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华人精神上“怯战”，文化观念和传统伦理上仍须“尚武”，于是乎表现出“怯战而又抢功”，不仅民俗故事上，官僚和体制传承上，也在《孙子兵法》的引用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上。
他明明就是“怯战”心理，却在引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来遮蔽――我不认为这些人都是文人，刚才我已经说了：无论文官还是武将，其实浸润到整个文化习俗；至于宋前宋后划界，个人看法】
中印虽为邻国，但是两国人种和文化迥乎有别，人民气质判若天地；比如印度人好哲学，动辄大声说话却又怯战，中国人少哲学，小声细语却又尚武，十个印度人与十个中国人对打，一定不是中国人对手――事实上印度社会和历史上，很少有聚众斗殴的，至少不象中国这么普遍，个人打斗当然也少不了的。今天我就想谈谈这方面话题。
这个结论基本不会错，在印度居住生活并周游过世界的名人们都有过相同记述，孟德斯鸠在他《论法的精神》中还对此进行过原理探究，至于后来被人种学家过度引用，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这个结论在“中印比较”大语境中成立，中国本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多元，亦是差异巨大，没法一概而论。通常看法：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尚武好战。
结论真就这么简单，以南北地域划界而论？
未必。地域划界只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时间”维，并且以复杂的方式呈现――也即“尚武”与“怯战”以周期的方式呈现，某个时期民风普遍炙热、刚阳、彪悍，另个时期却又民风普遍阴柔、怯懦。这个周期现象与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周期律”吻合一致。据此我阐述一个观点，也即“复周期”现象：
【中国人政治上表现出治乱循环“周期律”，而与之相伴在文化和民风气质上，也呈现出“英雄时代”到“猥琐时代”的交替往复，一个新的王朝总是表现为英雄辈出、人才济济，而用不了几十年就堕落为“种族逆淘汰”、鼠辈济济。】
特别宋元后，不仅民风普遍阴柔、怯懦，而且成为一种“文化引导”，也即“阴柔”、“怯懦”似乎成为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而在前宋时期，既使民风怯懦，而文化主导却依旧尚武、尚刚。我今天其实就是谈这个话题。
我们读历史书发现，每次“周期律”后新生朝代，总会经历一波“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文官武官权力之争，但在宋以前，文武之争或文官武官之争，主要表现在职能之争上，不在身份政治――同一个人职位上可能是武官，他却可能行文官权力，反之也有可能；总之宋以前国家制度还比较原始，还保留某些原始野性，尚武仍是基本价值观，而隋唐后“科举制度”确立，宋以后甚至武官也行科举制，原始野性彻底荡涤无存，只能在每次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再稍许有所恢复。
国家制度是根本的文化引领，是民风表现的基本原因。文官选材制度下，无论文官还是武将，远离血性，远离战乱是为官的基本要求，可是华人文化的基础面上仍是“尚武”，“尚武”仍是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他与印度“尚哲学”、“尚宗教”有根本不同，天壤之别；于是必然产生一个现象：
无论文官还是武将，乃至整个文化习俗，仍保留有“尚武”的话语，但民族精神中“尚武”元素却在逐渐流失。我就举个小小例子，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他仨拍了许多电影，大都有歌颂“英雄”主题（甚至片名也是），可是他们“英雄”的内涵完全一付“鬼样”，观影者不认可，极尽嘲讽。这既有他仨艺术水平低下有关，更是文化习俗变迁的缘故，很多情况下他仨是不自觉的。
当道的总是他们，话语总是他们，流传后世的故事总由他们来传承，精神上“怯战”，文化观念和传统伦理上仍须“尚武”，那就必然表现出“怯战而又抢功”。仍以印度文化为例作为对比：他们民风精神上固然“怯战”，文化观念和传统伦理上亦拒绝“尚武”――你看过几部印度影片？这类影片中歌唱“英雄”的主题占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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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写这篇短文，有感于俄乌之战正酣，俄人以武维权是否明智？国内许多人道德上维护俄罗斯，但更赞成以“智”维权，以“巧”维权，我听得较多的是引用《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静静的阅读，不是每一篇，动辄万言，显然没法语言上谈看法，忽地想起今天的话题。
《孙子兵法》和“不战而屈人之兵”浸透到每个华人精神血液中，他们那儿前领导梅德韦杰夫也喜引用《孙子兵法》，可究竟谁得了孙子真谛？不把他置于中国文化大格局，特别宋前后文化变迁，动辄万言也是没用的。
当下华人精神上“怯战”，文化观念和传统伦理上仍须“尚武”，于是乎表现出“怯战而又抢功”，不仅民俗故事上，官僚和体制传承上，也在《孙子兵法》的引用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上。
他明明就是“怯战”心理，却在引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来遮蔽――我不认为这些人都是文人，刚才我已经说了：无论文官还是武将，其实浸润到整个文化习俗；至于宋前宋后划界，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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