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瓷”的巅峰之作——杂谈《满江红》

　　对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人们常说“小说都不敢这样写”。电影《满江红》告诉我们，小说不敢写的，电影却敢这样演。

　　在精英统治的阶级社会中，最不靠谱的就是历史。看完《满江红》才发现，最不靠谱的行列中还应该有电影，在资本影视那里，是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亵渎的。

　　从网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没有那么傻。网络时代大众思想意识的崛起，应该让那些自诩的“启蒙者”们感到意外。

　　《满江红》是“碰瓷”的巅峰之作，从中可以看到资本是最敏感的。他们最了解人们的喜好，并且能够在这种喜好中，先人一步寻找到他们的财富密码。资本的这个活性特征是个好东西，值得我们有些部门去学习。

　　网友们愤怒电影“碰瓷”民族英雄和家国情怀，把美好和高尚消费成资本福利，通过流量明星和强制催情来收割韭菜，认为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胡锡进却从电影中寻找到了进步的思考，并认为“我觉得官员、商人、公共知识分子都值得去看看这部电影”。

　　胡锡进力捧《满江红》没有关系，但他有句话令人反感，那就是“我们不是岳飞，也做不到影片中张大那些义士的舍生忘死”。

　　胡锡进做不到，并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事实上，历史上特别是近100年来无数舍生忘死的人民英雄都做到了。他们可以不在晚会上出现，但是不应该被忘记。不知道胡锡进口中的我们是哪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个人觉得胡锡进的这句话同当年周作人说过的“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世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似乎是同一个味道。

　　当秦桧大声诵读“满江红”这个包袱终于被抖了出来的时候，我突然下意识地猜想，编剧和导演难道是在暗中反讽，秦桧领诵满江红，现实里真的多了去了。

　　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一部《满江红》，好就好在主要是为了赚钱，没有为秦桧伸冤，没有像电视剧《走向共和》一样将李鸿章差点弄成民族英雄。

　　历史上的秦桧是金国通过宋金条约指定的在南宋朝廷中的代理人。他的特殊性，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代理人主导了南宋的政治，主导了南宋的内外政策，主导了南宋的投降主义基本路线。

　　他虽然是南宋的终身宰相，但是他的利益和南宋的国家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南宋越孱弱，越需要讨好金国，他的权力就越稳固，前途就越光明。这和今天某些人“挟洋自重”，完美配合美国几乎一模一样。

　　买办投降卖国通常是浑然一体的。他们通过买办获取收益，通过投降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卖国支付代价。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秦桧和今天的有些人并无不同。他们都是对外国人最好，对老百姓最坏。

　　正是这种动力，使历史从金兀术哀叹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走入了“撼山易，撼秦家军难”。南宋从一开始就失落了所有的血性，被敌国控制，头也不回地跪了下去。

　　岳飞是一位民族英雄，他的满腔忠忱和一身孤勇恰巧碰上了外国代理人的秦桧和苟安的朝廷，成了他们投降的障碍，这就注定了悲剧不可避免。

　　前些年有人一直叫嚣重新评价秦桧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他们已经完全洗白了李鸿章，他们还要把秦桧和汪精卫以及一大批历史耻辱柱上汉奸的棺材板掀开，彻底颠覆历史定论。

　　宁可千日不将军，不能一日不拱卒。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谋杀就是谋杀你的精神，最有耐心的投毒就是扭曲你的历史观。他们真的在天天拱卒，今天的秦桧比历史上的秦桧更可怕。

　　赵宋王朝开国以来就采取了屈辱退让的对外国策，到了南宋，更将这种苟安思维发展到了极致。他们丧失了所有的秦骨汉血唐风，在南方的烟雨富庶中忘记了国恨家仇。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深深地刻画了南宋朝廷的苟安丑态，也注定了这个王朝的最终结局。

　　李清照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激励当时的人们要有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当时的南宋朝廷，用今天老百姓的话来讲，真的不如一个好老娘们。

　　正是这样的朝廷，才会有秦桧这样公开的敌国代理人。连临安府的百姓都知道“秦相公是细作”，但是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这个标准掌握在皇帝手里，老百姓说了不算。

　　岳飞惨死风波亭，秦桧彻底击败了主战派，南宋走入了金人主导的国际秩序，民族悲观主义完全笼罩了整个朝野，加快了这个被后人称为“怂朝”的王朝走向终点的脚步。

　　很多年来，有一股势力一直热捧汉奸卖国贼，想让跪着的秦桧站立起来。在他们的努力和重构下，秦桧成了再造南宋的大功臣，岳飞却成了穷兵黩武，拥兵自重的军阀。

　　每个阶级都会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表，来证明政治正确和合理性。秦桧作为中国投降主义的先驱者和象征，那么多人要为他“平反冤假错案”，说明今天有很多人同他惺惺相惜。

　　大宋养士300余年，危难来临时，精英们却争先恐后地向敌国俯首称臣。不但十分踊跃地争当“带路党”，而且因为在道德上没有出路，他们对同族比异族更加凶狠。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悖论，那就是最讲究气节和风骨的民族，却又是投降派和汉奸最多的民族。所有诚实的人都无法否认，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是在外部争端中失败的根源。

　　让失败者重新获得胜利，这是最大的颠覆性错误。今天李鸿章已经完成了由历史罪人到“变革中探寻的先导”的完美嬗变，洪承畴故居也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批早已形成历史定论的汉奸正在阴间热切地等待“平反”。

　　网传秦桧第32代孙秦良说：我的祖先已经在西湖岳飞墓前下跪了900年，该站起来了。是啊，同样都是汉奸，同样都是卖国，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汉奸站起来，人民就要跪下去了。当汉奸不但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反而理直气壮地站在中国对手的立场上摇旗呐喊的时候，那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就表明灾难的大门已经被推开。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历史朦胧必然会带来现实朦胧。《满江红》“碰瓷”岳飞引起的舆论对立，说明中华文明真的需要一次与历史的深入对话，需要把“忠”“奸”的标准变成普遍的社会伦理。

　　今天的中国，正在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对峙，结果如何，并不能盲目乐观。在经济上去依附，文化上去殖民的同时，国家安全上去内鬼更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大国亡于内”，亡于秦桧，亡于汉奸。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了，这使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警醒我们今天不再重蹈覆辙。

　　【文/谭吉坷德，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