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关系初探

　　我在今年5月份写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历史新征程》中提到了“士大夫官僚统制和商品经济腐蚀、瓦解交相作用”。虽然对于官僚地主集团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作了一些分析，但限于篇幅，所做的分析还是比较笼统、概括的。其实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目前所见的论文也大多是从官僚腐败、商品经济对封建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有所涉及。本文限于篇幅也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如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非常好了。

　　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和侧面，这里只能就两者的相互关系做初步的探讨。本文既然探讨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的一般关系就不仅限于中国，对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也会提及，但肯定以中国为主。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士大夫官僚统制”也就换成了“官僚政治”这样的表述。

　　一、商品经济与官僚政治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汪波、赵丹发表在2010年第9期《兰州学刊》上的《中国“超稳定”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基因探析》中人为，西欧专制官僚政治大致限于15世纪至18世纪。这也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专制官僚政治”是与此前的封建领主贵族政治和此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对而言的。在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正如马克思曾提到的那样，即使是像英美这样的国家，随着资产阶级反动性的充分表露，尤其是镇压工人运动和人民的需要，包括英美在内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同样有着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的政治固然和此前的封建领主贵族政治以及作为过渡阶段的“专制官僚政治”不同，但同样属于“官僚政治”。这一点是此前许多学者没有或者不愿论及的，需要特别加以强调。

　　中国的官僚政治一般认为出现于秦统一全国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中后期，随着“客卿”的数量不断增多和地位不断提升，在秦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封建领主贵族政治，具有了官僚政治的特征。

　　商品交换乃至雇工都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是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发达在欧洲是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欧的官僚政治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改变了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作为上层建筑的反映 而出现的。官僚政治和商品经济两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中国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中国没有经历过也不会经历欧美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无论是以统一全国的秦王朝，还是此前的战国中后期作为起点，中国官僚政治都远早于西欧。这就使得中国官僚政治虽然和繁荣、发达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关联，却不能看做从封建领主贵族政治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阶段。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把西方尤其是西欧的社会形态演进作为“标准”模板，用这个来套中国的历史。

　　这本身是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说过他们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以西欧的历史作为基础的。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在研究了俄罗斯等“东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以后，在肯定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规律的同时，更加相信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形态的发展必然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千篇一律。

　　这样一来，我们就解放了思想。正如我曾在《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思考——学习<共产党宣言>心得》和《关于历史大势的思考》两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一样。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就是随着封建领主经济瓦解（春秋战国时期）并转化为幅员辽阔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了官僚政治。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必然出现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从而与官僚政治发生关系。从两宋、明代的情况来看这一点就表现的特别明显。

　　如果从机械、刻板的“五大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这种思想模板中解放出来，就会发现，在中国官僚政治不一定是封建领主贵族政治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阶段。官僚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随着铁器、牛耕的普及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幅员辽阔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尤其是从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的转变，使得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而非大的宗族）成为生产、交换的基本单位。虽然自然经济之下，这种小农经济能够用于商品交换的剩余物资很少，但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大一统的国家中以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为主要目的的城市经济会繁荣起来，商品经济就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另一方面，官僚政治需要以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基础。如果知识掌握在世袭的祭祀（僧侣）或者贵族手中，那是无法出现官僚政治的，只能是神权政治、贵族政治或者两者某种程度的混合。中国也恰恰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相对对立的知识分子阶层。

　　春秋战国以后，铁器、牛耕等技术开始普及，所以农业劳动可以从以往那种以比较大的宗族为单位转变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这就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基层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必然要求一个形式上拥有一切权力的皇帝作为人格化的政治象征。而君主要统治、管理庞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又要避免诸侯割据，也只能通过异地任职、任期制的官僚而不是世袭的贵族来实现。

　　由此可见，如果从“欧洲中心论”等西方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商品经济的一定繁荣和官僚政治都是在铁器、牛耕等生产力发展到以一夫一妻小家庭为核心的时代出现的事物。它们一个出现在经济基础，一个出现在上层建筑。

　　从秦汉到隋唐，商品经济不断走向繁荣，官僚政治中以往贵族政治的痕迹也不断淡化（这中间肯定有曲折）。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两宋、明代以后，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发达起来，与此同时，以科举制在宋代的改革为契机，官僚政治也逐渐摆脱了以往贵族政治的遗留。

　　二、商品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相互作用

　　（一）商品经济有利于官僚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商品经济和官僚政治作为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两者之间互相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历史运动。从根源上说，产生商品经济的小农经济是官僚政治的经济和天然基础，官僚政治一旦出现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就会利用商品经济并且限制、引导商品经济向着有利于官僚政治的方向发展。这里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对于欧洲的情况我在《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思考——学习<共产党宣言>心得》和《关于历史大势的思考》两篇文章已经作了交代。

　　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需要借助商品交换或者说必然在商品经济这个基础上。但是像中国这种小农基础上的简单商品交换也就是W—G—W是不会自发发展到欧美那种资本主义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决不是W—G—W日积月累的自然过程，而是充满了暴利掠夺和血腥。对此，大家都已经有相当认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破除一切形形色色的“补课论”。

　　这里还要强调另一点：资本主义（包括其最高阶段）却必然是发达的乃至泡沫化的商品经济。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威逼利诱中，哪怕是简单的商品交换也包含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准确地说是附庸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遑论主动地去搞市场经济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破除一切形形色色的“市场崇拜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私有化万能论”、“（对国际垄断资本）开放至高论”、“接轨论”等等新自由主义的谬论。

　　中国是一个官僚政治历史悠久、官僚势力强大的国家。虽然古代中国有所谓“重农抑商”的传统，但那主要是皇权的需要。就官僚集团而言尤其是儒官而言，他们的主张其实更类似于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道理很简单，这种对商人资本的放任最符合官僚集团的利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官僚集团可以用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对抗皇权和勋贵，实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又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实现对百姓的盘剥——可以说是两头通吃。（可以参见《看中国历史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两宋以后的儒官是典型的“自由主义” 》）。

　　（二）官僚政治和商品经济具有强烈的互相依附性和寄生性。

　　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要以统治阶级的奢侈享受作为主要服务对象，而官僚集团是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员。在科举制尤其是两宋以后其所占的比例就更大了。商品经济对官僚政治的依附和寄生不仅表现在这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一切“厚利”行业渗透、控制乃至巧取豪夺。从事较大商业活动的商人如果本人不是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一定要找到官僚势力作为“靠山”。具体形式有入股、“干股”乃至题词等等。

　　林家豪在《明代官商一体化及其对封建经济的强化》中就介绍了明代这种情况。明初，朱元璋规定四品以上官员不得经商的祖训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经被人遗忘，官员经商尤其是高官经商已经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为他们在官场上活动提供了财力支持。如首辅张四维，宣大总督王崇古是他的舅舅，他的父亲、叔父、岳父、等家人都是晋商，而且王崇古的家人几乎也都是大盐商。这些人必然为了自身利益影响乃至控制政府的政策。山西商人为了走私利益对明朝造成的损害众所周知。

　　另一方面，因为官僚的优势地位，使得商人也极力往官僚队伍里挤。“百度百科 商籍”中介绍，根据何炳棣研究，中国富商很少能时代相传，越来越多的商人子弟获得了士子的身份。“平均商人家庭经过二代或者三代之后，即已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事业上几乎当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总被鼓励从事学术，最终从政，结果使得商人家庭的商人成分越来越淡。”

　　表面上看，是商人依附、寄生在官僚集团身上。但是，商品交换的原则等却更深刻地影响着官僚集团乃至整个社会。不仅官僚之间的人情往来，就是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乃至权权交易等都要遵守这种商品交换的原则，从而造成“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官场经济，”而官场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

　　中国自古就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僚政治被商品交换原则渗透、改造也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这种利益交换的风气在本来就是小生产者海洋、与生俱来就是小商人的小农为主的中国社会形成“共振”，使得整个社会高度商业化——一切都可以按照商品原则交换。整个社会就被“原子化”从而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而官僚势力在和商人集团结合、融合后，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是可以投降任何侵略者的。面对侵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只能变成任人宰割的“两脚羊”。这就造成两宋以后中国最早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却没有走向西方那种“富国强兵”反而是国家组织力不断削弱，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正如韩毓海等学者研究发现的那样，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全球白银贸易的兴起，在我国东南沿海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买办集团。这个集团是和国际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和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对立的。他们通过培养自己子弟、扶植代理人等等方式向官僚集团渗透。当他们完成对官僚集团的控制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劫难也就难以避免了。无论是明末还是清末都一再印证了这一点。后来的蒋介石集团更是这种官僚买办势力的典型代表。

　　中国不仅官僚势力强大，而且长期以来是小生产者的海洋，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今天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大多数人仍然会受到这两种传统势力的影响。

　　社会主义建立后，官僚主义不仅是滋生腐败的一个温床，而且在国际资本的威逼利诱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大温床。通过所谓的商品经济，官僚势力可以把自己的特权用经济的帷幕遮蔽起来，并且逐步制度化、合法化。国际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也只有在推动中国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才能乘虚而入渗透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伴随着“市场化”过程的贫富分化、官民对立更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颠覆中国革命成果提供了种种口实和机会——这在国际上已经有太多的教训。

　　今天的中国，尤其是要警惕买办势力对官僚集团的渗透和控制，或者说尤其要警惕官僚势力的买办化——一旦这两者势力完成结合（或者融合），中华民族的劫难就无法避免了。

　　2023年9月13日

　　【文/宋新滨，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