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真的被精神病人控制，我们该咋办？――由不许养猪想起

　　经常听说，其实不是真的这意思，而是表达一种气愤的“情绪”，表达的是群体利益之争，阶级之争，是一种利益之争，或者说是认识之争，被指对象也即那个“人”被默认为正常的――无论精神方面还是身体生理方面。

　　可你曾否想过，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是临床意义上的精神不正常的人，社会被这群人控制――比如面对饥民指责他们“没有粟米，那为何不去吃肉”，我们该咋办？是真正意义上的病人，临床意义上的病人，我们该咋办？

　　这问题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匪夷所思么，论坛上读了吴尚达的《议议禁止农民养猪的问题》（请编辑加个链接）引起了我的联想。是的，临床意义上的病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我们该咋办？

　　过去一直听说“不许养猪”这件事，听闻过理由竟然是“污染空气”，也就路过不置喙，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考虑不过来；偶尔也思考过，以为其中或有正当理由，包括社会发展上的，技术层面的（比如现在乡村建设日趋城镇化，农民居住就象城里楼栋单元化，已不可能传统农家养猪，既使保留传统农舍样貌的，在乡村城镇化大趋势下也没法养猪了――这是社会发展上的原因；不许养猪还不许吃猪肉？家庭养猪不行那就工业化养猪，这也是世界潮流，甲地不许养，难道全国一律不许养？――这就涉技术层面的事），只是报道这件事时掐头去尾，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印象。

　　然而此事不能一事一单，需要多件事组合起来在一个更大背景上看，比如同样不可思议的还有“田地里不许焚烧秸秆”，同样不可思议的理由“影响大气污染”，甚至还有一个更荒唐的理由“影响视距――农村公路开车时看不清前方道路”（此说虽未曾见诸政府文件，但是坊间传得很久；在中国，这种坊间传闻大都是真实的）。同样可以在社会发展和技术层面上找到充足理由。

　　事实上“不许养猪”、“不许焚烧秸秆”，荒唐的理由，或者可在社会发展和技术层面勉强为其开脱的事情，已呈现一种“涌现”现象，不可以一事一单看。我们华人三千年“圣贤治国”、“选贤任能”传统，间或有抱怨，只是抱怨那些人“未达标”，未达到“圣贤”的标准而已，谁会怀疑他们精神上面真的出现病症？西方社会久有“阴谋论”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下人民对统治者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怀疑和警惕社会被“魔鬼”或“精神病人”控制。

　　或以为既使说出“何不食肉糜”，如此荒唐，也不能证明晋惠帝精神有病，只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的世界与宫外不一样，心理需要矫正，或者需要通过社会甚至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去矫正，并不是精神有问题，不是临床所说的那种。

　　这需要辨一辨，晋惠帝是不是临床病人？

　　一个小男孩从小被当女孩养，着装、一颦一笑各种举止都当女孩养，他成年后肯定难融入社会，那么这种“难融入社会”是不是临床病？

　　肯定是临床病，严重时需要去心理诊疗所治疗；虽然去的是“心理诊疗所”，但他确实是临床病。事实上弗洛伊德专门研究过这种病，发明了许多医学术语如“个体无意识”――这种人乍看与正常人无异，其实是个病人，一不小心，他的举动会伤害自己和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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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借吴尚达那篇文章把这件事挑出来，意在表达两个观点：

　　1、“社会被精神病人控制”这是可能的，只是中国没有这种思维传统，没有“阴谋论”文化传统，只是认为那些人未达“圣贤”标准而已。

　　2、凡事不能一事一单看，不能就“不许养猪”、“不许焚烧秸秆”看；一事一单看问题，你总能在社会发展和技术层面上找到开脱的理由。

　　荒唐有荒唐的理由。所称那些人不是来自真实社会，其中大都“从课斋到衙门”，正如晋惠帝那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一旦大权在握又缺失社会制衡，定会按照“何不食肉糜”来治理社会。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