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挖了个巨坑，他自己不再可能了？有人继续挖？有人帮忙填？

　　司马南禁言又解封了，预料之中事，还是喜不自禁，并且还涨粉80多万！事实上既使不同意司马南看法的人，也不同意这种简单粗糙的做法，把人一封了之，司马南不能说话了，那将来谁还敢说？

　　不过喜中还是有忧，听说他5000余部作品下架了，不知是哪些类的，去留标准是什么？会不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改造”或“重塑”司马南？司马南可以再回到他熟悉的平台，与大家和隔壁王奶奶聊聊，还是自己吗？还是以前那个吗？这古古怪怪想法这几天充塞脑子。

　　为何会禁言？大家都在揣测，已经过去了，就不必去说了；人们不太会关注这些，而更愿意关注他留在平台上的公共话题，都是些切身利益的话题。看了下禁言前留下的公共话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滴滴的，一个是关于联想的，其他的加起来微乎其微。

　　关于滴滴的事这好办，事务部门正在介入，或关注、监管，并且大都涉技术层面。滴滴事以来事务部门深度介入，许多立法（特别信息安全方面）一下涌现推出；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听同事说，许多立法的先进性，连美国和欧洲朋友也在“打听”、“取经”，想听闻一下中国人是什么思路。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关于信息、网络安全的立法，都是我们去学美国和欧洲的，没听说反过来的，同事说的反过来取经那事是不是真有，真还不知道，反正滴滴的事促进了国内立法，这是真的。

　　这件事将来一定也得感谢司马南，这种推动一定有司马南的那份执著和功劳。“宏观粒子”的事往往由司马南这类“微观粒子”去推动――对不起！最近正在学习《涨落理论》，我就活学活用现炒现卖拿这儿来兜售了。

　　关于联想那事也就民间所说“司柳怼”，似乎有点“僵局”，至少还没看到司马南期待的那种“有关”介入；是否热度降低了？我看未必，这几天“《守时的柳传志》文章出现在了小学生教材”一事沸沸扬扬，教育部门不得不出来表示态度，正说明这。“司柳怼”还在继续，全民还在关注，会以任何形式，也许想像不到。

　　我看“司柳怼”就象个大坑，不是吗？人们走路到那儿都会放慢脚步、小心翼翼，或者绕过，或者走到坑边朝下张望。不是吗？这么大一个声势，正常人都会的。“司柳怼”有许多话题，我看比较集中在“国有资产流失”。这件事“郎顾怼”以来热度似乎有所降低，但从未消失在国民视野。

　　事实上“郎顾怼”这个“微观粒子”尚未真正推动“宏观粒子”，而是以一个法律判决将这事轻轻掩了过去，一掩就是十多年，直到司马南这颗“微观粒子”再现。我说他“宏观粒子”也许有点道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都遭遇过同类事件，比如苏联东欧，乃至最近还在开战的乌克兰；中国的“宏观粒子”更是如此，中国1949年之事有前后两个事件构成，也即大家熟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且这一系列事件的后续影响仍在，我们华人民族仍在忍受着“两岸分裂”的煎熬。“宏观粒子”对“微观粒子”没有合适交待，我们华人情何以堪，怎样向后代交待？合法性在哪儿？为建立1949年政权而倒下去的人们我们怎么向他们交待？我们华人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司马南还会说吗？还会说这件事吗？还会继续等待“有关”方面吗？以我知晓，老司马还会继续说的，不说就不是“司马南”了！也许策略会改变，也许出拳套路会改变，不知是哪种？

　　我也不是哪个人的蛔虫，这件事我也说过，不过不曾实质性的东西，大都策略性的；小人物要说话，担担惊惊更多，更顾及策略性的东西。“郎顾怼”到“司柳怼”十多年来国民对此保持热度，谁都没法回避的，“宏观粒子”活动正是来自所有“微观粒子”的活动，然后“宏观粒子”有他自己的活动模式，因此要将“郎顾怼”到“司柳怼”以来的国民关注持续下去，并引导好，“微观粒子”们不得不策略上的考虑。

　　就“国有资产流失”这件事上，联想也许是个典型，但就金额上说他未必“最严重”的，甚至“很严重”也很难说――至少“郎顾怼”所揭开盖子的公开事例看就已如此，而更多，更严重的盖子和事例是不允许被揭的，技术手段千千万万；华人讲事情不仅从“量”上思考，还得看他的性质――比如“严重”、“恶劣”等诸如此类，联想就“国有资产流失”性质上看，也还没到达“恶劣”程度。

　　当然这是我一己之看法，也许“宏观粒子”们“正巧”也有类似看法――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妨碍了老司马久等不来的想要的东西。事实上联想和柳传志们也有自己的攻防策略，也在更好的策略扭转自己不利地步，比如“司柳怼”最受国民关注的那几日，联想高层宣布“减薪”，并将报告发到网上，就是一例。

　　攻防策略之事谁都会考虑，但“国有资产流失”理应不该被策略之类所淹没，这对华人不公平，对仍遭受“两岸分裂”之痛的华人不公平，要有说法，“宏观粒子”怎样运动天知道，但这事要有说法。

　　策略之事还需考虑的一个事是，正因为前面所说无论从量还是性质方面，联想都算不上“最”甚或“严重”、“恶劣”之类，于是乎被人做成牌牌放在前面――俗称“挡箭牌”，以使躲在背后的更严重，更恶劣者有所躲藏或保护。无论这个“牌牌”是否自知，策略上是必须考虑的；如果柳传志和联想主事者们清醒的话，这个道理比谁都懂，这对大多数翘首以待想搞懂“Why is”的人们未必不是好事。

　　进攻者改变策略，防守方更会就驴下坡做出更大的策略转向，这未必不是好事，特别对我刚才所说保持“郎顾怼”、“司柳怼”以来国民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关注。

　　年轻时我曾是个坚决的《个人财产保护法》（或《私有财产保护法》）立法的主张者和坚决支持者，后来听了几堂课和几次报告，让我陷入沉思，教授们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他们说：这个立法一旦成立，我们国家的巨额财产第二天清晨就立马离开我们这个国家，到许多知名或未知名的地方去了，你今后再也看不到了。

　　啥事呀？

　　事实上这类立法的条款我们本就有，无论《宪法》、《民法》或其他各类法规、规章，都有，为何难以单独立法？你想一下，这类立法的成立，先决条件是清查和证明财产的“合法来源”，而这个事目前做得到吗？经得起吗？

　　噢！罢了，暂时搁一搁吧，搁到啥时不知道，这不正说明国民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持续关注，不是无因的――任何事有因有果，只谈果不谈因，你当“微观粒子”不是粒子呀？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