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前些年，茅于轼先生还没去世的时候，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专栏文章。此文一出，又引来网上骂声一篇，使得“很少上网看自己的博客”的茅先生也屈尊“想和网民们交流”，并且又在南都的专栏发表了《分析网上骂人》的雄文（8月9日），大意是网上骂人的多半文化低，“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

　　惭愧得很，我也常常使用网络三字经。我觉得骂两句解解气就算了，一般不愿意长篇大论，又没人给稿费，费那个劲干嘛？但我今天非得长篇大论不可，哪怕先把工作放一放呢，否则茅先生就会说我素质低……不，茅先生不会骂人素质低，他的意思是，正因为遍地是愚味的网络暴民，所以“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当然他还加了一句：“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这当然是好事，可是精英们连骂几句都不允许，更不用说有效的监督了，那么如何保证精英们不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我读的书少，搞不懂。

　　我搞不懂茅先生替穷人做了哪些事？大概是在大街上给讨饭的施舍一毛两毛吧，这样的事情，赶上我有钱有闲也愿意日行一善的。

　　当然我没资格批评茅先生，因为我也没有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学，我也没有碰到城管欺侮穷人时帮他们维权--这种时候我通常跑得比别人快，因为我既无权又无钱，只是一个靠笔杆吃饭的，我只能在网上为穷人说几句话。

　　对我来说，为穷人说话就是为他们做事了。只有茅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才能够雄辩地达到矛盾的统一，既可以为富人说话，又可以为穷人做事。

　　当然我今天不想讨论网络语言学，也不想研究茅先生的辩证法。我感兴趣的是茅先生另外一些话，比如，他说财富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而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理由是企业家完成了生产要素的组合。

　　此种论调，我已经听得不少。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某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就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并且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到底财富是谁创造的？谁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今天，成功人士的成功标志已经越来越取决于他是否先富起来，是否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无论这财富是对社会贡献的结果还是从社会攫取的结果；具体到国有企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就是指那些掌控着、或掌控过国有资产因而已成为、或正要成为亿万富翁的成功人士。

　　其实，只要国企的高层不是太无能，不是太腐败--比如，能将双轨制给国企的优势和特权用在企业的发展上，而不是贪得无厌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捞取好处；或者退一步，即使他们很难做到不损公肥私、不为个人谋取个人私利，但只要不是心太黑、心太狠，以致不惜出卖企业的根本利益而将企业搞跨--那么，国企是不应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因为国营企业有优于民营企业的先天条件：家底雄厚、劳动力素质高而成本低，以及银行的无条件支持、国家的信用保证，由国家支持的市场垄断或市场份额占有……这样的企业当家人不好当吗？

　　郎咸平说得好：“我的家原来又脏又乱又差，找来几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但资金是我出的，政策是我给的，那么保姆能说这个家就成为他的了吗？收拾干净，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国有企业也如此，公司的业绩做好是你的责任，是你应该做到的！” 人们总认为一些老总创造国企奇迹，其实不然。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给了他们机会，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政策倾斜，都为他们营造了民营企业所不可能面对的优质环境。

　　前些年，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即使上级派来了几乎是外行的厂长经理（国企领导人按行政级别任命和调用，所以行政级别相同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人互调是常有的事），企业照样顺利运转；反过来，查查那些亏损或倒闭企业，它的老总肯定不仅是能力太差，还大多有经济上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绝非是占社会资源最多，挣钱最多的的国企官员；而国有企业的发展也不是仅仅是总经理、厂长的功劳。

　　国企的发展，最重要的一条是，国企有一支技术和纪律都特别过硬的劳动大军：国企的工人、技术员、职员，他们不仅为国企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是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利益买单的人--从改革开放前直到今天，他们的劳动报酬几乎只能维持生存。所谓“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就是这几代产业工人（当然也包括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营销人员）的真实写照。近年来，投资实业发展生产者越来越少，金融借贷，食利阶层成为常态。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才是最大的根源。我们不反对资本，但是如果资本被少数人垄断，就一定会被利用来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是发展生产，那么又怎么能不反对？当资本为少数人（无论是什么样的精英）垄断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是钱生钱的欺诈游戏，因为这时候资本家不必通过市场交换和生产领域就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赌博生利。只有开放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金融和资本，为一切劳动者服务，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所用，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所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今天，在谈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时，我们的知识精英为什么恰恰会无视这个群体的存在？为什么总是变着法儿拉大收入差距？

　　今天，在谈论“为改革作牺牲”时，我们的知识精英就想起工人农民来了，动不动就说“牺牲一代工人以换取经济发展”。

　　“牺牲”这个词，听起来神圣，但总让人觉得有点怕怕的。以前左派是这样子讲，现在右派也是这样讲，异口同声得像孪生兄弟。事实上很多右派就曾经是极左。

　　工人下岗，农民失地，这都是精英们要求人民付出的牺牲。甚至提出了，牺牲一代工人，牺牲一代少女。凭什么要我牺牲？他们自己怎么不牺牲啊？

　　我一直认为，无论以什么名义，牺牲个体利益去换取另一些人的发展，谈起来堂堂皇皇，但肯定忽视了被牺牲者的尊严与人生。

　　个人自愿为社会牺牲小我是高尚的，但社会强迫个人牺牲小我则是邪恶的！

　　茅先生好像也知道他的高论平息不了穷人的不满，所以再次祭出其辩证法，说富人不容易，要对付官员，又要对付黑社会。想想也是啊，富人不容易，变着法儿来逃税；当官的更不容易，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得老婆背靠背。只是我搞不清楚：他们干嘛不当穷人呢？

　　我想起一桩旧事。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主席召见韩爱晶等，韩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这确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大问题”。在座的人骂韩不懂事，而主席坦率地回答说：“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在主席看来，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的滴水洞的信中，他预言：“我断定他们（右派）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果然，在主席身后，各式各样的精英跳了出来，按都按不住。前几年有学术超男袁腾飞，今年有方方，还有那些不男不女的季某某之流。他们自然也讲民主，自由，但跟主席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民。在这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看来，历史就是精英写的，人民嘛，不过是猪、贼王八，是不算数的。在袁腾飞看来：“今天网络上的那帮愤青们，全是这一类狗穷光蛋，没有一个出过国的、没有一个读过书的。”方方更是集大成者，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嘴脸，还自认为唤醒我们这群被蒙住眼的无知屁民。在精英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制度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

　　蓝图，无论是什么蓝图，看上去总是美好的。但请记住，主席生前反对任何由精英事先设计的蓝图--无论是共产主义蓝图还是美式民主的蓝图。关键在于人民是否参与，“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主席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最大的区别。

　　所以，不管是前苏联的盖达尔集团，还是今天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管叫做美式民主，还是称为时下流行的“顶层设计”，只要把人民群众排除出管理之外，就是假民主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负责在纸上完成学术上的理性设计，一个制度是否能正常运作、是否优于其它制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旦设计出来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的制度，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实施于人间，从此完事大吉。真的有这么简单吗？盖达尔可为前车之鉴。我读得书少，没有能力对精英说三道四，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再打着主席的旗号。

　　精英们认为学术、知识等等是理性的、价值中立的、和权力无关的，但是马列主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最可笑的是，精英们以精英之腹度马列之心，总是很可笑地批判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等几个人在实验室里捣弄出来的，他们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书是马克思的书，几千万人读死了！这种轻佻的论调，不是视群众为群氓又是什么呢？

　　顶层设计论反映了一种轻视群众、把社会过程视同物的管理的精英心态。实际上，马克思和这种精英式的设计论完全没有共同点，马克思奉行实践论，它认为：建设新社会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与人斗的实践中。维新变法是不是实验？辛亥革命是不是实验？哪一次不是人头落地？再说了，那一次革命是几个专家教授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为什么能够吸引千百万人参与？

　　倒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这种试验有的是由众多私人分散地进行的，有的则是由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进行的，尽管有些试验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试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包括野蛮的殖民掠夺甚至世界战争等等。

　　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亲身体会过殖民掠夺的中国和第三世界，不会忘记群狼争夺造成的社会痛苦。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灾难，却堵塞为了争取社会利益的试验机会，才迫使人民选择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人民无法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痛苦，进行革命和反抗斗争乃是正义事业，是为了阻止不道德掠夺必须付出的代价。

　　假如说，制度论、设计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就是按照蓝图盖房子、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结构，是对自然的机械性的改造，那么，矛盾论和实践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是博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战略交手，其指导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席是靠革命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而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斗争力量对比和博弈较量的结果，而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从上至下地布置出来的。眼下还是精英们的表演时间，只管师母已呆就好了。有一天台下的观众看厌了，自然会你方唱罢我登台的。

　　在实践论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总体布局，还是微观管理的安排，都不是仅仅靠在纸上预先解决智力问题，然后机械地付诸实施的。任何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只能在具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在智力上一次性地、预先设计出“最佳”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实践总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具体的、个别的智力问题，因而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地革命。是否承认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是群众路线和精英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

　　谁制订的方案，只会对谁有利。无论顶层设计出多么美妙的方案，例如精英提出的“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就算用屁股想一想都知道这只会成为滥发奖金、公款私存的借口。只要在实践中排除了民众的参与，什么方案都是虚伪的。毛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精辟地道破了这种分歧：“把群众斗争只看作经济计划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的确，民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制度的程度。但是，无视人民的参与，精英的民主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暴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仅仅制宪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宪法的实践还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断成长，因为统治者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长是一个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民主并不是一纸宪法和法律，民主是一个具体的斗争和实践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没有人民政治、经济力量上的发展，就没有民主。民主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建设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的问题，而是人民在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主席从没有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他相信七八年来一次，不断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