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过于文本化，这个文化现象也需重造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时期，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许多文句包含“卡夫卡”仨字，那还文本阅读时代，比如《青年一代》、《读者》、《书林》。当然那都与“高贵”、“诗意”、“浪漫”有关的文字，我知道“卡夫卡”是位外国诗人，除此外对他就一无所知了，更弄不明白短短几行文字就浓缩了“高贵”、“诗意”、“浪漫”所有意境；甚至我还奇怪的将他与“裴多菲”关联在了一起，虽然心里明白他俩毫不搭界——要说有点搭界的话，他俩都是外国人；更多搭界的话，也许都还年轻（或年轻过），都是男子……

　　后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从文本阅读过度到屏幕阅读，这个小细节仍保持着，似乎还多了个细节：文句还经常配有美女照片——大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影视女星；可是，我那奇怪的关联还是没变，这脑袋肯定被驴踢了，直觉中他俩不搭界，可脑瓜中一闪现“卡夫卡”这仨字，后面肯定出来“裴多菲”—— 我们那时代对“裴多菲”肯定熟悉的（也不尽然），至少他的“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与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可这个美女在旁边，怎么的似乎意境不般配——虽有“爱情”俩字在，这意境实在不般配。

　　后来更奇怪的将他与某位外国经济学家关联在了一起，这位经济学家名字中好像也带“卡夫”或“夫卡”字眼的。虽然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当时还曾想，名字中带“卡夫”或“夫卡”的，一定会引起人们“高贵”、“诗意”、“浪漫”的联想？被驴踢得不轻，经济学家是公认的最不浪漫的一个群体，怎么也会关联在了一起？这肯定有奇怪的因子在，后来当然不再奇怪，更多进入理性思考，比如我曾经的一个思考：中国文化有个现象，单靠文本就能将“高贵”、“诗意”、“浪漫”这类意境表现出来，而外国文化表达同类意境，往往需要好多手段——分别运用或协同运用，比如诗、歌唱、音乐、朗诵、舞蹈、绘画、建筑……，等等不下十几种。

　　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在好多事物中有所表现，比如多年前我曾投稿的《政治家＋诗：中国的巫傩现象》，中国许多历史人物明明是个政治家，并且如此铁腕，可他留在华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个“诗人”、“文学家”，甚至包括曾国藩之类杀害南京人民的穷凶极恶凶手。我分析，可能他留有后世“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所谓十六字箴言有关，所谓“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之类佳句，还留给后世《曾文公家训》大部头——以前我到一位企业家那儿做客，他后面橱窗就排列曾文公a、b、c、d，一直到e、f、g。

　　我想呀，中国文化讲究“三不朽”，其中“一不朽”就有“立言”，他只要有“立言”就可将他造孽洗刷干净；亏得还有红坛这类嘴巴在，最近读了几篇，勾起了往事，他杀害南京人民的罪孽是很难洗刷的，我的那位朋友橱窗放在显要位置，他要表示一下“文气”，也是那时时尚，他不是坏人。

　　总之，中国文本文化过于发达，发达到外国需要十几、几十种手段来表现的意境，他只要文本一种手段即可做到。这是我的看法，后来网络发达，我就不断写文表达这个看法。

　　刚才论坛读了王忠新的《比“屎尿屁”更骚臭的是“人民不懂诗歌”》拍掌叫绝，把我想说的竟然全都说到了，并且还是短短的一篇，不用费力。确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民不懂诗歌”从蚊子嗡嗡作响到貌似振聋发聩，比如若干年前就有那么一位，就把他的“没有诗歌和诗人的文明是可耻的”挂在《凤凰网》最显眼的位置好几天，在我看来也就会写几个汉字而已，竟发这么大轰响——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无意抬举“诗”或“词”，只是把会写诗看作高于他人的一项事物，是他人无法企及的一项“圣人”事业。

　　我把王忠新的这篇短文再读一遍，看看还有漏掉我想说的什么了吗？

　　嗨！还真有，于是发了以上一通感想，算是一点补充吧。

　　中国的文本文化似乎过于发达，以至到了抑制其他表现手段的程度；而文本文化又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口语化，与普通大众渐行渐远，最后竟沦为少数闲人的戏嘻道具，并且最欺人的是还名曰“文学”。我有一篇文章曾分析，这个“渐行渐远”大概在两汉至隋唐间，因为这期间我们隐约还能嗅到诗的“歌唱”性，还能隐约闻到来自民俗民间的心声——比如乐府诗中的民歌韵味，自那后民歌味道越来越淡，“诗”与“歌”完全分离，“诗歌”成了中国人传说中的文化，他完全文本化——竟然靠几行文字就能将“高贵”、“诗意”、“浪漫”意境呈现出来——以后还要“人”干嘛？机器写的诗一定会更好。

　　论坛上曾读到一篇“何谓‘人民’”的大作，本也想和他一篇，后来觉得这题目有点大，弄不好意思写反了，于是作罢；今天正好顺着这个思路谈一谈。

　　人民，他应该是活脱脱的一个存在，他应该发出自己的响声，自己的心声，自己的喜怒哀乐，至少，人民不应该是“哑巴”吧？常说国家就两样东西，土地和人民，可怎样将人民表现出来，怎样去表现他的现实存在性和历史存在性？这个题目确实太大了，至少我的看法：文化（包括诗词之类）过于文本化，人民必然就被边缘化；这是否世界文化通例？我不敢这么说，我也不是从事这行研究工作的，至少对我们使用繁难汉字的民族，并且两千多年实际发展看，这是个真实情况。

　　那天我的作罢确实也算明智，今天正好有个机会说一说，也算弥补一下那天的遗憾吧！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