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再解释世界了

　　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成为一种奥秘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是足以说明其远远脱离政治。当然，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对于他同代或后世的读者们来说，在概念上也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早期的哲学作品和后期的经济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最难懂的两大部分）最初使用的一套名词，都来自过去的各种理论著作——主要是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的作品力图批判这些著作并超越它们，创造了一批更明确和更接近物质现实的新概念；较少“人格化的”（青年马克思用语），较少“神学的”（成熟马克思用语）。而且，马克思虽然从不讳言读者要掌握任何一门科学必然会有困难，但他在1848年以后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思想以尽量简明易懂的方式提出来，尽量使他为之写作的工人阶级能够容易理解。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资本论》法泽本上所花费的心血，是大家都知道的。

　　与此相对照，在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极其艰深的语言，却从来没有由于要同无产阶级读者建立直接或积极的联系而有所约束。相反，它超过了语言复杂性的必要极限，这足以说明它跟任何群众实践都是相脱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短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这些作家中大部分人是能够用明晰而直率的语言从事写作的。其中有些人，如萨特、阿多尔诺、本杰明，本身都是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用平易、直率的语言来写作他们常为人提及的主要理论著作。这种常见的、并为他们所共有的语言晦涩的现象，不能以个人或主观因素来加以解释。

　　葛兰西的情况，作为决定这种理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语言普遍后退的历史规律的象征，是一个例外。他的《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是由一位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所写的，他的社会出身比欧洲（不论西欧或东欧，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以后）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身要贫贱的多。但是，由于当时残暴的检查制度和狱中的困难条件迫使葛兰西采用密码似的隐喻而不用有条理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里包含了无数暧昧不明的语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当代学者们至今无法弄懂的。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受到的挫败而在形体上遁世出俗的这种情况，预示着随后的理论家们所处的孤独形象——他们比葛兰西自由些，但是却更加远离群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受到这样一种范围更广的历史审查：即社会主义思想同群众革命土壤之间几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隔绝。

　　现在可以来总结一下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自成一体的那些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原先因帝国主义孤立苏联而造成的这两者之间的鸿沟，由于苏联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化而从制度上扩大并固定下来。对于在西方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来说，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他们所能理解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唯一真正体现——不管他们是投身进去也好，与之同盟也好，疏而远之也好。这个时代共产党的本质中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构分离，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那种把政治-思想融合一体的著作不再可能。结果是，大学中的理论家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远远隔离，而且理论从经济学、政治学退回来而投进哲学。语言也随着这种专门化而愈益晦涩难懂，这种技术上的障碍是它脱离群众的结果。反过来，在不同的国家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越来越缺乏国际知识，或者他们本身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由于丧失了同工人阶级实践的任何有力联系，反过来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滑向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正典型地和这些体系处于密切的（即便是矛盾的）共生状态中一起发展着。同时，因为理论家们都从事专业性哲学研究，加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导致了一场普遍的追溯探讨，要在以往的欧洲哲学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并据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重新解释。这种做法有三重结果。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议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该领域以外理论上主要的离经判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因为造成这种传统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它是失败的产物——1920年后西方工人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挫折和死气沉沉的局面，其中，许多年头之可怕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传统从整体来说，也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其主要思想家并不接受改良主义。尽管他们脱离群众，却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之前的、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那样，虽然和阶级斗争要接近得多，却拜倒在得势的资本主义脚下。而且，尽管有种种禁忌和失言，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所阐明的历史经验，在某些关键方面，还是世界是最先进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最老的工业无产阶级，和最悠久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这整部纪录中一些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内容，同它的苦难和失败一起，不可避免地进入它所产生或许可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之中——尽管总是以一种转弯抹角的、不完全的形式。在它本身所选择的领域中，这种马克思主义较之以往所有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更为深刻细致。它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是以牺牲其范围的广度为代价得来的。但是，如果说它注意的焦点大为缩小的话，它的活力倒并没有丧失殆尽。今天，过去十五年来帝国主义时期的全部经验，仍然是有待工人运动加以集中思考的不可避免的中心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那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中任何新一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对此简单地置若罔闻或回避不谈。同这种传统进行清算——既向它学习，又同它决裂——便成为今天马克思理论获得局部复兴的先决条件之一。这种必要的既复兴又决裂的双重运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它的目标的性质排除了这一点。因为最终说来，这一传统同一个特定地区相联系，也是它的依赖性和弱点。

　　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这个词不可避免地暗示一种限制性的判断。缺乏普遍性，说明真理尚有欠缺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是西方的，所以必然比不上马克思主义。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其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