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雇佣兵闹剧的教训

　　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和政府军闹掰了。虽然以闹剧开场又以“喜剧”收场。但是以此为开端，“后普京时代”已经不远了。这件事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在几天前还有人说中国也要搞这样的雇佣兵。其实，问题的要害是“谁来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2020年7月曾有三篇短文谈及此事，今天有必要稍作改动发出其中较长的两篇（第三篇很短，强调反对军队职业化，必须坚持人民战争）。

　　《高山下的花环》在今天的警示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影片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污蔑——虽然比起《白莲花》这样的电影要好得多，但影片中政治指导员赵蒙生、政治干事都是走后门、投机取巧，没有原则、唯命是从的形象，正面形象都是连长、副连长（炮排排长）、军长等“业务干部”。营教导员、团政委，更不用说师政委、军政委，在电影中则完全是空白。团政治部间接的出现了，也是作为负面形象——和平时期不提拔靳开来，战前才提拔；靳开来死后也没有得到应得的军功。砍甘蔗一段，更是把矛头隐约指向了作为我军根基和灵魂的政治基础。这还包括没有正确对待当年对越南反侵略斗争的援助等问题。至于借“小北京”牺牲来造谣军工产品质量从而映射攻击就更加令人不吃了。这显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是当时风气的反映，其危害已经证明是非常大的。因为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当前，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部电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来打仗？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为谁打仗？这两个问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其实是一个问题——当然是为当家做主的人打仗。如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那么他们的觉悟得到启发并自觉化，那自然就是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捍卫、争取自己的利益。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只是历史的特例。战争本来就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而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总是要用各种办法（强迫的、欺骗的）让老百姓为他们卖命打仗。

　　对于，人民共和国而言，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高山下的花环》说明，这却是客观存在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是从“谁来打仗”这个角度提出的，从而间接的、非常隐晦的触及“为谁打仗”的问题。打仗不仅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忍受种种艰难困苦和负伤、残疾等严峻的考验，尤其是火器等武器的发展，使得这种考验更加残酷。这对任何人无疑都是最大也是最后的考验（当然，有人会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那是对于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来说的，与这个问题本质上不同，没必要纠结）。换句话说，如果在和平时期某一社会群体没有从社会中得到普遍公认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那么，当战争来临时，你就决不能指望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赢得胜利。当然，可以强迫、欺骗，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连长梁三喜一家人以及他本人为了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与这种牺牲不成比例的是他们得到的回报极低，以至于梁三喜牺牲以后的抚恤金都不够用来偿还他为父亲治病欠下的账。我们且不论电影中这个情节设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不去讨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从上述“谁来打仗”这个角度来看，梁三喜是没有必要全力以赴、自觉自愿地投入这场战争的。

　　与梁三喜相似但又不同的是战前才被提为副连长的靳开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用他自己的话说：“至少比你（梁三喜）强。”但在政治上却因为“爱发牢骚”、“说怪话”而屡屡被打击，成为营里最老的炮排排长，明明热爱军队、本领过硬（优秀射手），连队缺人、连里也大力推荐，就是解决不了副连长。直到仗快要打响了，“才封了个送死的官。”这还不算，死了以后，居然仍被嫉恨，应得的军功也没评上。用雷军长的话说：“他们连死人都不放过。”

　　原因在于靳开来爱向领导提意见，因为没有正式的渠道，或者正式的渠道成为摆设不起作用，所以才发牢骚、说怪话。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发牢骚、说怪话虽然被当权者所嫉恨，实际上却反映了发牢骚的人其实对当权者还抱有希望——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希望当权者能够醒悟至少能够有所顾忌。从这种意义上说，《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其实和屈原、《红楼梦》中的焦大，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真正铁了心要彻底造反的人，就不会再发牢骚、说怪话了。“离骚”难道不就是“牢骚”、“怪话”嘛——当然是，只不过是经过高度艺术化而已。

　　和梁三喜、靳开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蒙生。他不仅从小就享受着梁三喜等人不可比拟的条件，就是到基层连队当了指导员以后，家里还会寄来当时属于高档的麦乳精等营养品。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把吃了一半的馒头扔掉。与这种生活上的差距相比，政治上的差距就更明显了，用梁三喜的话来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们为了逃避）都跑到部队里来了。”影片中，赵蒙生是从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调到基层连队的，他之所以调来当指导员也是为了几个月以后调回军区，从而夫妻团聚，过上更舒服、惬意的生活。战争来临，他首相想到的是逃避，而且在他母亲的帮助下想尽一切办法逃脱——实际上已经逃脱了，只是因为梁三喜的劝说而没有按照他母亲说的“立即离开”。

　　对于这种和平时期权利和战争时期义务的不平等，靳开来说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性：“真打起仗来，还是靠我们这些庄稼孙。”这句话在影片中就是一句牢骚怪话，但是对于任何有历史知识又热爱党和人民共和国的人来说，这是一句尖刀直戳心窝子的话！

　　上面这些，影片的表现基本是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赵蒙生没有遵照他母亲的话，在拿到凋令以后立即离开实际上已经不大符合现实。但考虑到历史的惯性，当时群众的舆论还是有压力的，赵蒙生也必须考虑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所以虽然勉强，但也说得过去。），接下来，在解释梁三喜、靳开来等人为什么依然忠诚以及赵蒙生和他母亲的转变就不符合现实主义了——当然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臆造。

　　影片对于梁三喜、靳开来为什么在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依然忠诚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的具体背景下，这是不需要说明的——因为革命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人民群众心中依然相信党和政府。但就影片本身而言却让人容易得出这些人是因为“职业的忠诚”这些抽象的原因才这样的。据说这部电影在香港叫做“卫国忠魂”，我想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实际上，影片在突出梁三喜、靳开来等人在经济、政治上遭受的不公平时，忽略了以往革命带给他们的利益（不一定是眼前利益）——这才是他们在面对不公待遇时依然自觉英勇战斗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影片中柱子在双腿被截肢之后依然能够坚强，他的父亲在悲痛之余还相信并感谢组织上会好好安排柱子的原因所在。影片为什么不表现这个原因呢？这就是需要深思的地方了。影片本身的设计不允许这样做，因为他们把梁三喜等人设计成了“受害者”但却又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勇敢的、无所保留的牺牲。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打动了很多人，因为当时大家都默认：我们都从以往的革命中收益，应该为此付出牺牲。但影片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这样它在逻辑上就不是自洽的了。实践上的后果是，用现在的话说它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子——虽然很隐蔽，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其中缘由值得思索。

　　影片对赵蒙生的转变以及他母亲的转变同样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如果仅仅是梁三喜等人的朴实、诚恳尤其是牺牲精神就能教育、转变赵蒙生，那么赵蒙生的这种转变是极其不可靠的——战争的确可以净化社会，但社会总不能老是处在战争中吧。而且这种情况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是非常偶然和不稳固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建国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处在和平生活中。雷军长的儿子的确也是一个很能教育人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应该有的。但开国之初，毛主席把自己的长子送上朝鲜前线，实际上为后来所有领导树立了榜样。影片的苍白之处在于，它没有说明为什么同样是高干，雷军长能够做到的，赵蒙生的母亲为什么做不到？换句话说，赵蒙生的母亲能够做的，雷军长为什么不去做？要知道，在人类社会中“逆淘汰”有时候反而是常态！梁三喜的母亲在最后对雷军长说的：“哪怕我只看到你这么一个，但我看见了。好啊，咱中国能兴旺。”本来是点睛之笔，但因为上述原因，很难在观众中引起共鸣。这部电影在情感层面上真正打动观众的其实是梁三喜一家人的悲剧性遭遇，在理智方面最有启发的其实是上述靳开来那句牢骚话：“真打起仗来，还是靠我们这些庄稼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高山下的花环》所要表达的主题其实和影片中所批判的那段历史提出的主题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但因为预设了要批判的对象，就使得不能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去构思，只能用主观主义的方法“调和”。我们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是必须注意到这一点的。

　　对于今天而言，建国70多年，虽然边境战争发生过几场，但绝大多数人已经享受了三代人的和平。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列宁时代，战争从没有离开过我们，革命的惯性再巨大也有耗光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面对战争的现实威胁时，我们必须考虑并且是解决“谁来打仗”也就是“为谁打仗”的问题！如果强奸幼女的人凭借金钱和所谓的“法律”能够减轻甚至扬言逃脱制裁，如果因为有钱就可以“能不拘捕就不拘捕、能不起诉就不起诉”，如果农民的土地成为最后的狂欢，如果依然怀抱着相信上级政府才上访的人被用“株连”的办法惩办.......那当战争真的来临，又有谁可以“依靠”呢？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情况下，仅仅用战争的威胁就可以成为敌人达到目的的要挟手段！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已经公映36年了，小说问世也快40年了。在目前这种黑云压城的环境下，也到了回过头来看看走过来的路，静下心来想想前方要走的路的时候了。当小说、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提出“谁来打仗”这个尖锐问题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真不是个迫在眉睫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现在这个问题真的是迫在眉睫并且异常严峻了。

　　再看《高山下的花环》观后感

　　2020年7月5日

　　1984年上映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曾经是一代人的回忆。电影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提出了反对特权这么一个严肃的话题。当战争来临之际，谁来打仗？这是这部影片留给我们的沉重拷问。

　　任何时候当兵打仗的绝大多数当然都是老百姓。问题是老百姓在和平时期（战争时期改善群众经济、政治地位更加重要。但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得到的东西（物质和精神方面）值得他们在战争中全力以赴地付出牺牲吗？

　　在《三十六年后再看“高山下的花环”》中主要从理论上讲了这个问题。现在不妨从现实角度再简单说说。

　　老百姓的实际地位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当然，实际的政治地位具有决定意义，但这里为了简便暂且将两者相提并论。

　　在影片中，以梁三喜为典型，表现了那个时代出身农村的军队干部在经济上的窘迫。实际上，当时当兵入党提干，是农村优秀青年主要和非常理想的出路。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中聚集了当时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最优秀的（男）青年。他们在这里收到教育和锻炼又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的骨干。人民解放军这种培养人才的作用在实际效果上远超今天的大学。因为解放军是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而不是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培养“三门干部”。

　　在当时的农村能够入伍提干绝对是令人羡慕的前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上应该比同村的人稍好，至少不会是最苦难的。因为有人民公社的体制以及当时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我虽然不否认个别农村出身的军队干部可能会有梁三喜这样的经济上的困难，但不会是影片中雷军长说的：这次战争中很多农村出身的干部牺牲后都留下了账单。

　　电影之所以这样设计除了打动观众感情外，还是和当时的大氛围、大环境有关。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包括农民在内地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都不宽裕。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活还是在不断改善的，这同样是事实，而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符合农民在内所有中国人利益的根本出路。相对于当时的城镇职工，当时农民的生活一般来说是困难，但这是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在毛主席对梁漱冥的批评中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他们两人的争论后人经常提及，这里就不用再啰嗦了。

　　如果说《高山下的花环》中以梁三喜为代表的群众经济上的窘迫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当时某种需要的煽情，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则更严峻的作为现实存在。不错，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比当时宽裕甚至富裕的多。但问题却为什么更严重呢？因为人们主要的不是从绝对标准而是从相对标准来衡量 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一样（大意）：当全部都是茅草屋的时候，人们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当茅草屋旁边有一座奢华的宫殿时，住在茅草屋中的人就难以忍受了。当时虽然存在特权，而且因为革命的惯性，人们对这种特权难以忍受。现在不仅原来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隐蔽更严重），而且贫富分化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稳定的就业是人们安全感的基础。人们对稳定的追求远远超过一时一地的收入数量——越是基层劳动群众，这一点表现的越强烈。当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这种安全感是非常坚固的。在城镇，大家有“单位”。在农村有人民公社——虽然不同的公社、不同的大队，具体经营情况不同。但是，毕竟大家是组织起来的，不是市场汪洋大海中无依无靠的“原子”，更不是“一切人和一切人的无休止的战争”，团结、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因为有公有制和当时的经济体制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还有一点，那就是焦虑。在当时，人们对于未来是有明确的预期的，是不必焦虑的。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的组织大多被打散，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和家庭之外没有可靠地保障。同时，焦虑、浮躁成为社会上普遍的情绪——收入越多，这种焦虑反而越强烈。所有这些，都使得在战争来临之时，现在比当时更为严峻的面临着“谁来打仗”的问题。下岗工人及其子女、农民工及其子女、城市摊贩（包括小职员）及其子女以及辛苦找工作的大学生等，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就是主要的兵源。他们当然爱国，然而，是不是存在《茶馆》中那句让人伤心的话：“我爱国，谁爱我？”——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存在的。

　　当时，因为有大量国营企业，国家不仅能够很好地安置专业干部，就是城市退伍兵，也能顺利安置——而且当时国营企业是令人羡慕的单位。现在呢？仅靠党政机关，能安置多少人？现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增加社区工作人员等方法可以安置一部分退伍军人，但增加财政负担不说，数量也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双拥”特别是“拥军优属”落到实处？如何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战斗？（这里仅从《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设计的主题来讨论。如果从军事动员的角度来看，私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占比过高，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从经济方面简单说明了一下。从政治方面也可以结合《高山下的花环》简单说明一下。电影中，这方面的典型是靳开来。当时他因为爱发牢骚、说怪话而被打击，直到战前“才封了个送死的官”解决了副连长。死后，也因为平常爱发牢骚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军功章。政治方面，我们可以就仅就这一点稍微说一下。当时像靳开来这样的人还可以进入“体制”，现在呢？恐怕他们连进入“体制”的机会都没有。不是么？现在的干部培养，实际上是变相的“科举制”（在部队中因为保留了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干部的传统要好一些）。那些从学校里靠啃书本、揣摩老师和命题人心思、通过大量机械做题而选拔出来的人，是最适合作没有原则和主见，只是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犬儒”了。这还是不错的，更有为讨好上级而不顾实际，欺上瞒下的情况。这一点在地方党政机关已经泛滥成灾，希望在部队里好一点。但部队不是“世外桃源”，不是在真空中，必然受到整个社会风起的影响，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在即使有个把像靳开来这样的人，即使进入“体制”，也不仅会受到上面的巨大压力，更会因为在同事中被孤立、打击而难以为继——要么改变，要么离开“体制”。在战争威胁已经非常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而且越来越紧迫的时候，我们是认真考虑反思的时候了。

　　【文/宋新滨，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