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上我对曹操绝对没有恶言，管他出于何种动机，虽然一众传注者包括小说家罗贯中把他当作曹操“狡诈”的证据之一。当年曹操率军讨伐张绣，途中烈日当空，天气炎热，将士们口渴难忍，下令挖井也挖不出一滴水，曹操心生一计说“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
这就是“望梅止渴”典故的由来，将士们吃没吃到梅子，史书不曾记载，我想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操说出那则典故的当刻，将士们的口渴得到了缓解。曹操当时是否真的知道前面有大梅林？还是使的骗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运用心理学原理帮助将士们缓解了口渴――当然也为后世美言曹操和“望梅止渴”创造了条件。
也就是这个意义上，我对曹操这件事情上的作为没有恶言，无所谓诈不诈；但是作为统帅的曹操在那当口要不要说出这则典故，不亚于做出一项性命攸关的决策：如果前面没有所说的“大梅林”，将士们虽然解了一时之渴，却透支了魏武帝的信誉，士兵想“哦！原来你骗我们呦，我们不再相信你了”。统帅的信誉是一点一滴、真刀真枪建立起来的，他是有限的，容不得过度透支；如果并无把握前面究竟有没有一片“大梅林”，但是为解士兵们的一时之渴，不得不透支一下统帅的信誉，否则士兵们乱了，后面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没了？
我以为魏武帝要不要说的当口，一定有过两难决策，虽然那可能是刹那间；或以为就一句话，说错了又咋的？我以为是个两难，对我们普通人可以“说错了又咋的？”，魏帝营八极，对他这么个统帅一定是个两难。
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我对这几天网上群嘲张文宏保持着兴趣和关注。
×××××××××××××××××××××××××××××××××××××××
中国的防疫形势和防疫政策急转直下，由前期的“动态清零”走向一个莫名深渊。说他“莫名”，因为新冠流行三年来，世界上存在两种应对模式，一个是“动态清零”，一个是“群体免疫”；可这两种模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被看作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今天突然改变前期“动态清零”模式，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投降？不是投降那是什么？至少得有个说法和命名吧？“动态清零”与“群体免疫”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模式？是吧？
这是大事，与我们今天话题无干。按下不表，且说12月17日一次会议上张文宏表示“我们即将走出这次疫情已成定局，这个趋势不会再逆转”，这可炸裂了锅，网络顿时沸腾起来。我看了看，嘲讽的居多，有的还很铿锵激烈。单就一句陈述句，这句话永远没错――事实上新冠病毒一出现，这句话就不会错，人类总会战胜病毒的，否则人类最终走向毁灭，也就死无验证张文宏这句话了；可这句话是在形势急转直下说的，显然被看作为这个政策背书，潜台词意味着前景一定好于前期的“动态清零”，人们的怀疑也就情有可原。
这句陈述句就形式上也是一种“预言”，凡预言皆有三要素：结论、证据、通道――也即结论与证据之间的勾连关系，张文宏的“我们即将走出这次疫情已成定局，这个趋势不会再逆转”就是结论。不知道这个结论的证据和通道在哪儿？因为这种“预言”涉高度的专业性，给你证据和通道，你也建立不起来，也无法理解，于是不知可否了吧？
我相信张文宏医生，这是他抗疫三年来在我心目建立的信誉，我相信他的这个结论有其坚实的证据和通道，不会胡说八道，要否公示不重要，真的公示了也许弄巧成拙；然我转念一想又疑惑重重，加之这么多人嘲讽和怀疑――甚至还有明德、孙锡良和司马南诸位，疑虑就更重了。
中国民俗有着浓厚的赌博传统，不单单打牌或搓麻将之类，更普遍的是“预言”形式――他对某种事物出现或不出现的“判断”是建立在赌博基础之上，也即没有证据或通道，或者两者皆无，然后将这种判断用陈述句形式表述出来，影响他人。人们往往将“赌徒”视为下等人，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赌徒”往往是精英，表现光鲜，有着一付精英的外观――华人民俗一般将这类人视作“暴发户”；这类人赌博一旦成功就跃为“人上人”，后面的中国历史就围着他写，充斥着“肯定”语句；一旦失败就“人渣”一个，连肉糜一堆做辅料也配不上。事实上1949年革命也充斥着这类赌徒，当然我们党史不这么称呼，而是叫做“机会主义者”――他们在革命蓬勃发展时纷纷加入，革命遭遇暂时挫折时就一哄而散，甚至叛变革命，其中部分人还不止一次，这对他而言并非“恬不知耻”，只是一次“投注”而已。
这个看法是我念大学时《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上形成的，大概是一道习题“概率与赌博的本质区别”？或是一节课堂讨论？细节我全忘了；如果正是那道习题，我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上是没法解答的，《哲学》上是否能解答还是个问号。
今天我疑虑重重，张文宏究竟在“预言”呢？还是在“赌博”？中国传统中这两者界线本就模糊。不过我是非常相信张文宏医生的，这是他抗疫三年来在我心目建立的信誉，于是我就想起了曹操与他著名的“望梅止渴”。
张医生是否出于某种良好动机而做出此等“预言”或“预测”，根本就没有证据和通道？果真如此，这与赌博无异；但我以为：赌赢了，张医生也不缺“掌声”，赌输了，那么对他的信誉倒是一次减损，他三年来辛苦建立的信誉有多少可以递减呢？明德先生和孙锡良在论坛列举他诸多“预言”或“预测”失败事例，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更重要的是：张医生是上海抗疫领导班子重要负责人，他是否应该对涉关的每句话（包括预言预测）负责？有些是策略性的，比如对上级领导汇报是一种版本，对社会公报是另一版本，关于这，人们会公正评价的。
我还是相信张医生，相信他这句话有着良好动机；不过张文宏的语言风格就是“斩钉截铁”，与理性和策略表述有点距离，起到的效果可能不理想――这几天群嘲模式开启或与之不无关系。我比较了张医生与钟南山院士的历次表述，果然姜还是老的辣，钟院士给人以信心又总是留有余地，以保持人们最低限度的警惕和小心――我们华人大都推崇这类风格。
×××××××××××××××××××××××××××××××××××××××
我的多虑不是无缘无故。
中国民俗好赌，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九十年代初股票市场刚发育，可以看到交易大厅、大屏幕前人头攒动的都是老头老太，都是六十多岁老人――这批人当时的文化程度是不高的。这些人也许“数学”很好――其实也就“算术”或“心算”快一点罢了，何况证券事项的本质在“法”不在“数”。记得当时菜市场隔壁弄堂里总有“大讲堂”、“授课”之类，就是为了吸引这些早晨卖菜的老头老太；我记得当时工商所隔三差四冲击和取缔这些“大讲堂”、“授课”，这些“授课者”大都是些股票操纵者。我想今天三十以上者依稀还能记得，智能手机普及以及股票趋冷后，交易大厅人头攒动的老头老太景象已很少见。
中国人好赌这件事，坊间有个匪夷所思的解释：中国是个农业民族，闲暇时无所事事，或做爱或赌博，就这两件事――中国人口多也是这个原因！！！真是匪夷所思的解释，甚至还有根有据，比如北方可耕期短，造成北方人更好赌，南方人更勤快。
真是匪夷所思！反着来呀，世界民俗史公认的：商业民族好赌，怎么赖农耕民俗呢？肯定其他原因。
这类赌博还是面上的，更大的赌博，我前面说了不在打牌搓麻将这类面上，可以从语言现象上去推证：赌徒们往往以“预言家”形貌出现，“预言”三要素――结论、证据、通道，他们除了结论什么都没有，这些“预言家”对某事物出现或不出现的“判断”完全建立在赌博基础之上，
这类赌博充斥于语言现象，恰巧昨天我发表了《经济学应该去宗教化，“支柱产业”的含义应该通过法典定义之》，也是这个意思，本该精细精确的经济学，却充斥着大量模糊混沌、模棱两可的语言语句，经济学看上去倒是更象“宗教”。
事实上在我的话术中，正是将中国的经济学看作宗教的，当然是更原始的宗教――也即“巫傩”、“巫术”，靠一套模棱两可话语混事；事实上中国九十年代初第一批所谓“经济学家”，许多正是来自所谓“哲学家”、“政工人员”，都是所谓从事“思想工作”的人，九十年代初大转型时期，被授予“经济师”证书――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小说家”呢！为这事我还特意写过许多文章呢。
中国有个家喻户晓人物，大家想必不会不知道吧？他79年从对岸泅渡来陆，然后被保送高等学府深造，又保送美国师从舒尔茨，游学世界，修成正果后成为经济学家。
可他是什么呢？
“预测”成了他的主业――当然所谓“经济预测”。动辄“二十年”以后，动辄“三十年”以后，我跟踪过他的那些预测，短则“十年”，长则“三十年”，基本不会超过“三十年”的。因为上帝预测千万年以后事，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
可是他的那些“预测”人们根本没法验证，因为他的那些语言就是街头算命的巫师算命语言，充斥着混沌模糊、模棱两可、不可捉摸；既使验证了他的“预测”是失败的，你又能拿他怎样？都已二十年、三十年过去。
大人物有历史观――中国没有宗教观，但有历史观，大人物知道“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而赌徒和屑小不会有。你能拿他怎样。
他最拿来称道是所谓“结构经济学”，是他所有“预测”的学术基础――甚至大言不惭“开中国之先”、“某某学之父”，可中美脱钩潮以来，不到三十年就轰然倒塌，你还能巴望他三十年以后？所有“结构”建立在中美互补，真怀疑“泅渡”来陆，师从美国的水有多深。
今天泅渡师的“预测”还挂着，真不希望张医生看到我这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我本人其实是敬重张医生的，他的话语过于“斩钉截铁”，反而可信度降低，但与泅渡师毕竟是两类人，所以我才有曹操及“望梅止渴”的联想。
还是一句话：预测或预言，基础要扎实，经得起推敲；另外嘛，策略也很重要，一个真实的好的预测或预言，需要好的策略包装――“斩钉截铁”未必好策略。这里钟南山院士更值得敬佩，既传递福音和建立信心又留有余地，保持人们谨慎心态。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