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阶级社会知识状况考察之七

　　【作者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学，应着眼主体逻辑把握其发生机理。社会主义必须经历市场经济考验，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解决=阶级的解决”。必须同样从知行合一角度看待价格统治的特性发生与行为呈现，将之归结为特别的经济拜物教的系统统治形式。亦即，市场经济运行的背后埋藏着“统治的轨迹”，是为“GDP统治原理”。由此，绝对不能用资本增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性，必须对“人本性自私论”进行批判。

　　又按，本文为拙作“知行合一与《资本论》原理”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该文落脚于“工资=统治”的分析规定：以工资统治之行启动GDP的经济理解，取义“劳食之歌”。调寄“如梦令”，曰：

　　最忌财产生活，物象迷雾多惑。

　　经济奴隶人，身份主体失落。

　　无我，无我，阶级斗争劳作。

　　——盖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逻辑必须和西方经济学整体做切割

　　——盖因现代私有制不过就是“资本=危机”逻辑

　　——盖因无论计时或计件，无非就是“卖身苦”

　　——盖因私有制逻辑不过就是思想灵魂的物性牧者

　　然则，恰当对揭示统治内幕，有助于加强对阶级社会知识状况（尤其经济知识状况）的理解，从学理上把握资本主义工具的何以“失能”以及它从事物象化操作的统治实质。

七、市场危机形式及其克服路径

　　依据表1和表3，资本的统治理论集中建构于流通转向生产以及生产再转向流通这两个运动环节，由此形成“资本权的社会统治”的理论；机理如下：劳动和生产的发展——生产形式的统治（劳动阶级的分配实践及其理论）——经济形式的发展——流通形式的统治（资本阶级的分配实践及其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肇因来自统治工具失灵，并且，危机本身必须同样视为关于“阶级压迫关系”的一种特殊存在；危机是孵化器，它激发了人们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何以成为“总领导机制”的经济认知，以此掌握历史发展线索：资本积累→资本集中→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大总结）。

　　这是将危机形式命名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总根由。危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这个总公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经济形式的不可避免性，其在“社会统治理论”上的工作内涵可用图5加以具象的表达。

　　【图5 市场危机：循环之治理·周转之治理·国家之治理·国际之治理】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克服危机’为叙述起点，只因在研究性质上其试图否认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上的内在原因，这个对事实的否认从反面突出《资本论》结构的‘体用性’，‘危机阐明了资本逻辑的内部矛盾’……从矛盾发生起点到市场关系无处不在的‘用’，危机‘亦体亦用’，因为：‘这一内在逻辑揭示了资本的本质：纯粹的资本不会受外因干扰。’‘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逻辑，也不是资本家的逻辑，而只是资本本身的逻辑。’……所有这些表述，使得我们必须立足《资本论》业已给出的‘矛盾’分析，进行唯物辩证法再出发，藉以结晶出资本主义危机完整的图像来。”[4]

　　然则，图5直接延伸了图2的历史思路，表明：就实质而言，流通形式的统治必然是生产形式的统治一种必要的“派生”。任何社会形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都由直接生产关系决定，资本主义采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形式进行劳动剥削和财产剥削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一面，其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产生具有严重内在浪费倾向和社会破坏力的“周期性危机”。该图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机理：流通（交换关系：酝酿危机的可能性）——直接生产（社会再生产关系：定格危机的现实性）——流通（分配关系：催生各种危机“病症形态”）。

　　如上所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危机的发生无法避免，并且同样无法治理；其原因在于所谓“危机的个别形式”蕴涵着特别的历史规定——资本剥削，而其“危机的特殊形式”则是劳动二重性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社会主义之利用市场经济形式在于切割资本私有制生产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流通规律的生理联系，这样也就消除了资本成为“统治阶级”的可能，——盖因这个阶级内部分配关系完全由流通生产关系所决定。一旦生活资料权脱离“资本的社会控制”，工资形式将不再成为资本阶级的“统治工具”：危机的个别形式之转向“危机的循环（过程）治理”，即在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统治前提的失去，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成为“社会主义有机构成”酝酿自身规定的经济的社会场。而一旦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介入“资本周转”，私有资本的生产资料权将明显具有国家生产条件系统的经济要素属性，——也就酝酿了彻底解决危机问题的可能性。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市场危机的个别形式同时是“危机的循环治理形式”，市场危机的特殊形式同时是“危机的周转治理形式”，这样形成“危机的国家治理一般”。经济即政治，对资本主义而言，危机是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定；这里明显可看到“危机的国家形式”（危机一般形式）规定，它同时表明：资产阶级国家就实质而言乃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人格化”⑰。

　　与之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再生产”是扬弃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积累体系，因而意味着“危机的国家治理形式”。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市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转化形式，——所谓“危机的国际形式”，实际是危机的“加强版”：毕竟，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所结出的“经济硕果”：如果说危机的范畴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那么，其最高范畴显然是“资本的国际再生产”。反过来，社会主义进行市场危机“国际治理”的条件和形式也即公有制由“形式权威”转入“实质权力”的经济生成规定，乃是全面克服由市场拜物教引致的流通与生产的矛盾问题，——并且是如何从直接生产层面“剥离危机规定”的问题。这触发对“GDP”的再认识，涉及对如何科学有效管理“社会主义价格”及其核算形式的深层反思。

　　说到底，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学。《商品》整体给出“阶级学”（行）和“知识档案学”（知），它的头两节界定商品社会阶级压迫关系的类型学（特殊的历史剥削方式）和结构学（特殊的矛盾“危机论”），其后两节在内容上是指向了“形态学”，继而讲明阶级统治工具的“何以是”和“何以能”。危机是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的“何以不是”和“何以不能”。例如，资本主义现代危机是由生产危机所滚动起来的金融危机，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内在否定，它更加“说明资本辩证法总体上是危机理论的展开”；因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迅速分离出来的规定，后者则否认危机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原因。”[2]

　　危机从循环和周转意义的再生产个别规定始航，径直指向社会再生产的国际规定，给经济治理带来难于想象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交往形式包括彼此具有规定性渗透的主体交往形式与市场交往形式，同样是社会形式的塑造；资本生活过程是经由形式塑造的危机统治，然则在资本主义总体掌管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节奏和步伐的历史区间内，社会主义市场危机不可避免会带有这种经济危机的表面性质，从而治理工作与之同步，必须升级治理层级，直至做好“与狼共舞”的准备。

　　一句话，社会主义必须经历“市场经济考验”。对危机治理的逻辑展开将是坚持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过程”，核心和一般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同样是特殊意义的“知识形态学”——矛盾的历史论、矛盾的实践论、矛盾的认识论，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逻辑不能由“形式逻辑”予以串联，它的“反危机形态”向实践展开而知行合一，它求取劳动解放，并最终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工具的“何以能”和“何以好”。

注释

　　① 这是对于“形式化的牢笼”理性工具的需要。“所谓资源配置，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不过是‘物象化’的一种秩序。”（参见《〈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② 所谓：“考虑到有关深层理论的重要性和商品形式的广泛性，勾勒出商品的一些基本特征是非常有用的。商品，首先它是一个东西（实际上是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可以卖出或买入，作为一个单元，它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力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私有财产的形式，商品形式给资本家的占有权提供了巨大的结构力量。”（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30-31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③ 相比W（L）形式，O（L）即共同体生产。无独有偶，如果我们将商品构成对生产一般术语的生产转换成共同体构成的场合，结果也是一样：（1）有机构成I：共同体‖劳动过程，从共同体对象中析出“分工”和“协作”。（2）有机构成II：共同体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在上述两个对立统一因素基础上，在共同体生产关系中继而析出“共同体生产劳动”。所谓由共同体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同样指示了三个工作范畴：分工、协作、共同体生产劳动。（3）有机构成III：共同体交往关系‖劳动过程，从共同体生产劳动的二重性质的基础上，在共同体交往关系中进一步析出“协作形式”。（4）有机构成IV：共同体生产方式‖劳动过程，在协作形式发展基础上，通过落脚于“历史生产方式的意识”，最终形成“O（L）的生产一般”。在知识图像上，其同样具象为5个术语组成：共同体生产劳动、分工、协作、协作形式以及共同体人格崇拜的生产方式意识，以配合于统一的行动规定——主体关系形式。

　　④ 唯物史观知识命题定格研究对象表达。这种表达集中于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专注于质与量统一的如何社会实现，而不屈从于一般的科学逻辑。它通过研判“阶级史观”获得对权力结构的完整理解，致使历史与经济不同层面的考察以极为合理的方式被组合。然则，这一路线意味着“唯物史观知识”贯彻在对象的全部领域中的实现，造成对历史典型事实的需求。以至于《资本论》英文版对研究对象的处理，更多采用学科类型比较视角的社会形态结构学的定义方式，所谓：The physicist either observes physical phenomena where they occur in their most typical form and most free from disturbing influence, or, wherever possible, he makes experiments under conditions that assure the occurrence of the phenomenon in its normality. 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their classic ground is Engl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England is used as the chief illust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 theoretical ideas.

　　⑤ 理论和实践是知、行的科学研究意义的工作范畴。故而对于任何“知的科学”，知和行相统一是在先的，明确这一点，是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马克思强调它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并且“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行动相比认识而言，在规定上：可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考察知的科学必须明确的前提是，“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⑥ 在《商品》中，所谓生产一般理论，或者说总公式的“商品生产一般”，即指此。

　　⑦ 所谓知－行－行－知，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三句话的要义，曰：知后必有行；行后必再行；行后必有知。

　　⑧ 正因如此，“马克思不认为这些抽象是‘暴力抽象’，因为劳动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也趋向于变成简单抽象劳动。因此，作为理论学家，他只是扩展完成理论，这个改变的过程一直随着资本的改变而不停地改变着。”（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71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⑨ 根据拜物教的理论，价格系统似乎只能以数学的方式进行决定，——这其实是暗示了社会关系的完全被商品化。

　　⑩ 没有对价值形式“真假同体”性质的揭示，就不能从知识生产上完成对“真假共相”的认识澄清。GDP（资产阶级理论工作者对“各种收入”的命名）从统计实践看，必然是真（价值计量）和假（价格计量）逐渐化合的经济数值。从真假同体最终演变为真假共相，然则，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外表上伪装起来的经济形式的知识形态学。

　　⑪ 对这个过程加以总结即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的形成来自三方面：社会劳动过程、阶级斗争以及以‘秩序’为中心的物象均衡。经由‘拜物教意识’批判，‘仿市场’范畴的根基被瓦解，阶级斗争被‘事格化’，并置身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参见《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⑫ O-W的转化形式“A-W”构成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产生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以此为工作地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应当视为“封－建”的转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外表上是金钱关系，这是它的“买－卖”关系和历史上已有类型的不同之处，它导致“经济学具有成为一门闭门造车的学术领域的倾向，并且这还伴随着对数学方法的顶礼膜拜……在商品化被认为具有彻底意义的抽象经济理论层次上，这种权力关系消失在貌似客观和中立的数字下，这些数字被视为经济理性的缩影，而经济理性则被视为人类理性的缩影”。（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9-10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但真实的情况是，“经济学应被认为是‘科学’从而赢得声望是一场重大的学术丑闻……作为一套思想体系，经济学普遍地既欺骗了买者也欺骗了卖者。”（同上，第1页）

　　⑬ 以分工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封”，以协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建”，这是基于私有制财产生产的发生学考量。“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累、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1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⑭ 这是党坚持对私有资本实施科学的经济引导，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理性根据，“资本作为财产组织方式和共同体生产本位的结合属于运行层面的规定性，是财产概念隶属于各种形态的主体工作范畴。然则必须破除推理解释的神秘，进行真正意义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之相反，“市场论鼓吹者在宣扬‘没有所有制基础的市场’，其实是理论滑向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加区分的资本范畴观。”（参见《论生产目的规定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理性——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实践解决的理论内涵和意义》，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⑮ 中国的士农工商主体形态则是混杂的类型向化合的类型过渡。

　　⑯ 《红楼梦》是欲“补天”的，但终不究规律，失之于“僧道儒”；《红楼梦》“补天之法”旨在寻求革命，而终未获成功。《资本论》因致力于阶级之知识档案学描述，遂终于留下成果，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收之于“历史－矛盾－规律－范畴”工作链条。

　　⑰ 为了突破“形式化的牢笼”理性认识，必须在科学上把握剩余价值实现一般；同时经济形式乃统治工具化身，作为数学形式和阶级工具的统一，作为虚幻形式的社会共同体，“资本的国家”必然为社会关系所规定。然则《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考察上之所以是抽象的，在于指向阶级统治的一般结局。资产阶级国家无疑是资本阶级统治意义的“最大跟班”。正是这一规定锁定“GDP王国”的形式理性领地，它的历史出场启动全部的现代庸俗生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