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一些媒体、自媒体、文章和影视剧中,出现许多宣传以国民党官兵为主体的所谓“抗战老兵”英勇抗日事迹的文章和视频,薛岳、孙立仁、张灵甫等所谓“抗战名将”被肆意吹嘘,以证明国民党才是抗战中流砥柱,进而否定我党我军的抗战功绩和历史地位。
实际上,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仅牵制约50万日军,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却牵制日军超100万,东北抗联牵制关东军70万,共产党才是抗战主力;真实的国军在抗战中屡战屡败、鲜有胜绩,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日薄西山的1944年,还被日军打得满地找牙,演绎出豫湘桂大溃败的荒唐闹剧,即便被媒体和影视剧吹上天的“台儿庄大捷”,也仅仅迟滞了日军进攻,最后日军仍然实现了战役目标。那么,国军在抗战中为何如此“拉胯”?
一是心存幻想。蒋介石曾在1934年7月31日庐山军官团讲话中说:“如果中国抗日,三日就会亡国”。由于对国家和国军实力估计不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抗战结束,他一直对日本和国际社会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依靠所谓“国际公理”及美英等“国际社会”结束“中日争端”,以所谓“公理战胜强权”搞精神麻痹。
因此,蒋介石对抗战多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脚踏两只船,一边在日军侵略上海、南京等“民国政府统治核心区”时被迫抗战,一边与日本秘密“和谈”;1932年6月9日,竟匪夷所思地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题材电影的“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上海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和纪录片被禁。即便在日本通过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后,民国政府也未对日断交宣战,甚至在日军攻陷南京后,民国驻日使馆仍在日本正常办公。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己成定局时,才在美国压力下才悄悄停止“和谈”。
尽管这段历史少有人知,但国民党高层都很清楚。因此,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宁可将牢底坐穿,也不承认自己卖国,因为在她看来,蒋介石比她更卖国,他才是最大的汉奸。
二是极度腐败。民国政府大小官员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搞得官逼民反,一些国统区群众被迫跑到日军一侧,无意中成为日本帮凶。如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其《蒋介石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虽然美国人的书未必值得全信,但据老一辈回忆,河南群众确实把蒋介石亲信汤恩伯,比作“水旱蝗汤”的“四害”之一,说明国民党在河南已民心尽失,也说明多数吹捧汤恩伯在河南抗日的文章、视频都是胡编乱造。
国军的腐败更严重,里面普遍存在虚报编造伤亡数字、吃空饷、克扣军饷等现象,虐待、殴打、鸡奸、赌博、淫乱、吸毒、走私、掳掠等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军官还变卖军需和作战物资,导致很多士兵骨瘦如柴、面有饥色,因营养不良引发各种疾病;所穿军服也破烂不堪,毯子、雨衣更是少数人才有的奢侈品,其形象与当下“抗日神剧”中的国军形象有天壤之别。
总之,当下存在的任何腐败现象都能在国军中找到影子,而战前造假吃空饷,战后编造死亡数字骗取抚恤金,是军官常用且高效的致富手段。一个典型案例是,国军一个账面上有1万多人的师,实际人数仅1000多人。这样的军队如果参加抗战,即便日军人数不多、战斗不激烈,也会在“英勇作战”后“牺牲”9000多人,甚至全军覆没,因此,许多人信誓旦旦所谓“国军在抗战中牺牲X万”,其数据很可能有吃空饷的水分。蒋介石等高层对此心知肚明,无奈比较普遍、法不责众,多数情况不了了之,只得偶尔处决几个倒霉蛋以儆效尤。
腐败造成国军部队离心离德,作战意志、战斗力无法与日军相提并论,许多时候,数万人的国军很难抵挡几千日军的进攻,典型案例是南昌战役,日军2个连吓退国军10个师30万人,未守半天就溃不成军,这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很罕见。
因此,虽然民国政府掌控全国大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矿产等资源,拥有400多万军队,又得到美、德等国的军事援助,也取得一些战绩,但由于腐败透顶,这些战绩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无法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相提并论。
三是内耗严重。蒋介石为实现独裁统治,抗战中不惜利用“借刀杀人”卑鄙伎俩排除异己的案例,比比皆是、妇孺皆知,导致国军内相互猜疑、帮派林立、军心涣散、内耗严重,很容易被日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也是国军大量投靠日本做“伪军”的原因。
如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蒋介石为达到消灭第十九路军的目的,私下与日军媾和,导致日本宣布只打十九路军,不与南京政府和其他中国军队为敌,何应钦也命令各部队不得援助十九路军,更可笑的是,为维护所谓“中日友好”,在前方激战正酣的情况下,日本军舰居然可以随意经过淞沪要塞,“中国海军”每天向日舰供应蔬菜、鱼肉和淡水。蒋介石和民国政府如此抗日,十九路军焉能不败?
再如因怯战而被蒋介石处决的原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他为保存实力,在日军面前望风而逃,连弃济南、泰安、济宁等地的做法,着实令人不齿,但蒋介石在临战之际,将许诺给他的中央军重炮旅调到汤恩伯部的做法,也确实令人心寒,这让原本就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韩复渠更加愤怒,一怒之下才有了不战而退的骚操作。
四是战术错误。由于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因此,民国政府和国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多采取僵化的阵地防御战术,把大量兵力暴露在强敌火力之下,加上各自为战、不愿配合,虽然许多官兵作战勇敢,但几乎每战都造成重大伤亡。当然,国军也曾很想效仿共产党在日战区搞游击,任免了许多“游击司令”“抗日救国军司令”,但由于缺乏民众支持,多数难有作为。
五是积极反共。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和民国政府因为日军侵占上海、南京、武汉等军事、政治、经济等“核心统治区”,损害蒋系统治和“四大家族”、美蒋资本家的利益,确实曾积极抗战,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遭到苏联和美国等国的反对,国民党依然实施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搞反共摩擦,直至发展成1941年的“皖南事变”。此外,蒋介石还曾杀害共产党员吉鸿昌、黄显生等抗日名将。
而据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蒋介石为拉拢伪军为其反共所用,至少到1942年10月仍在给伪军发饷,曾有伪军将领告诉岗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这才有了伪军“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的奇特现象,甚至出现国军、伪军联合进攻共产党部队的现象。
总之,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战绩平平,根本担负不起抗战重任。鉴于很多谣言已不攻自破,有些文章、视频、影视剧,便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以子虚乌有的所谓“抗战老兵”群体为素材,通过造假、煽情等方式炮制“英雄”假象,甚至靠杜撰所谓被共产党“迫害”经历营造悲情氛围,借机否定和抹黑共产党,抬高国军抗战地位,为国民党反动派翻案。由此可见,“抗战老兵”已沦为反共宣传的政治工具。
(2023-2-6)
【文/时代尖兵,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