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先生《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且中国胜算更大》见于2019年07月29日凤凰网。拜读后有感，“感文”在多重括号以内，敬请读者留意。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部分的内容：首先谈整体的国际形势，因为准确把握形势是制定对策的第一步;第二部分谈如何看待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第三部分谈中美关系。
一、整体国际形势
(一)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在外交上的两大新论断
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外交上有两个新论断：一个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个是2018年7月他在南非约内斯堡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时提出的金砖国家应该形成“第四次工业革命联盟”。
这两个提法非常新，目前还没有官方的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字面上看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现在的世界格局是不稳定的，是在变化的;第二，这个变化很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即新格局、新模式、新生产力布局、新问题，这四个“新”大概可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含义。
《〈〈〈“这“第一”和“第二”其实就是一个：世界格局变化很大。
“是指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即新格局、新模式、新生产力布局、新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同样用来形容人类这一百年还有一次的苏联存在的时期。除了“现代化的模式在变”这个提法以外，还可以用来形容一百年来美国取代英国的地位的时期。“这四个‘新’大概可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含义”是不是又是新的套话。〉〉〉》
1.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
国际格局，是指一段时间之内很稳定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国际格局都以西方为主导，因为西方比较进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古代走向现代，那些进步的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运动很多，有进步的、有保守的。但是，最伟大的社会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接下来，就是伟大的工业革命，它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根本途径，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此外，还有军事革命、城市生活革命、信息革命等等。大家体会一下，这一系列引发人类进步的事情，是不是首先都发生在西方，然后我们再慢慢地跟进的?
然而现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西方开始老化了，内部问题多起来了，一批新兴的东方国家发展起来了，中国是其中的代表。当然，这并不仅限于中国，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看上去也不错。
《〈〈〈“......,这一系列引发人类进步的事情，是不是首先都发生在西方，然后我们再慢慢地跟进的?”是早就无争议的事实，当然得承认，无需打问号。不过，就人类国家社会开始创造出来的农业来说，则是首先都发生在东方。以上作者说的一切也不过是人类国家社会发展的结果。除了那个灭亡的一度崛起的罗马帝国，东方先进了西方几千年。
但“西方”、“东方”，原本是人类国家社会分布的地域概念，“西方”和“东方”，都有许多的国家。当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现在是被排除在西方之外，三十年前另外部分的东欧国家和南斯拉夫亦然。不知什么时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被算进西方。即，“西方”、“东方”已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至少截止“二战”前，作为欧洲的那个“西方”，“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的历史上，国家之间一直是严重的矛盾斗争、分合不定，目的就是争夺欧洲的霸权，然后发展为瓜分世界。为此，“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最后发展升级为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
因此，几百年来，直到“二战”前，是后起发达的矛盾对抗的西方大国相互之间争霸欧洲和瓜分世界，而不是“国际格局都以西方为主导”。不仅因为国际格局中根本就没有一个“西方”的政治统治的统一体或实体，而且把西方国家瓜分世界，对西方以外的其它国家侵略、掠夺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压榨说成是“主导”，是对历史实质的抹杀。
“二战”后直到苏联解体之前，则是美苏各自组成的国家集团对抗斗争为国际间的主要矛盾的国际格局。
苏联解体之后，则是美国这个唯一的超极大国霸道性地主导的国际格局。说是霸道性的主导，是因为尽管它还能打几个弱国，甚至颠复它国的政权，对它敌视的国家进行军事威胁，挥舞战争的大棒，但要象二战前的西方帝国主义那样瓜分世界，把它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时代的发展已使它没有了这个能力和条件。它力图象对付苏联那样组织西方的国家阵营来对中国展开围剿，显然，它的这一图谋至今未能得逞。不过，“然而现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因为确切地说不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而是美国霸道性地主导的国际格局，所以不能成立。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没有实质性内容。因为，美国霸道性地主导的国际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只要中国搞得好，其综合实力大有在未来三十年后赶上美国之势——这里是指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实力，而不是指GDP。中国的GDP要不了十年就可能超过美国，但综合实力还不行。中国搞得好，三十年后也只能是中美两超矛盾为主要矛盾的中、美、俄、欧等多极的国际格局。美国的霸道性趋于减弱。谈不上“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
中国如果搞得好，三十年以后的再过二十年，也只能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多极国际格局。不要指望“看起来也不错”的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的所谓东方国家能与中国一起来主导国际格局，从而会形成什么东方主导的国际格局。
这里顺便指出“西方开始老化了，内部问题多起来了”是不切实际。西方国家的问题和矛盾，从来就是严重的，在马克思、列宁时期，西方国家内外在矛盾和问题起比现在更明显地严重的多。“新兴的东方国家发展起来了”，但这些新兴的东方国家存在的矛盾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更多更严重，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到相当的程度，由于政治统治腐败严重，除极少数的例外，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东方的国家，必须是能抓住“七寸”[即抓住决定政治统治不脱化变质的反腐败，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的中共领导的中国才可能在人均GDP和科技发展上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其他的“新兴的东方国家”，除个别外，实在难以设想三十年以后在这两项上赶上发达国家，更不要说超过了。
现在就断言“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不仅用词不妥，而且未免轻率。〉〉〉》
2.在观念领域，“西方模式”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提供了新的选择。
《〈〈〈照此说法，“西方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模式。是指的西方的什么是“现代化”的模式?显然是指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模式”是“现代化”的模式。因为科学技术没有“模式”一说。那么“现代化”的模式的“西方模式”就是能称得上“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模式，或者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模式。
但是，因为至少1640年英国革命前，甚至英国所谓“光荣革命”前，乃至于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英国，以至于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前的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模式按西方的普世原则都不能说是符合“现代化”的模式。只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作为西方国家人口另一半的妇女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西方的普世原则，才能算政治上的“现代化”的模式。而对一个国家社会来说，决定性的是政治。因此，作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西方模式”，岂不应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提供了新的选择”显然是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的道路“可能提供了新的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如果已经是现代化的了，又还有必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去选择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的模式?如果不是，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提供了新的选择”“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则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当然，对这段文字如此理解，未必符合作者文字要表达的作者的本意。〉〉〉》
“西方模式”是个大概念，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原创性的模式——“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英美模式”特别强调 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最有价值的。而且，它从个人本位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英美模式”的核心观点是，哲学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私有制加市场竞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至上。
德国是另外一个例子，与英美不同。英美因为资源多，强调个人努力发挥效率，但德国统一的时候已经没有资源了，所以不能搞个人效率，只能搞集体组织效率。因此，“德国模式”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让政府帮企业壮大，但壮大之后政府征收的税费也比较高，政府再用收来的税去帮助穷人。于是，德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这也是“德国模式”的不同之处。所以，“德国模式”对国家、对计划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德国对资本的照顾小于美国。苏联和日本本来就是模仿德国的，所以西方理论界把苏联叫做“德国模式的斯拉夫版”，把日本叫做“德国模式的东亚版”。
《〈〈〈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模式。“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原创性的模式——‘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意味着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是相对于现代之前的“原创性的”历史的存在，不是现代才“现代化”的模式的存在。不过，自诩为民主政治的“西方模式”不应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只有一半的成年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更不能是英国19世纪30年代之前，只有占人口3%都没有的人才有选举权的政治，绝对不能是美国19世纪60年代以前保持奴隶制，印弟安人不是人的政治。也即，“原创性的模式——‘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应是起码基本上实现了全部成年国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政治模式。然而作者的“德国模式”实际上指的是德国魏马共和国之前的代表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君主专政的政治。作者在自已仅仅不到五百字的论述以后，岂不就否定了自已“西方模式”是“现代化”的模式的命题?
“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除非有根本的不同，否则它们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模式。“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原创性的模式——‘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作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的不同，就是作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西方模式”至少又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模式。只存在了十多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与“英美模式”在根本上大体雷同，显然不能算与“英美模式”有根本区别的“德国模式”。希特勒的法西斯模式绝对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西方模式”。魏玛共和国以前的德国模式是君主专治的政治模式，当然也不能算“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西方模式”。而“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统一了东德后的联邦德国与现代的“英美模式”在根本上也是雷同的。“西方模式”在根本上应有区别的作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从何谈起呢?
“西方模式”又有“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的两种模式的不同，不是这里“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最有价值的......”等等与“借助政府的力量，让政府帮企业壮大，但壮大之后政府征收的税费也比较高，政府再用收来的税去帮助穷人......”等等的不同可以证明的。因为政治经济模式的根本不同不能用“强调”什么与“借助”什么的不同来加以区别。同一模式的国家社会，这两者可以既加以如此的“特别强调”又加以如此的“借助”。所以，作者为此论述的“西方模式”又有“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的两种模式的区别的如此论据没有说服力。
这里的模式的不同，是指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的不同，不是指建立这种模式的观点的不同。“英美模式”与“德国模式”的不同，就不应是“核心观点是，哲学上的个人主义”。因为指导建立政治经济模式的观点，不是由其指导建立的政治经济模式本身。至于“经济上的私有制加市场竞争”，“二战”前后的德国也是如此，甚至“政治上的个人权利至上”，德国“二战”后也原则上与英美并无区别。
这里说的“西方模式”是指的西方政治经济现代化的模式，不会是德国“二战”前的政治经济模式。德国“二战”前的政治经济模式，决不应是作为“西方模式”但又与“英美模式”不同的另一种。
“德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是代表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君主专治的政治统治的国家。“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不了当时的德国政治统治是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是君主专治的。“政府征收的税费也比较高，政府再用收来的税去帮助穷人”是一个对德国当时社会实质的根本歪曲。
“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不能是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君主专治的政治统治。而且英国美国以后也成为“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现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都是“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照此说法就都是政治经济的“现代化”的模式了。这样，在“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模式上，在“中国模式”被承认之前，又谈何“唯一模式”的“西方模式”呢?
说日本的政治经济模式“本来就是模仿德国的”还靠上点谱。凭着作者以上表述出来的不成为论据的论据，就理所当然地断言苏联本来就是模仿德国的，把“所以西方理论界把苏联叫做‘德国模式的斯拉夫版’”当成真理，如此的逻辑和做法，不敢恭维。
苏维埃不说了，那被认为是形式。任何政治经济的模式首要的是看实质。实质是苏联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或者共产党专治的。不仅其党的骨干成员，就是其基本的党员群众，即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甚至不是现职的小私有者，即都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而德国君主专治是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德国皇帝本身就是压榨和剥削人民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苏联是这样的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组成的共产党专治的政治统治规制的基本上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其实是这样的政治统治规制的国家行政经济，尽管利用了商品交换的形式，但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商品交换形成和现实的，而德国是代表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君主专治的以私有制为基本，以地主和资本家大有产[生产资料的]者为主导，社会生产关系是通过商品交换形成的，社会分配也基本上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专治，德国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君主专治。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与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从形式到性质是如此的大不相同，断定苏联模式“本来就是模仿德国的”，说得客气些，是无根据的糊编乱造。〉〉〉》
以上就是在中国崛起以前，人类的两种现代化模式。
《〈〈〈否!以上就是中国崛起以前，人类的一种“现代化模式”，而且就是作者说的“西方模式”。只不过作者又把“西方模式”断定为两种。但“西方模式”有两种的论断从以上作者的论证不能自圆其说。
不过，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本身没有“现代化”三个字，或者“现代化”不是国家社会任何政治经济模式本身的属性，是人们认为它是现代化。所谓“西方模式”是现代化的，是根据其意识形态断定出来而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
如今，随着中国现代化初步成功，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讲过“中国模式”，迄今为止，我们只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就意味着我们还在摸索当中，“模式”就是已经很固定、很成熟了。可是，一些学者以及媒体人，特别是外国学者，他们认为已经有“中国模式”了。
《〈〈〈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是早就发生了的事情。凡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能以承认中国政治经济模式为前提，不承认还建什么交。已经七十年了，怎么今天才发生“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的事情?
这里的“随着中国现代化初步成功”的“现代化”应是指包括在工业、农业和军事等上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前述作者说的是作为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的“现代化”的模式的“西方模式”。刚才论述的“人类的两种现代化模式”也表明前述说的“现代化”的模式和刚才说的“现代化模式”不是指现代化，而是指“现代化模式”。因此，“随着中国现代化初步成功”与“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其意就是由于中国现代化初步成功，世界上开始承认作为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现代化模式”。而一般所谓“现代化”只能是不断发展的，决不能象模式那样“就是已经很固定、很成熟了”。所以，这里的“中国模式”与前述作为“现代化”的模式或上述的“现代模式”的“西方模式”一样，是指政治经济上的“中国模式”是与“人类的”“现代化模式”的“西方模式”根本不一样的“人类的”另一种，即第二种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了。
于是，“一些学者以及媒体人，特别是外国学者，他们认为已经有‘中国模式’”了的“中国模式”，就是与“人类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模式”根本不一样的“人类的”别一种“现代化模式”。
然而，西方的国家决不会承认这一点。比如美国决不会认为作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能是与“西方模式”一样平起平坐的另一种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对“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要有清醒的头脑。〉〉〉》
“中国模式”跟英美、德国不同，它在个人效率方面赶不上英美，在组织效率方面赶不上德国以及日本，但中国主要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中国第一大优势就是规模大——“规模效应”。我们的国内市场大、需求大、人口众多，所以可以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另外，由于我们的“规模效应”比较好，所以影响也较大。
《〈〈〈作者这里是把作为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提高到的“人类的”“现代化模式”的“中国模式”，与人类的”“现代化模式”的“西方模式”的“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的不同降格到“个人效率”、“组织效率”、“规模效应”的不同上来加以比较论述了。这里的“效率”、“效应”看来主要是指发展生产或经济的“效率”和“率应”。
就“个人效率”、“组织效率”、“规模效应”来说，一个国家社会，首先和决定性的当然是这个国家社会的总体的发展经济的“规模效应”。一种“人类的”“现代化模式”不能使“个人效率”、“组织效率”转换成这个国家社会总体的发展经济的“规模效应”或者转换成的“规模效应”差，这种“人类的”“现代化模式”对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就不是好事。
一种“人类的”“现代化模式”不能经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将其统治的社会中的“个人效率”规制转化成国家社会整体的“规模效应”，作为政治统治的统一体的国家社会中的“个人效率”对这个政治统治的统一体的国家社会必然是有害无益的。这样的“个人效率”，不管作为作者说的“人类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模式的任何国家，都会将这种“个人效率”加以克制。即，这样的“个人效率”是在克制之例，而不在推崇之例。
一种“人类的”“现代化模式”不能经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将其统治的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或社团的“组织效率”规制转化成国家社会整体的“规模效应”，作为政治统治的统一体的国家社会中的“组织效率”对这个政治统治的统一体的国家社会必然是有害无益的，这样的“组织效率”不管作为作者说的“人类的”“现代化模式”的任何国家，都会将这种“组织效率”加以克制。即，这样的“组织效率”是在克制之例，而不在推崇之例。
离开国家社会总体的“规模效应”，来强调“个人效率”、“组织效率”，本身就是荒唐的，从“个人效率”、“组织效率”、“规模效应”之间的不同对不同种的“人类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比较论述和分类，当然也是荒唐的。
人口不管怎样众多，如果不能将“个人效率”和“组织效率”发挥出来，整合成为国家社会总体上的“规模效应”，又怎么能发展出现在的“国内市场大、需求大”，又哪里来的“所以可以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和哪里来的“另外，由于我们的‘规模效应’比较好，所以影响也较大”。
以为“中国模式”在国家社会的整体“规模效应”中没有“个人效率”和“组织效率”，或者“个人效率”和“组织效率”差，能有“中国模式”的国家社会的整体“的规模效应”的优势，能用七十年创造出“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奇迹，是奇谈怪论。〉〉〉》
其实，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对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贡献要大于欧美。因为在中国工业化成功以前，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成功掌握了工业化。在大家的概念里，发达国家的主体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再加上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可是，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加起来也就10亿人多一点，仅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7。然而，中国的人口有14亿人，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实现了工业化。
而且，中国取得工业化的成功仅仅用了70年时间，较西方国家的几百年少之甚少。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对人类工业化进程所作的贡献要大于欧美。总之，“规模效应”的特点第一是规模大，第二是意义大，第三，很多具体做法不同于西方。
《〈〈〈所谓“工业化”，是指一个农业国家的工业发展实现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是中国使自已工业化成功，不是中国使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工业化成功，谈不上对“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其它非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业化的什么贡献，更谈不上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以前“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工业化成功的其它国家的贡献。上个世纪未，整个人类世界就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与中国实现工业化大体上是同时。早就现实了工业化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再加上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同样谈不上“对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贡献”，只谈得上对它们各自工业化的贡献。比如，中国的工业化的成功，就是自已奋斗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国家“对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贡献”的结果。以为占世界人口1/5的14亿人口的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比以上这些早已实现工业化、现在其总人口“仅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7”的国家要多出近四亿人口，“中国取得工业化的成功仅仅用了70年时间，较西方国家的几百年少之甚少”，就自卖自夸为“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对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贡献要大于欧美”，是即无道理，又无自知之明的有损我中华民族声誉的民族自大主义，应当受到批评。
顺便指出，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的实现不是用了几百年时间。人类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实现工业化，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即便是全部西方的主要国家实现工业化，西方工业化开始时间就是从英国算起，到法、德等主要国家都实现工业化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也才一百二十年时间。纵使以包括沙俄在内的全部欧洲非农人口超过农业人口算，就是算到苏联已经存在的20世纪的三十年代，也不到两百年。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比西方国家的快了多少倍，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化是用比过去西方国家工业化更先进得多的技术进行的工业化，尽管经济发展是高速度，比起西方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得多，但经济发展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中国工业化是比当年西方国家工业化更高得多的技术基础上的工业化，所以中国人口工业化的速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快多少。
顺便指出，中国工业化在上世纪未就实现了，而不是用了70年。尽管农村人口现在也有一半多一点，但上世纪未，中国务农的人口就不到劳动人口的一半了。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不是一回事。
“规模效应”仅仅只是有规模大的特点，就弄出“第二是意义大”的论断不能成立。印度也是有规模大的特点，但它就没有中国这样的“规模效应”。中国的“规模效应”是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创造了人类世界的“中国特有的”的经济奇迹。“规模效应”没有至少是人类国家社会的突出成就，“规模效应”的规模再大，意义也不能算大。“规模效应”有突出成就，“规模效应”才能是意义大，而不是“规模效应”的特点“第二是意义大”。“意义”是人对事物的评价，不是对象事物本身上有什么“意义”。“规模效应”这个事物本身是不会有“第二是意义大”的特点的。〉〉〉》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中国现代化以前，人类的现代化确实只有“西方模式”。苏联、日本也只是模仿西方，并没有原创。但“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原创，“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意味着观念上的“西方模式”的唯一性被打破了。
《〈〈〈从作者的论述，所谓“西方模式”是指在“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的今天之前人类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模式。政治经济的模式，苏联，与“西方模式”是如水火般的根本不同，说是有所模仿倒也罢了，在政治经济的模式上与西方水火般不同的苏联怎么能“只是模仿西方”呢?又是一个奇谈怪论!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原创”得指出：它是在模仿和改进了的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基础上的只是经济模式上的创新。甚至经济模式上也算不上是创新。因为市场经济是早就有的经济模式，尽管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有各种具体的不同，但在根本上是一样的。即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都不是创新，只是中国这样的政治模式加上市场经济的模式，也许才能算“中国模式”是创新，因为这样的政治模式与这样的经济模式结合起来的政治经济模式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模式最具决定性的是政治模式。在政治模式上，中国仍然是模仿和改进了的苏联模式。因此，在最具决定性的方面，现在的“中国模式”与“改开前的中国模式”没有原则的不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模式上与改开前的中国是一脉相承的，在理论上割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与“改开”前的中国模式的联系，起码是犯了无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事实的错误。在实践上割断了与“改开”前的中国政治模式的联系，那么“中国模式”就根本谈不上任何的创新了，当然也不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西方模式”是“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的今天之前人类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模式，是作者对“西方模式”的颂扬。本来，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奇妙的新发明。“现代化”，是当下代表人类社会最先进东西的“化”。科学技术上最先进的“化”，西方和东方，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能有根本统一的标准。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模式，至少当下人类社会的最先进的“化”没有统一的标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符合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经济模式就是现代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者们会认为的政治经济模式的现代化则肯定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的根本不同。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学术上的术语，而是意识形态的术语。
“中国模式”在七十年前早就存在了。因此，不是“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而是“中国模式”在政治模式上保持根本一致的将国家行政经济改革成市场经济的发展。
“西方模式”是作者认定的在“世界上开始承认‘中国模式’”的今天之前人类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模式。其实“‘西方模式’的唯一性”早在十月革命后就被打破了，尽管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统统都变成了“西方模式”，但还有一个在决定性的政治方面与苏联模式根本相同的“中国模式”。现在被作者认为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创造性的发展而已。〉〉〉》
3.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这将导致人类的生产力布局发生根本变化，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历史机会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近代人类的生产力是工业能力，而工业能力的进步主要通过工业革命，所以工业革命是理解近代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一个视角。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从此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从农业时代进入到了工业时代，西方真正地确立了对非西方的优势。
在蒸汽机出现以前，人类打仗或者生产都是靠人力，可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蒸汽机出现以后，人类可以通过蒸汽机把地下的化石能源如煤炭燃烧之后变成蒸汽动力，这个效率是人力比不了的。由此，西方国家可以造一些大机器，并且获得了超越非西方的力量。
西方崛起的真正关键就是工业革命。在蒸汽机之后，19世纪60年代，美国又实现了电力的广泛使用，并且开始使用第二种化石能源——石油，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与非西方的差距。1946年，美国生产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计算机，自此人类进入计算机革命时代。
《〈〈〈是政治统治决定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是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从而是政治统治决定的社会生产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相反。对此，请看我发表在红歌会网的《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与李培荣同志商榷)》和《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之二]》等文，不再赘述。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相反。“理解近代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一个 视角”决不能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或结果的工业革命，而只能是作为工业革命原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生产，和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以阶级矛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矛盾、斗争和革命及由此决定的政治统治。
没有政治统治规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蒸汽机就是发明出来了也无法在社会生产中广泛生产出来和运用。发明蒸汽机在封建政治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是某种政治统治规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社会生产已经相当发展的社会的产物。因此，“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从此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的论断是错误的。此处说的“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 ”，是英国革命到所谓“光荣革命”，甚至以后的政治矛盾斗争促使而发展着的政治统治规制的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从此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因此，不是“西方国家可以造一些大机器，并且获得了超越非西方的力量”，这只是表象。而是西方发展出的新的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使“西方国家可以造一些大机器”并不断发展出并组织运用人类最选进的科技手段进行社会生产和对外扩张活动等，才“获得了超越非西方的力量”。
因此，“西方崛起的真正关键就是工业革命”的论断也是错误的。“西方崛起的真正关键”是实现了比封建社会更加具有优越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统治规制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生产的或经济的模式。“在蒸汽机之后，19世纪60年代，美国又实现了电力的广泛使用，并且开始使用第二种化石能源—石油，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与非西方的差距。1946年，美国生产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计算机，自此人类进入计算机革命时代”等、等都是由此而来。而非西方的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的国家正是在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生产的或经济的模式上迟迟没有实现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变革而大大地败落了。〉〉〉》
显然，这三次工业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都是西方搞出来的，其结果就是让西方一直保持生产力的领先。反观中国，由于生产力落后，人类社会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次都没有抓住。所以，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说中国完全没有抓住三次工业革命也不完全正确，其实我们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网络”。所以在习近平主席眼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这是巨大的历史机会，我们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而且还有可能领先。他也准备拉着金砖国家一起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样我们的胜算会比较大。
于是，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把握好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在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实现更好的发展，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不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人类社会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次都没有抓住”。三次工业革命本身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先进生产力的表现。这是逻辑推理的同义反复。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从清朝开始就注定走向败落道路的原因正在于清朝把中国的官僚地主阶级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君主专治政治模式发展到了最高峰。当它开始进入中国古代自秦以来不断发展形成的这样的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固有周期的最后阶段时，正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面展开发展的时期。这是1840——1842年中国会被GDP远底于中国的英国发动的雅片战争打败而自此以后不断败落的原因。
革除了中国专统的政治统治模式建立了号称“民国”的中国，脱变成了反动和腐败的军阀性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模式及其必然规制的腐败的社会生产或经济模式。尽管中国从清朝未期就开始了极积鼓励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为如此，中国“民国”时期内乱和外患不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差距更加拉大了。
49年新中国就只能是建立在世界上最落后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叫做“一穷二白”。
这才是“人类社会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次都没有抓住。所以，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原因所在。即，生产力落后是结果，而不是“人类社会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次都没有抓住。所以，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世界上最为贫穷，生产力极为落后的中国，之所以又会作到作者说的“其实我们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原因在于中国用革命的方法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这样的政治统治用革命的方法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各个基本方面的改造，由此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形态上彻底改造了一个旧中国，形成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政治统治在发展经济到相当程度后对经济的“改开”，形成了一个更加适于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
如若不是习近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共核心领导班子七年来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和整党治党扭转了，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斗争至少是大大放松了，中共受到资本渗透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愈趋严重的侵蚀，到了政治统治的腐败和涣散已经十分严重，致使潜在的金融、经济危机和几十年积累的潜在政治危机发展到了临近总暴发的危局，不仅“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这是巨大的历史机会，我们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而且还有可能领先”的美好希望必然破灭，而且会亡党亡国。
中国的崛起决定性的在于“中国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和这样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经济，而不在于有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与“金砖国家一起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了前者，没有后两者也能崛起，没有前者，后两者就等于零。〉〉〉》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跟美国至少可以同步，很可能会比美国还先进，这样的态势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力布局将完全不同于过去几百年。过去几百年工业革命都在西方，因此西方的生产力绝对领先，甚至有些时候一骑绝尘。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东方的生产力有可能会领先于西方，至少会达到东西方平衡，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变化里最重要的变化。
《〈〈〈只要中共能抓住我说的那个“七寸”，有没有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在包括人均GDP、科学技术、社会福利、军事实力等的各个重要方面都能赶上，有的甚至能超过当时美国的至少三倍多甚至四倍，综合实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将超过美国。否则，就是有第四次工业革命，不要说“很可能会比美国还先进”了，中国还存不存在都得打问号。
至于“东方的生产力有可能会领先于西方，至少会达到东西方平衡”，放宽点说，在今后的五十年内只能是奢想。作者 说的“东方”包括了金砖国家，显然不只是亚洲。这里，就只算亚洲。因为，搞得好，除了有个中国，加上现在已经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最多再加上一个朝鲜，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水平，中国甚至可能超过。但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届时人口最多的大国印度为代表的其它搞“西方模式”的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越南由于其党引进了所谓民主，甚至允许派别活动在一党内合法存在和国家最高层“四架马车”的组织构架，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统治愈趋涣散从而愈趋腐败和脱代变质，可能现在其核心领导层已经脱化变质了，不可药救。好的结果是与其它东方的搞“西方模式”的国家一样，在相当程度地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坏的结果是发生“颜色革命”而改朝换代，甚至解体。五十年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也许再加上朝鲜——海湾靠石油仅仅是富起来的国家不能算，届时加上中国的十五亿，这些国家总人口仅占亚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到，按国家数量算只占约八分之一，代表不了亚洲，更代表不了除“西方”以外的那个“东方”。
所以，“这样的态势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力布局将完全不同于过去几百年”的预言在至少以后的半个世纪内都不能成为现实。可能成真的是中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发达的国家，对世界形成主导作用的影响，但这必竟不是“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变化里最重要的变化”不仅三十年，而且半外世纪都不能成立。〉〉〉》
4.人类在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一是网络治理。互联网始于1969年的美国，但我们今天用的“.com”网站是1985年才出现的。30多年的时间里，它发展得很快，带来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支付宝、共享经济等。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网络诈骗、传播极端思想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网络治理。
二是虚拟经济规模太大。虚拟经济一直有，但是现在发展非常快，规模也比较大，可以说只要有金融就有虚拟经济。2018年，全球GDP总量约80多万亿美元，其中新增的部分为3%，即2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约有77亿人，辛苦一年新增的财富也就2万多亿美元。可是，截止到2018年底，人类的股票、期货、债券却超过了3000万亿美元。显然，我们的实质财富并不多，账面上的财富却特别多，这说明存在很大的虚拟经济泡沫。
三是超级资本。资本历来都有，而且是推动西方变化的主要力量。资本有它正面的历史功能，但也需要防范，因为资本是很自私的，它会充分利用人的自私心来赚钱，所以对它要有所节制。
四是人口到了一个新阶段。20世纪以前，哪个国家都希望人口多，因为人口意味着力量。但二战以后，也就是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大家发现人口已经突破了生态能够承受的极限，所以开始想办法限制人口数量。可以肯定地讲，二战后到现在70多年，人类减少人口增长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现在，世界总人口是77亿，很快会过80亿。人口学家预计，在2050年之前世界人口会超过90亿，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100年的时候会突破150亿。150亿人口，地球的生态肯定是受不了的。
如今，英美国家的自然人口在下降，西欧、东欧、俄罗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的人口也都在减少。可是，虽然美国的人口总量在减少，但速度却比较慢。
目前美国控制人口一是靠“修墙”，部署野战部队，切断人口增量;二是减少存量。原来美国的福利制度比较宽松，其在《国际法》上实行的是“出生地主义”，也就是说只要宝宝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公民。
所以以前很多拉美移民都想办法跑到美国生孩子，去福利局领取生活补贴。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通过改革移民制度、福利制度来控制新增人口数量，同时他也希望借此控制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的变化。目前，世界总人口还在膨胀，其中发达国家中受教育水平比较好的地方人口在减少。
我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这也保障了人口的高素质。现在，我国的人口增长已经减缓了，而且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可能会进入一个转折点，即新出生的人口数量少于去世人口的数量。
我国不同于欧洲、美国、日本，基本上还属于“未富先老”的状态。所以，为了经济发展和对人类的生态负责，我们也在主动减少人口数量。这就是世界人口的基本情况，发达国家到了一定程度人口会自动减少，中国则是主动减少。但是，非洲以及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数量很难控制，很让人头疼。因此，世界人口总量根本控制不住。
五是科技陷阱。人类从牛顿力学开始就有了科技，总的来讲，科技的作用是很好的、正面的，但是经过300年的发展，科技的力量已经很大了，要小心它的陷阱，也就是对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加以限制。
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称，一对修改基因的双胞胎已经在中国健康诞生，基因编辑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件事是很危险的。据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介绍，2016年6月开始，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蓄意逃避监管，使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贺建奎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招募8对夫妇志愿者(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女方阴性)参与实验。为规避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实施辅助生殖的相关规定，策划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指使个别从业人员违规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入母体，最终有2名志愿者怀孕，其中1名已生下双胞胎女婴“露露”、“娜娜”，另1名在怀孕中。其余6对志愿者有1对中途退出实验，另外5对均未受孕。
该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人的基因是几百万年形成的，有它的合理性，不能随便更改，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对人类基因进行编辑。
最后，关于新问题，我讲一个故事。2018年3月14日，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威廉·霍金去世，霍金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宇宙之王”。他去世以后，他的太太公布了他的遗嘱，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的四个警告。
第一个警告，人类永远不要回复外星人给我们发来的讯号。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掌握通讯技术才一百年，外星人信号到我们这很有可能是几亿年。他认为，要立法限制任何人这样做。
第二个警告，防范人类滥用基因技术。
第三个警告，防范人工智能获得独立意志。人类可以发展人工智能，但发展机器人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机器人一定要听人类的，它不能有独立意志。2015年，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研发了围棋机器人阿尔法(AlphaGo)，围棋界公认阿尔法围棋的棋力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在Go Ratings网站公布的世界职业围棋排名中，其等级分曾超过排名人类第一的棋手柯洁。AlphaGo每天可以学习100万盘棋谱，可人类最优秀的棋手一辈子大概也只能学8000盘棋谱，所以人类这一辈子攒的知识，阿尔法几分钟就掌握了，而且他可以不睡觉，天天不停地学。
再举一个例子，谷歌在人工智能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其人工智能实验室也是最好的。根据美国媒体报道，2016年在谷歌的机器人实验室发生了一个恐怖的事件。实验室中，两台机器用他们自己发明的语言开始说话，人类听不懂，在场的工程师非常惊讶。当时，工程师的第一反应就是命令他们不许讲话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停下来，最后工程师只好切断电源，将两台机器永远封存。这说明，这两台机器已经有初步的自我意识了，是很危险的。
第四个警告，防范人类当中的疯子使用核武器。
我个人认为，这四个警告是很好、很负责任的，我也完全同意这些劝告。通过这些，大家就应该知道现在人类面临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一定要面对的，而且需要带头去解决的。
《〈〈〈作者“一、整体国际形势”“(一)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在外交上的两大新论断”的“4.人类在面临的一些新问题”的论述，不以为有重要的实质内容，没有值得书写的感言。〉〉〉》
(二)国际形势的不确定
1.五个表现
(1)美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原来很开放，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现在理念变了，从自由贸易变为公平贸易。事实
上，这个公平是不公平的。因为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2)过去30年，世界各国大都依照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来执政，主要特点是强调市场化。市场化有利有弊，一方面效率比较高，经济发展良好，另一方面市场化一定会带来贫富分化。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赢家通吃，穷的就是失败者。当贫富分化广泛以后，社会中下层就会产生不满，容易产生“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社会运动。2011年，美国出现了一个社会运动叫做“占领华尔街”;2018年，法国巴黎出现“黄背心”运动。二是“强人政治”。只要中下层有不满，一定会有政治人物出来利用他。
(3)现在难民潮正在冲击欧洲，非法移民潮正在冲击美国，欧美社会的性质正在改变。客观上讲，欧美原来是不错的，不仅先进、富裕、发达，而且比较宽容，自由度很高。但是，遭到难民潮、非法移民潮冲击之后，欧美社会开始排外，开始封闭，这对世界很不好。
(4)与宗教极端化有关的政治极端化。在人类77亿人口当中，有20%的人是不信教的，世俗化的，他们就是东亚人。他们属于中华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汉字文明圈，具体包括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缅甸北部、南北朝鲜、日本，他们全部的人口大概占世界总人口1/5略多一点。
这些人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他们都遵循孔子的教导——“敬鬼神而远之”，主要是以人为本的，靠人的意识形态、理性来管自己，他们政治的最高价值是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说，世界上剩下的差不多80%的人类都是靠神来管自己的，不是一神就是多神，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布局，即80%的人信神、信教。
中国古代一直是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来管理社会的，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分工。比如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不是纯粹的自然动物，所以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儒家就管这个。道家管人与自然的关系;“释”就是佛家，管人的内在矛盾。中国古代三大意识形态管的就是三样东西，内在的自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认为这套哲学特棒。
但是，有的地方实行“大神通”，一切的规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怎么相处都听大神的，然后就出麻烦了。他得管两件事，人与人以及神与神，管得不好就会发生诸神的战争。现在，世界迎来了全球化、网络化，这就导致了宗教的极端化，最终导致政治极端化。
(5)网络。如今我们可以自主地在网上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但问题也来了，网络在让人高兴的同时也会害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偏见去选择信息的，得到的信息会不断地强化人的偏见，看久了，人就可能不断地被自我洗脑。另外，每个人在网上看到的世界跟真实世界都是有距离的，也是有选择性的，于是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整个世界都没有真相。
《〈〈〈所有以上作者论述的五条，没有一条能影响国际形势从现在开始到未来30年的大的发展趋势。所以是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主题的离题。对于具体的国际形势的确定不确定，难以预料，而且就是不一定的。在国际形势的宏观大论只需预料较大概率的可能性。从现在开始到未来30甚至100年的国际形势的总的发展趋势大概率的是二种可能，中国因中共的 腐败脱化变质，被美国用军事遏制、和平演变导致“颜色革命”，加最后的政治军事于预而解体，接下来再搞俄国。俄国能否搞掉美国都能巩固和发展它的一超地位，并由对世界的霸道性主导升级为霸道。霸道的程度视能否把俄国搞掉而定。如里俄国能搞掉，美国就会对欧盟下手。当然印度也跑不脱。第二种可能是，中国如果能抓住那个“七寸”，综合实力就必然在大约三十年左右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不管再后中国是否发生“颜色革命”，国际格局只会发生波折，危机过去后，也会是中国一超主导的多极世界。这两种可能性到底将会是那一种变成现实，或者是现在看来其它的较小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如人类发生核战争而至少大倒退甚至毁灭，是不确定的。我发表在红歌会网的《主体意识与社会规律》指出，不存在事物的运动发展的规律。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的规律都是有条件和前提的。而条件和前提不是必然或确定不移的。〉〉〉》
2.六大根源
(1)现在美欧内部的问题多，主导外部世界的能力下降，致使整个世界的格局不稳定。冷战时期，世界处于两极格局。当时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苏联及其兄弟构成东方世界，美国及其兄弟构成西方世界。南斯拉夫、埃及、印度倡导不结盟运动，称为中间路线。那个时候，中国把自己归到中间路线里边。
《〈〈〈在未来十年以内，美国霸道性地一超主导的世界格局，西方世界盟友关系的趋于涣散的格局，中俄战略协同关系的格局，美国无法对中国打“冷战”，更无法组织西方对中国打“热战”的格局，和只要中共抓住了那个“七寸”，美国一超衰败的格局，从而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和平共处，做生意，既矛盾斗争又不得不共戴一天的格局，等，这些关系整个世界局势的格局，从而整个世界的格局相对稳定是大概率的事，致使“整个世界的格局不稳定”是小概率的事。因此，“现在美欧内部的问题多，主导外部世界的能力下降，致使整个世界的格局不稳定”是误判。而是世界格局形势的总趋势向好的方向发展经过努力和斗争是大有可为的。〉〉〉》
因此，冷战的时候世界是分为三部分的，即东方、西方、中间。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整个东方集团都投向了西方，中间路线集团绝大部分投向西方，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变成了以西方为主导，所以美欧的能力、主导力对世界格局的稳定特别重要。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主导力下降，导致世界格局不稳定。
《〈〈〈不是“整个东方集团都投向了西方”。确切地说是东方集团由原东方集团的国家的“苏联模式”剧变成了“西方模式”，为首的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同样如此。但占原东方集团人口大多数的以俄罗斯为首，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其它一些独立国家组成“独联体”和“欧亚联盟”，与西方存着不能同流在一起的严重矛盾，甚至只好到东方寻找可以利用的力量来与西方抗衡。是构成前“东方集团”的主体部分的国家又组成新的集团仍与西方矛盾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变了。
不是“中间路线集团绝大部分投向西方 ，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变成了以西方为主导”。而是西方的营已经开始趋于涣散，西方的其它几个主要大国与美国的矛盾开始凸显，中国的崛起势头强劲，由美国逼迫形成的俄中战略协同关系发展，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变成的美国一超霸道性主导的地位趋于败落，从而“中间路线集团绝大部”没有必要投向涣散的西方。
不是“所以美欧的能力、主导力对世界格局的稳定特别重要”。而是所以中国的不可遏制的崛起趋势和与俄国形成的战略协同，再加上美国与其西方国家的联盟或阵营关系的趋于涣散，对世界格局的稳定特别重要。否则必然出现美国统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冷战甚至热战，世界格局的稳定必将遭到大大地破坏。
不是“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主导力下降，导致世界格局不稳定”。而是“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主导力下降”，加上中国的初步强大和与俄国形成的战略协同，才使美国没有苏联解体后的头十多年那么嚣张，打这个打那个，把一些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动乱分裂，才有今天的世界格局总体上的相对稳定。
以为“整个东方集团都投向了西方，中间路线集团绝大部分投向西方”，“美欧的能力、主导力”是决胜定性的因素，和没有发生“美国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主导力下降”，“所以美欧的能力、主导力对世界格局的稳定特别重要”，是作者这篇“首先谈整体的国际形势，因为准确把握形势是制定对策的第一步;第二部分谈如何看待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第三部分谈中美关系”的理论所犯下的错误中又一个重大的错误。〉〉〉》
(2)在西方力量相对衰弱的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崛起了，世界必定走向东西方平衡。
《〈〈〈如前所述，非西方的世界的其它方，在看得到的至少五十年内，只是缩小与西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决定性的是中国的崛起，加上非西方的其它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西方的差距的缩小，才使得“西方力量相对衰弱”。
只要中国搞得好，目前阶段是趋于衰败的美国一超多极的平衡，二十年后是美国与中国两超多极的平衡，四、五十年后，是中国一超主导的多极平衡。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不再是西方与东方的对抗平衡。从而，没有世界的东西方平衡，更不是“世界必定走向东西方平衡”。如果不是中共抓住那个“七寸”，世界就会仍然是美国一超霸道性主导，而且会升级为美国一超霸道。〉〉〉》
(3)网络的迅速扩展。虽然网络出现的时间很短，但如今世界上已经有一半的人在使用网络，这也就是说人们已经进入了二元社会。显然，二元世界对传统社会的管理有很大的冲击。
《〈〈〈“......一半的人在使用网络，这也就是说人们已经进入了二元社会”是忽悠大众之言。〉〉〉》
(4)全球化会导致不同文明的往来。全球化以前，大家几乎是不往来的，但全球化之后，各国不同的文明必然需要往来，但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冲突。
《〈〈〈“导致不同文明的往来”的人类的“全球化”，至少早在五百年前就开始了。不是“全球化之后”，而是“全球化”开始时，“各国不同的文明必然需要往来”。“但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冲突”说得不对。而是从一开始，五百年来一直在发生矛盾冲突，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仍然会是矛盾冲突。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之间五百年来都是如此，还不要说与其不同的世界其它方的文明了。〉〉〉》
(5)技术传播越来越快。网络时代，技术传播越来越快，好处就是可以帮助中国、印度追赶西方，坏处就是导致了不确定因素的出现。
《〈〈〈“网络时代”出现和发展的前不久的世界，当下的世界，包括网络技术运用最为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 与其没有网络技术时没有什么两样，更没有看到网络技术的运用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甚至对其有什么重要影响，同样更没有看到网络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世界国际关系的格局，甚至对其有什么重要影响。有没有“网络时代”，“中国、印度追赶西方”都会出现。“网络时代”与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和国际格局意义上的“导致了不确定因素的出现”没有任何重要关系。相反，是各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决定“网络时代”及其发展。〉〉〉》
(6)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给美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挑战。有这样一种说法，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5G+物联网”，代表人物是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可以很肯定地讲，中国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但是他这个说法是少数派，绝大部分人是不同意的，我本人也不同意。我认为，“5G+物联网”仍然是因特网革命的深化，历史范畴还是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没有“第四次工业革命”，只要中共抓住那个“七寸”，就能保证“中国模式”不脱化变质，“中国模式”的中国自已照样能抓住“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历史机遇不是什么东西能给中国带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模式”不仅什么机遇都抓不到，而且会亡党亡国。中国的历史机遇只能是中国自已靠自已的“中国模式”抓住的。〉〉〉》
美国的科学界认为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如下五个方向：
一是新材料，具体说就是石墨烯。因为现在所有电子产品用的都是硅晶片，但硅晶片的技术已经达到极限了，那么要生产更新的电子产品就要用新的材料，也就是石墨烯;二是基因工程;三是AI，也就是人工智能;四是量子科学;五是核聚变。
这是人类现在努力的五个方向，而且这五个方向都有可能带来工业革命。科学家一般认为前三项(新材料、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20年左右就会很成熟，可以产业化，从而引发工业革命。但对于量子技术和核聚变，一般认为最快也要30年，比较有把握地讲，要50年才能成熟，才能产业化。
把五个方向跟具体的国家进行对照可以得出结论：这五大方向美国由于技术积累很好，所以肯定是全面领先的，因此美国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
但值得中国人欣喜的是，目前中国跟欧洲、日本在这五个领域有很大的投入，都有一些积累，可以肯定地讲，中国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二梯队，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至于像韩国、印度、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没有能力全面参与这五大方向，只是个别地方还不错，所以属于第三梯队，剩下所有的国家都属于第四梯队。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的国家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基本上是没希望的。从科学角度来讲，真正有希望的就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个人推算，未来十年中国只要不犯错，一定会在第二梯队里面脱颖而出。
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就应该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且中国的胜算较大，道理在哪呢?
一是我们的能力比美国全面。美国技术创新能力是最好的，过去30年世界上最好的技术，90%都是美国人提供的，但现在美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而中国什么产业都有，这是事实。
二是引进人才。硅谷是创新圣地，集中了清华大学2万名毕业生，可以想象他从全球引进了多少人才。可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技术再好，但如果不能变成市场可以接受的产品，就等于是一张废纸。但美国现在没有产业，也就无法将技术变成产品。
相反，中国的创新能力现在看来可能还不是特别强，但中国的本事就是产业化能力非常强。中国的产业门类齐全，而且总体来讲越做越好。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产业部门、中国的企业家真的可以把西方人认为很高级、很高端的高科技产品做成“白菜价”产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地符合市场规律，这是中国真正的优势，而这个优势从长期的产业竞争角度来讲更为重要。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后一定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而且中国的胜算要大于美国。
《〈〈〈所有以上的论述表明，作者的科技决定论的实质。中国没有“中国模式”，亡党亡国，所有以上的一切，都等于零。有了“中国模式”，所有以上的一切都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只要中共抓住那个“七寸”，与其说“中国的胜算要大于美国”，不如说中国的胜算一定大于美国。〉〉〉》
二、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历史机遇，如果美国输给了中国，意味着此后美国的生产力要比我们落后，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最大的挑战。坦率地讲，现在美国还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中国也并不威胁美国。从逻辑上讲，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中国抓住了机遇，就意味着此后人类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业就会在中国。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
有人认为，中国在世界当中处在不确定的位置，但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确定的，理由有四点：第一，一个国家确定要往上走，一定要政治稳定，而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第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非常有抱负、很想干事情的人。因此，中国未来十几年的政治稳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跟美国、欧洲、俄罗斯相比都要更好一些。
《〈〈〈以上作者讲的其实是政治决定论。一定得是“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得是“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得是“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还有作者指出的“第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非常有抱负、很想干事情的人”。看来还得加上，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一定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而不是打着共产党招牌被资本渗透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腐蚀的官商钩结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只要抓住”七寸“就不是“中国未来十几年的政治稳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是至少一百年“政治稳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经济方面，从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五年下滑，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开始趋好了。据推算，到2019年底，经济增速下滑会停住，之后会有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当然，我们即使不可能回到以前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也不至于跌到如美国、欧洲、日本每年1%～2%的增长，原因如下：
第一，未来20年，中国还可以从发达国家吸收很多先进经验，这叫后发优势;第二，虽然我国人口开始老龄化，但现在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还比较低，所以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十年;第三，我们以前不太注意工程师红利，但未来它的价值会显现出来。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2018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总数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很伟大的。我们的高校学生中有一半多是学理工科的，这是中国未来的一大利好。
《〈〈〈中国没有“中国模式”就没有“后发优势”。中国有了“中国模式”，有没有“人口红利”不是决定性的，“工程师红利”，“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也会应运而生。〉〉〉》
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三者结合，结论就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没问题的。另外，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在科技和军事方面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未来十年，无论是科技还是军事，中国都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所以，基于政治前提、经济基础、科技、军事等因素，结论就是未来中国在不确定的世界当中是确定的，而且处于上升态势。
500年前，人类开始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今天，我们处在工业文明时代，决定国家 命运的是工业化水平。欧洲因为率先掌握了现代制造业，所以在经济效率、军事效率上碾压其他地区。日本崛起，也是因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今天，中国崛起也是因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谁有现代制造业，谁就能屹立于现代民族之林。
《〈〈〈如果不是中共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近七年的卓有成效的以反腐败、整党治党为核心展开的政治斗争，终于使垂死的趋势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中国就不可避免因政治腐败必然导致政治统治的涣散，政治腐败和政治统治的涣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是两极分化和潜在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发展及其不可控制，就不可避免政治经济危机的总暴发，大动乱、大分裂、大浩劫，以上作者说的都会化为乌有。
因此，“今天，中国崛起也是因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谁有现代制造业，谁就能屹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就又是一个谬论。〉〉〉》
人类现代制造业90%集中在北温带的三个地区——东亚、西欧、北美，这里面包括不到20个国家，是全人类200个国家的 1/10。这说明，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能进行工业化的。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是1/10国家当中之一，而且是
块头最大的一个。英国工业化仅1000万人，美国工业化1亿人，中国的工业化却有十余亿人。所以，当今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工业化。
如今，中国的工业化达到了中后阶段。2019年，中国有三个工业指标在世界上没有争议了：第一，中国的工业规模特别大，制造业总产值2010年超过美国，2016年超过美国和日本之和，2018年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之和。
中国制造业在2010年超过美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速是6.1%，是15年以来最慢的增速。但是，美国、日本、德国的增速是0.4%。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到了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的比例一定会超过50%。
所以，2030年之后，从制造业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第二，中国的体系太完整了，什么东西都能造。第三，中国的逆向学习能力特别好。
《〈〈〈所谓工业化，就是以工业的发展使非农业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如前所述，人类整体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能进行工业化的”正好相反，而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能进行工业化。只是时间早迟的不同。只要中国存在着，中国也迟早能进行工业化。
“值得庆幸的是”49年中国建立了“中国模式”，而不是“中国是1/10国家当中之一，而且是块头最大的一个”。所有作者以上说的中国工业在什么时间超过美国，超过美国和日本之和，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之和，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对美、日、德之具有的绝对优势，等等，包括“中国的体系太完整了，什么东西都能造”，“中国的逆向学习能力特别好”，都是中国有了“中国模式”的结果。
“所以，2030年之后，从制造业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是闭起眼睛说梦。不管从什么角度讲，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只能有两个国家。因为，“外国”，明明就只能是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
三、中美关系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了，而且中国的相对位置不错，因此未来的世界格局就是从“一超多强”走向“两超多强”。冷战的时候世界叫两极格局，那个时候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就剩下美国了，即“一超多强”。自此，美国就有一个国家战略，永远保持“一超多强”。可是，中国通过认真做事变得强大起来，成为了未来“两超”之一。因此，中美关系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决定着21世纪整个国际关系的性质。夸张一点讲，中美关系决定了人类的命运。
《〈〈〈不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了”，而是由于七年来的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整党治党，扭转了被“和平演变”而败亡的趋势，终于挽救和巩固了“中国模式”。只要中国有“中国模式”，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世界格局就是从‘一超多强’走向‘两超多强’”，而且还会从两超多强走向一超多强，不过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一超多强。
“夸张一点讲，中美关系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必竟还是夸张了一点。如果中国解体了，没有中国了，当然就没有中美关系了，世界仍然存在。一点都不夸张地讲，是中国有了“中国模式”，加上美国的愚蠢，才决定了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的国际格局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但中美关系“决定着21世纪整个国际关系的性质”，才疏学浅，弄不明白。 〉〉〉》
20世纪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由于中国是未来“两强”之一，因此外部世界一定是关注我们的。有些国家和地区很欢迎，如非洲、中东、拉美，因为中国崛起后，可以给他们贷款;有些国家很暧昧，比如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觉得中国崛起对他们有经济好处，但又觉得有安全威胁，所以很暧昧;有些很抵制，坚决反对我们，如欧洲、澳洲、美国。中国的成功使得我们更加引人注目，主观上想躲也躲不了。此外，中国确实崛起了，但是中国现在也有尴尬之处，欢迎我们的国家都是不太富裕的国家，没有权力、资源，也没有话语权。
《〈〈〈就是在苏联存在的情况下也是经过“斗”，才实现了“中美和则两利”。苏联解体后，西方甚嚣尘上的是中国崩溃论。施加不利条件让中国加入WTO正是为了促使中国“活平演变”，加速中国崩溃的进程。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发展，美国难以容忍，于是，中国崩溃论转变成了中国威胁论。由于中国的“活平演变”在深入发展，美国2010年以后终于能战略东移，以加强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压力，并加强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制造紧张关系和施加军事威胁，促使中国暴发“颜色革命”。然，自从那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的领导班子搞的什么反腐败、整党治党以后，事情越来越清楚，照此下去，“和平演变”只有泡汤，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难以阻遏，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随之甚嚣尘上。于是新上台的特朗普一开始就张牙舞爪，摆出政治军事经济全面与中国对抗的总体战架势。原因既简单又明显，中国崛起至少必然破坏美国一超霸道性主导的世界格局，削减直致消除美国由此获取的巨大利益，美国当然不容“中美和则两利”。
事情只能是中国站在国际法和道义的制高点上，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美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由此而造成的美国霸道性主导世界地位的趋于败落，迫使美国懂得“斗则两伤”，不得不接受“中美和则两利”。为此，中国必须尽可能的加快发展中国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综合实力，以自己的不断强大为支点，加强与俄国的战略协同关系，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还是得通过斗争，尽可能搞好与中国周边和欧洲、非洲、拉美等世界所有国家的关系，以此为基础，与美国斗。“热战”美国已没有这个胆子，撮合、组织它的盟国与对中国展开“冷战”，美国已没有这个条件和能力。与中国打贸易战，打了一年，看来不会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连杀人三千自损二千都办不到，而会是杀人三千自损四千。所以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条件通过斗争逼它不得不与中国共戴一天。以斗才能求和，和中必然有斗，如此这般地和平共处，互利共嬴做生意，是大有可为的。
作者说的权力、资源，还有话语权，是由综合实力和以综合实力为支撑才能搞好的国际格局决定的。综合实力不够，“ 尴尬之处”不可避免。不过，君不见，七十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尴尬之处”明明是总趋势地不断减少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综合实力为支撑，争取与人家搞好关系，不欢迎也能争取实现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做生意。“坚决反对我们，如欧洲、澳洲、美国”，“中国模式”的中国，也有能力使它们只能与我和平共处做生意。何况欧洲、乃到澳洲，与美国大有区别。对自已的实力、条件和发展势头总是估记不足，看不到美国主导的盟国关系已经趋于涣散，看不到美国的外强中干的虚弱实质，看不到美国的狼性，是中国不少学者的通病。
2019-10-18 发表于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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