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技术而言，调查研究有典型调查和统计调查两大类，统计调查是占有大量同质性资料的基础上，找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普遍规律，形成报告而面向受众，典型调查是选取典型事例和代表，找出事物间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普遍规律，形成报告而面向受众。
管他典型调查还是统计调查，没有“普遍规律”+“代表性”这么一种强制性要求，那就不成其为“研究”，也就类似“事件调查”或者记者采访之类的。统计调查因为其调查手段的特殊性，他得出的结论或多或少总是带有一定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但是因为统计调查种类繁多，不同手段得出的普遍性大小代表性多少是有高低之分的，因为不得不考虑调查成本之类的，金钱太多做不起。相比之下典型调查的代表性看似不如统计调查，但是只要你组织得当，效果也是不错的，很多情况下甚至不亚于统计调查。
比较著名的典型调查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一篇是政治杰作，一篇是社会调查，我们那时读书是拿来做范文的。历史沉淀、荡清尘埃后的今天，既使纯技术和方法论角度看，这两篇杰作作为范文也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今天同学们上课是否仍把他拿来当范文？
但是典型调查烙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厌者如弃敝屣，喜者如捧金玉，就象文艺作品那样喜恶对立强烈，无论你怎样调和，让大家一致接受总是个难。网上有许多模板，好模板的标准是调和众人口味，但总也众口难调；讲个笑话：有IT公司老板让市场部经理提供一份本公司市场占有情况分析，经理也勤快，不日一份报告就呈现在了老板办公桌上。老板看罢几乎吐血，把经理叫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把我开发的模板再粘贴几个数字来糊弄我，我这么好打发吗？
可见在一行怨一行，那个老板也不能免俗，他开发了千篇一律的模板，可他自己更喜欢个人风格的东西。受传统文化熏陶，我们华人似乎更愿意接受个人风格的东西――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是讲历史的，都是关于历史的“调查研究”，我们那时读书“西化风”浓郁，有一股淡淡的贬司扬汤情结，说司马迁讲了几百上千历史故事，每篇就象一篇文学作品，就象孩童故事读本读来津津有味、百读不厌，可最后告诉你谁好谁坏一大堆道德训条，其他什么历史规律之类全都都没，汤因比同样讲了几百上千历史故事，但他告诉一个真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是“制度”，特别他讲的26个文明体的故事，最后告诉你，文明体和“制度”就像有机体“活物”，也会有生、老、病、死（我们华人很熟悉的讲法是“与时俱进”），这个有机体就是靠“制度”推动着。
但是我们华人象那个老板那样更喜欢读司马迁《史记》那种风格的作品，读汤因比《历史研究》总感觉枯燥乏味读不进――还好我那时读的是缩略版，还有一大堆教授注解和助读，总算读进一点。
统计调查普遍性高不高？代表性大不大？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和方法本身，当然花钱多少、组织得当之类人的因素也很重要；相比之下，典型调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他的学识、观察力、个人风格等等不下几十种因素。如果统计调查可以看作“技术”，那么典型调查更象“艺术”。
我个人是更倾向于接受技术观的，尽可能模板化、去文艺化、去个人风格，因为都是搞“调查研究”的，同一个大门进去的，同一个调查对象，仅因个人风格和方法论之别而结论悬殊，真理何在？
我们华人传统上似乎更青睐典型调查，西方人则有着发达的统计调查传统，他们因为政治多元而无序，他们的精英为虏获民众而至统计技术发达――他们那里有个词“state”，既可做“国家”、“政治”解，又可做“统计”解，可见他们那儿统计与政治有着多么深厚的渊源关系，英国人直接将“统计”称作“政治算术”――英国人配第就写过一本书《政治算术》。
不过我还是喜欢读司马迁的《史记》，我的文字启蒙一大半来自他，许多故事陪伴了我一辈子，故事中的“请人吃饭却在屏风后埋伏刀斧手”情节灵动闪现、惊心动魄，对这种事情疾恶如仇，我们华人的许多道德观就来自于他；不过那还是我们华人升腾时期，没有这样的道德训条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强大的华人文明，今天我们文明已走过急流险滩，许多事物都在改变――甚至“调查研究”这样细节具体的东西。
话题有点大，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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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论坛也展开了热议，非常踊跃。同志们的观点和建议我都看了看，都是切中恳綮，说到了点子上，比如不能热热闹闹走过场，比如要传承我党优良传统，比如青年干部要沉下去、静下心，特别陈先义罗列的几种比如“前呼后拥式”、“提前打招呼式”、“居高临下式”、“蜻蜓点水式”更是切中要害。
我想说的大家都说到了，本也没啥好补充的了，最近几天正好在写文化比较方面的内容，忽地起了灵感，于是拟就这篇感文。
我的看法：这样的提倡每隔几年来一次，就象车轱辘不停转动，已形成我们华人新传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人心，成为我们华人行事风格，我想补充的是有个文化根子上的事应该关注――比如文中所称过于“文学化”甚至“文艺化”传统，一言以蔽之曰过于个人风格，以我看法这个传统是有待改观的。既然涉及文化传统，那种改观必然是漫长过程；但是再漫长我们也得走，其中有认识与无认识（或者“有意识”与“无意识”）天壤之别。如果有意识了，那么可以发觉千变万化都是他的外观表象，他的根子却在那一边，后面的步骤可能好走一点；如果没有意识，那么这样的提倡可能就是个车轱辘话，每隔几年来一次。
这篇短文我来回审读好几边，看看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似乎没有，不多或者不严重；不过灵感刚来时确实对着“得罪人”的地方而去――我的另一个看法是：“调查研究”过于个人风格，就有可能便宜了小人。
这个看法好像有点得罪人，因此不妨把大话说在前面，铺垫一下，尽可能说深说透，得罪人的细节方面也许不那么严重了，那就再聊聊吧。
“调查研究”过于个人风格，就有可能便宜了小人。那时我机关上班时每个人要分管几个企业――大的几个，小的十几个，每月要填写一大摞表格和报表，都是企业经营方面的数据，那时还没电脑和Excel之类，都是纯手工。那时领导要求，重要数据必须到企业现场去取，可我们一帮小赤佬经常偷懒，打个电话就填表，或者装模作样说是今天去企业了，其实与女朋友逛街去了；下有敷衍，上有对策，领导又规定，除了每月提交的表格报表，还要提交信息，上半年一份，下半年一份，两份是规定的，多多益善，评先进可以加分，直接提交领导或发表在《信息通报》上。我们其中有个小赤佬平时独进独出，从不与人攀谈说笑，一脸正经，每年评先进“良”都评不上几次。
按我刚才说法，报表报告就是“统计调查”，信息就算作“典型调查”，至少就形式风格上这么说。
可没过几年，这个独进独出，每年先进评不上的小赤佬忽地“连升三级”，于是乎风言风语来了，其中针对最多一条，他就是靠写信息，文字功夫了得，其他什么都次；于是领导把我们这帮小赤佬一个个找去谈话，我是其中一个。领导说：小道呀，可不能在人背后乱说，有什么意见直接跟我说，我办公室门总是开着的。
翻车总是会来的！那年头企业兴转制，一股风，被独进独出小赤佬“信息”过的那家企业也跟风搞转制，他把大量产能转移到乡镇企业，自己“轻装上阵”。被“信息”后名声大噪，竟然到了更高领导耳朵，更高领导派人一查，“转制”子虚乌有，原来是该企业与乡镇企业签了一份场地租赁合同，把自己过剩成品存放在此，其实他自己老的产能也全都没动过，大量生铸铁还码放在原场地，飞机行拍都能拍到；更气人的是；那时转制先进企业可得到市府奖励，那份场地租赁合同的钱正是来自这笔钱；因为那时还计划经济，买米钱不能买酱油，而奖励钱可以自由支配，谁也发现不了。
这事可大可小，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弄虚作假”，还好那企业还是保下来了，那时比他严重的事多的是，可我那位独进独出、一脸正经的“文艺工作者”可就惨了，没多久就被从业务部门调到后勤部门。正是他的那篇雄文信息，雄出我们机关，一路上报“雄”到上海市府，惊动了那位更大领导；没这篇雄文，企业那件事没过几年就蒙混过关。
事后局务会以分析，我这位同事也算不上“小人”，动机不坏，只是太想靠一篇雄文“一鸣天下”了，结果只顾得文字功夫，文字外的功夫全靠“打电话”敷衍了；我们这帮小赤佬也不比这位独进独出者好多少，那时交“信息”时，多半只是把表格和报表“翻译”成文字或汉字敷衍罢了，领导布置“信息”的本意是提供表格和报表之外的信息，我则更坏，把表格和报表“翻译”成文字，只是多加修饰，看起来不像“翻译”。
这事真的，我自己年轻时经历的，希望不要得罪更多人。“调查研究”过于个人风格，就有可能便宜了小人。这是我今天的看法，读了论坛上同志们的议论再补充一点。可这事涉文化传统，“好文字”的文化传统；不改变这个传统，有些提倡就象车轱辘话。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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