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笔者决不否定间接民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也必须指出,议会,即使是经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它本身仍然是间接的代议民主机构,因而也就是对劳苦大众和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极不信任的表现。根据投票人的意志而经常更换的议会,总是受廉价的许诺和蛊惑人心的宣传所支配。
在间接的代议民主制度下,“公民”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人,他们不仅容易屈服于资本的种种压力,而且更主要的是容易屈服于劳动和消费的形式的压力;因为那种劳动和消费的形式是由资本决定的,主宰着他们的全部生存条件。这样的“公民”不能担当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能担任,而只能拿着导具,跑跑龙套而已。
相反,一旦群众自己的组织活动起来,一旦各个直接民主机构建立起来,“公民们”——而且主要是那些挣工资的公民——就不再处于分散状态,互不联系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减少。他通过大家的力量,意识到了个人的力量;通过参加制定集体决议,而消除了个人的偏见。他不只是满足于仅仅把一张小纸片投进选票箱,而且还要参与决议的制定,参与这些决议的实施,检查这些决议的实施情况,看它们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他不再是跑龙套的人,而是政治舞台上的真正角色,并且是主角。
群众的直接发动和直接行动越多,群众动员越广泛,那么,群众的自我组织和直接民主的主动性就会在各个领域中越充分地表现出来——从工人管理工厂,到组织“人民市场”;从接管公共服务行业到建立文化机构和“非官方”的托儿所。但是,直接民主扩大的范围越大,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冲突也就越大,越不可调和。这并不单纯是与镇压机器本身和“国家机器”的最高机构发生冲突的问题,因为间接民主的代议机构拼命地维护它对“统治权”的垄断,维护它的最终决定权以及由它赋予的政府的“权威”,反对由动员起来的群众行使的新的大多数人的权威和新的人民大众的统治权。
这是在民主方面迈出的一大步,这一步是把形式上的民主转化为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真正的民主。我们决不能因为官僚曾经盗用它的名字,就对之弃而不理。假如我们还对共产主义有那么一点念想的话,那么就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就意味着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产主义意味着打破各种幻象——无论是官僚幻想,还是宪政幻象,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自治才是现代政治的唯一出路。劳动者自治的基础是劳动者之间互信和互惠,这种关系构成了人民金融的基础,把生产资料联合起来,为生产劳动服务,为人民服务。它与强调以及加强代议机构的权力是不相容的。毛泽东所做的,就是通过劳动者合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造自私的人,不断在劳动者之间形成宝贵的信任与团结,而这离开了联合起来的劳动支配以金融的方式联合起来的资本是办不到的。如果不能形成劳动者的互信和自治,那么人类只能接受奴役的命运。(百韬网络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