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人何赛飞提出灵魂拷问：钱呢？到哪里去了？
在山西省高平市举办的“中国梆子大会”上，作为评委的何赛飞向大会提问：…口口声声梅花奖、文华奖，几百万几千万花那么多钱排一台戏，得了奖之后放在仓库里，老百姓也看不到，戏呢？钱呢？到哪里去了？…
真是个好问题，很尖锐。视频中可以看到，何赛飞一如既往的那股“嚣张气焰”，目光如炬，他坐在评委席上面朝主席台，说这番话时头颅180度转向观众席，声音几乎声嘶力竭。何女士心中似乎有股巨大冤屈。
大致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一些具体细节尚须时间搞清楚，我暂时没发表评论。近日读了几篇评论，大致还原了何赛飞心中的那股“冤屈”。
中国目前的戏曲团体和从艺人员都是民营的，经济上自负盈亏，他的直接管理机构也即“曲协”却是政府机构；“曲协”每年要主办各类比赛竞赛比如“梅花奖”、“文华奖”之类，戏曲团体和从艺人员虽然经济上自负盈亏，一旦收获荣誉，同时还有一笔可观的奖金――何赛飞所说的“几百万几千万”。
问题是“得了奖之后放在仓库里，老百姓也看不到”，而真正坚持面向老百姓下乡演戏的从艺人员却“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一直都是个临时工，妻子和3个孩子还留在老家，有时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演戏之余他跑网约车、送外卖补贴家用，发着39度高烧打着点滴还在舞台上坚持表演，爱人几次半开玩笑地称要和他离婚”。
难怪何赛飞要“头颅180度转向观众席”、“嚣张气焰”、“目光如炬”、“声嘶力竭”，我看这次全都用在正道上了。“曲协”能够回答“戏到哪儿去了？”、“钱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曲协”应该回答，必须回答，不回答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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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如牛毛冠以“协会”字眼的实体，分分类大致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民营型，不需要政府任何资助，也不需要任何政府委派人员，比如“桥牌协会”、“钓鱼协会”、“吉他爱好者协会”等。这类协会有时甚至无需注册成立，也无需政府报备――除非他们向会员收取“会员费”。事实上有些协会比如“钓鱼协会”他就不存在实体，他就是某渔具企业内设一个机构，钓鱼爱好者可以随便加入，该机构定期举办钓鱼比赛，组织旅游钓鱼，向他们推送广告和钓鱼渔具等。“桥牌协会”好多年以前可能曾隶属于政府下设管理部门，以我所知属于相关的体育运动协会，随着桥牌运动的普及和人员趋众，各类“桥牌协会”多如牛毛，各不隶属，实际上民营化。
第二种是半政府、半民营型。这类协会多半属于专业协会，是相关行业的专业管理团队，比较典型的如“律师协会”或“律师公会”。这类协会多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委”、“办”撤销转制后演化而来，他们有自己固定的收入来源（比如“会员费”），政府不加拨款，但是施行政府管理，包括且不限于委派官员，有些事业上又有拨款，专款专用。
第三种是政府派出机构。他形式上有自己的固定收入，比如以“管理费”名义的收入，实际上仍是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他们的各类支出也全都属政府开支，收支分开两条线，人员也都是“吃皇粮”的政府公务员。在中国，施行精神领域管理的各类“协会”大都属于这种类型，“曲协”是不是？很可能的。
何赛飞这次发飙，并不仅仅单纯的追问钱的去向、用途、合理性、合法性，而且也指向一个终极之问：我们需要怎样的“举国体制”？
“何赛飞之问”在各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存在，不单单戏曲领域，也在文艺文学各领域，不单单精神文化领域，也在物质生产和技术活动各领域，细细追问的话在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他必得有个终极回答，超越各具体的终极之答，他们共同指向一个也即：
我们需要怎样的“举国体制”？
没有现成的“举国体制”定义，都是些外延罗列，有个时期“中信论坛”集中举办过几次，罗列了一些“举国体制”情形和必要性，我都赞成，事实上大都人云亦云，因为涉及具体和专业领域――比如曼哈顿工程就是美国的“举国体制”下完成，有多项研究证明，没有“举国体制”就不可能短短数年搞出原子弹，抢先苏联炸响；同样可以证明，美军ARPA网构成了美国的复杂网络的核心和基础，但他仅仅是个“核”，更庞大的基础来自商业运作而非“举国体制”，成千上万家软件和硬件企业共同构建了美国的复杂网络，以“曼哈顿工程”那种模式根本就构建不起来。
这样的例子不止“曼哈顿工程”、“ARPA网构”而是成千上万，既使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度，他也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究竟“举国体制”好呢还是“商业体制”好――不要以为美国就是一种模式也即“资本主义”；
虽说在具体问题上我不知道究竟该“举国体制”好呢还是“商业体制”好，但我知道一定存在某种“超越体制”，他是超越“举国体制”或“商业体制”的，他知道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该什么体制，不该什么体制，我就把他称之为“终极之答”。
我学生时成绩不算好，但是这类选择题或简答题总能拿满分，“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该什么体制，不该什么体制”我总能答得上，今天我要把他作废了，全都归还老师，我更想要那个“终极之答”。
这里我确实是个标准的爱因斯坦信徒，相信必然性――认为上帝不会掷骰子，相应隐变量――相信“那个东西”必然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我更愿意称之为“终极之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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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下人们很少“终极之问”，总在孜孜以求具体问题上的技术求解，100年前一场全国大辩论更将这个文化本性展示得淋漓尽致：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博士曾发起过一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国家辨论，所谓“问题”就是具体而微的问题，所谓“主义”就是“终极之问”。当时胡博士略占据上风，谈“主义”只在解放区或“左翼”稍占优势――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以“理论”、“主义”的形式呈现，他是一种“终极之问”。
可是1949年后原本大谈“主义”的人们继承了胡博士的衣钵――当然未必高举“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块牌牌。可见传统的顽固性。
四十年前打响的那场“改革开放”再次印证了传统的顽固性，人们总在“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做排他性选择，鲜有发出“终极之问”――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适用“市场经济”？又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适用“计划经济”？并且“终极之问”需要呈现什么规则和程式？等等诸如此类很少有人追问，除了极少数学斋研究者。
是否追求“终极之问”当然重要，不然的话人们以为你纠结在“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给你扔块肉骨头，给你加点钱到“每月工资3000元”就够了；不然的话人们以为你纠结在“一直都是个临时工”，于是给你转个正就行了；不然的话人们以为你纠结在“妻子要离婚”，于是给你妻子说通说通……。
你只想这些吗？如果仅仅这些，我为何又要满足你？
何赛飞要的绝非止于这些，他要的是一个终极之问，关于“举国体制”的终极之问。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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