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街头体会到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真义

　　2005年冬一个晚上，我正逛街，在新市集大路口，被一伙联防队员拦住，要查暂住证。我拿出身份证，他们说不行，必须交174元办暂住证。

　　174元，虽然比别的地方贵了几倍不止，但也不是交不起，只是，我们好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城市中暂住？而且身份证怎么就大不过暂住证？我们要求他们给个说法，结果被押到治安队的一个院子里。

　　我们看到有个女孩子也跟他们说理：“国家规定在暂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才要申领暂住证，我周末来广州看男朋友，怎么也要办证？”联防队员问：“车票有没有？没带吧？”谁天天带着车票？而且举证责任似乎在他们那边吧？但是，二话不说，小女孩子也给逮进来了。

　　这伙鸟人，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尽情享受在我们小民面前充大爷的快感。有个小学生路过，他们都要扯住，盘问一番。

　　院子里已经关了五十多人，前后都有戴钢盔的联防队员守着。时不时就开来一辆警车，把不肯办或者没钱办的人拉上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一个联防队员要我们排队交钱，小女孩用英语骂他们，说他们变态，丑，骂他们是狗，诸如此类。联防队员听不懂，翻翻白眼走了。或者他心知肚明，但大家都在骂，只好装没听到。

　　以前，派出所为了完成指标，即使有暂住证，晚上碰上了警察，他们也会把暂住证收走撕掉，问你还有没有？然后强行逮走。99年我在东莞找工作的时候，常常在半夜听到联防队员踢门查证。现在只是关起来而已，我们的社会真是和谐多了。

　　磨了一个多小时，我还交钱走了。才过一条街，又有一个高壮的联防队员查证，我把发票递到他鼻子底下，说你仔细看吧。他似乎觉得尊严被冒犯了，拿着发票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没说什么放行了。

　　回到家里，朋友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知道了，穿制服的人其实更坏。我说，今天遇到制服老大，才损失了一百几十块，我们应该杀鸡还神啦。

　　我给朋友讲了历史，制服老大的威风，是连洪武皇帝朱元璋都叹为观止的。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 ，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极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象，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十四万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诏书公布后，中外称颂，都说新天子是圣人。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打破饭碗可不是一件小事。《明史》说，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中国百代皆行秦法（官僚政治）。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政治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士大夫号称以民为本，却只知道德原则，而对关系民生的细务全不在意。甚至主张放弃基层，放手让所谓乡绅——实则土豪劣绅、黑社会控制和鱼肉基层。而美其名曰自治，不与民争利。

　　从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尤其是正职官员，基本上都是由科举出身的。科举的选拔标准是对儒家经典学说的恰当理解和解释、规范的诗赋和书法，因此这些也就成了获取功名的人们的主要本领。但一旦当了官，他们马上会被委以具体的政论部门或县以上的行政单位。在任期届满后，一般又要调动。他们原来基本上不掌握任何专业知识，也没有经过任何行政管理的训练或见习，每次升迁都要改变部门或单位，靠他们自己的本领是绝对无法胜任职务的，所以只能利用和依靠吏。

　　官员中具有“经济之才”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中又不会有几个有机会掌管刑法、财政、户口、建造、漕运、仓储、水利等实际部门，所以官员中真正精通制度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对本朝的制度也不了解，他们忧国忧民的言论常常只是隔靴搔痒，不少对策奏章纯粹是纸上谈兵。即使是那些掌握了一定的专门行政经验和实际情况的官员，也未必能揭开吏的黑幕。而且在中国历来的士大夫阶层中，一贯存在着崇尚经义、鄙薄实际、附庸风雅、厌恶事务的风气。只要能引经据典，符合儒家教义，就能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提出建议；即使根本不切实际，也会博得一片赞誉。一个地方官尽管整天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甚至寻花问柳，只要诗赋出众，字画不俗，就能赢得美名。相反，亲自自理公务，核对事实，计算数字，会被讥讽为俗吏，似乎降低了身分，常常为同辈所不齿。

　　吏与官恰恰相反。他们一般都没有进入科举，或者仅仅得到过起码的功名，但他们谙熟一切与自己的部门或地方有关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历史和现状、官场的微妙关系和种种习惯做法。他们一般终身不离开某一部门或地方，有的还子承父业，世袭罔替。他们除了精通公开的律令条文以外，还了解不少内部流通的知识和数据，其中大部分没有书面记录，仅靠口耳相传，对外界更是秘而不宣的。相当一部分吏是部门或地方的实际主宰者，因为主管的官员很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实际民政，只能依赖他才能应付上司和治理下属。地方上的吏更是土豪劣绅拉拢和依靠的对象，因而拥用很大的权势。但是吏的社会地位却很低，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

　　汉以后各朝大多标榜以经义治天下，号称礼义之邦，各种典章制度、律令条文应该十分完备，并且都要符合儒家教义，至少在文字上必须如此。但统治者的真正目的自然多与孔孟等圣贤相左，儒家学说也不是安邦定国的百科全书，不可能解决多少具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吏这一阶层就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凭着他们的经验和手段，完全可以在不影响皇帝和法令的尊严的表面下，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在不改变制度条文的前提下，实行完全不同却切实可行的对策。吏的这些作为会得到官的支持和事实上的承认，但只能是默许，或者瞒上不瞒下。而且多数官员不悄于、也不可能了解吏的实情，所以尽管这一切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却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揭破这层黑幕，将真相记录下来。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种结果，却又是宋以来“反封建”所种之因。宋鉴于唐以来割据之烈，多方抵制豪强，甚至不惜造成地方军政民政分开，当方官无兵权，无财权，不能守土自保。地方政府不能保民，民只能自保。因此，中央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地方利益集团；中央时刻反封建，却造成豪强和胥吏阶级有大权，把持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而且世袭阂替，真个是铁帽子王。宋江即是吏的代表。宋江的威风，是作为龙子龙孙的柴进远远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