身的努力，也曾经把一些人打工人发展成了红友。因为微信号的数次被封，好多人失联了。虽然好多打工人能看清社会的本质，只是一盘散沙的情况下，个人无力对抗资本，为了生存，只得接受压榨剥削，用他们的话说“既然改变不了社会，就只能适应社会。”见到这些情况，一些红友会嗤之以鼻的说他们奴性，没有反抗意识，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大环境使然，国家把粮价压的那么低，二三十年来，各类群体的工资翻了多少倍，而粮价一直没有长。错了，是长了一点，九八年我才从部队复原的那一年小麦价格是七毛钱一斤，现在一块钱一斤了。农村早就不能自给自足。有了份工做，好歹一家人还能维持生计，不然一家老小怎么办呢？把粮价压这么低，也是顶层设计好的，若是农村都能自给自足，哪里来的那么多廉价劳动力给资本家打工呢？特色社会主义靠什么发展呢？资本发展都是一个套路，想想当初英国羊吃人的运动 ，懂的都懂，知道咋回事就行了。原先福利好工资高的企业都大量的招年轻人，由于福利好工资高，周末还能聚下餐或蹦蹦迪、唱唱歌，好些年轻人对于这样的现状还是较满意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知道自己受着资本的剥削。

　　19年的上半年，在黄埔东区每星期都和十几个青年工人举行一次读书会，这些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让他们学习一些马列毛这些导师的著作是可以的，他们也知道自己被资本剥削的处境，只是一谈到歌名豆争，一些人就不参加了。诚然，不能否认青年人朝气蓬勃、激情澎湃的一面。这些年来好多次的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运动都是他们发起的，只是我们的大多数红友落在了群众的后面，没有合理的引导，或者没有给于这些热血青年相应的支持，以至于一些青年对红群这个群体相当失望，好些人喝茶以后，便选择了和红群脱离关系。所以一些青年看不起所谓的老左是有原因的。

　　19年六月底，黄埔东区的青年红友全体失去音信，好像蒸发了似的。七月初，我被驱逐，离开了广州。回到苏州后，我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几十个红群，除了银川的马氏姐妹表示关切以外，其他人集体沉默，做了缩头乌龟。平时在网上比谁都歌名，碰到了实事，避之唯恐不及。当时真的想骂人，转念一想，算了。蝼蚁尚且苟生，何况………。明哲保身，可以理解，以后就不要自称什么红友，信仰什么马列了………嘉士事件及之后的多次事件以后，好多青年脱离了红群，大浪淘沙，事之必然。现在有红友看到青年人读毛选就会乐观的说，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此话也未必然。20年夏天我在成都邀请两个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在读大学生一起吃饭，据他们两个人说，他们那所学校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好像只有他们两人。成都如此，其他地方也不见得有多理想。当然也用不着悲观失望，马列毛主义是宇宙永恒的真理，真理的光芒总有一天要照亮全世界。当下怎么让更多的青年人参与进来，一些顽冥不化的老同志也该转换一下观念了。

　　19年七月，我从广州回到苏州以后，在一家韩企做了一段时间临时工，每小时26元。目前广州也有好多招临时工的，好多用工单位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6元。看相关报道，中国的经济在年年增长，工人的工资却是不增反退，物价也不见得比前几年低多少。经济的年年增长和民生无关，也是一种特色吧。最近一年和工人群众接触的少，不太了解最近的实际情况，有机会需认真调查一下才好。

　　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首先要看他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的态度，不是吗？语无伦次，漫无边际的谈了这么多，感谢能读完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