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资产阶级的叛逆者

　　新世纪刚开始，舆论界突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恩格斯曾是资本家吗？” 竟然把全世界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与资产阶级联系到一起，岂不荒谬绝顶？然而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这是在为当时引起争论的私营企业家可不可以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制造舆论。

　　既然有人公开提出了问题，那就不能不讲个明白。

　　恩格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这毫无疑问。不仅如此，他的家世显赫，拥有普鲁士贵族血统，在社会上极有地位，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家庭拥有巨大的财富，包括大片土地和纺织工厂。恩格斯的祖父是闻名全国的纺纱业大王，恩格斯的父亲继承了家族财富，并与他人合股创办了一个兴旺的企业，在德国的巴门和英国的曼彻斯特都有工厂。恩格斯兄弟姐妹八人，他是家中的长子。按现在人们的说法，恩格斯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是标准的“富二代”。按照一般的逻辑，恩格斯将继承父业，毫无悬念地进入德国上流社会，享受贵族和资本家的豪华而风光的生活。可是没有人会想到，恩格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乃至与之根本对立的，而且充满艰难险阻的人生道路。传记作家不禁感叹：“也许这种家族还从来不曾有过像他那样在生活道路上完全和家世背道而驰的子弟。”

　　事实上，恩格斯的父亲坚决要求他尽早进入家族企业。为了让恩格斯继承家业，他甚至勒令儿子中断学业，到自家公司实习。所以，恩格斯中学也未毕业，就到他父亲在巴门的公司当办事员，那时他才17岁。

　　早早就走上社会的恩格斯，接触到残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他对社会最初的认识。他所在的莱茵省是德国工业和政治最发达的地区。莱茵省比德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出现了大工业和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初具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

　　青年恩格斯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关注社会现实，喜欢进行社会调查；二是热爱学习，自学能力特别强，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

　　巴门位于乌培河谷，恩格斯在乌培河谷开展调查，看到了纺织工人的非人处境。这些社会调查的结果，形了恩格斯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1839年发表于《德意志电讯》。这篇文章鲜明地表现出青年恩格斯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和对剥削者的憎恶：“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犀利的笔锋和辛辣的讽刺，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情感，也表现出作者卓越的写作能力。

　　青年恩格斯此时正被黑格尔的学说所吸引——“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他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汲取了革命的因素：既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那么，现存的不公平现象——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罪恶——有什么理由长期延续下去呢？

　　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与现在某些家长指着底层劳动者的艰辛告诫自己的子女——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这个样子——那种情感完全不同，恩格斯的感情完全放在底层劳动者一边，对社会不公极为憎恶，并强烈期望改变这种境况。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以及其他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青年时代看到同样的情感倾向。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奠定了这些青年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的第二次经商是1842年~1844年他父亲要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参股的一家纺纱工厂去当襄里，实习管理纱厂。然而，让他父亲没有料到的是，曼彻斯特18个月的襄理工作并没有使恩格斯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却促成了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重大转折，使他成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1842年的曼彻斯特是一个拥有40万居民的资本主义古老工业城市。那里的工业相当发达，已有七层楼高的巨大工厂厂房在大规模使用蒸汽和机器，同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工人阶级遭受着资产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和贫困的斗争时有发生。

　　这时候的恩格斯根本无心于经商，而是访问工人住所，体察工人处境，参加工人集会和斗争，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无产阶级。他亲身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仔细察看工人贫穷困苦的实际情形。如他自己所说：“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 对于恩格斯来说，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是他毕生中真正的学校；与此同时，他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所有这些努力和实践，成就了世界上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状况的专著——即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这部著作详细调研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精神面貌、卫生健康等各个方面的状况，揭露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现象，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的事实作了极为深刻的描述。例如：“大多儿童9岁起就开始劳动，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妇女每天要工作18小时。婴儿无人照顾，只好灌麻醉剂让他们安静”；“许多人无家可归”；“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毫无气力，面色苍白”；“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目睹了工人阶级的种种苦难和悲惨境遇，恩格斯在心底里对工人产生了更为深切的同情，他在书中痛心地写道：“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多么坏，他们被疾病和失业折磨成什么样子，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

　　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厉控诉，但恩格斯并没有止步于同情和义愤，而是在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那种被压迫被剥削的经济地位，将迫使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必然会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

　　在恩格斯之前，不是没有人用同情的语调描述过无产阶级的痛苦，但他们只是以此来劝人行善。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完全突破了那种庸俗的观点，他把工人阶级的苦难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来研究，指出这种情况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并必然导致一个新的高级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诞生。

　　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石，这种结合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第一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这成为两年后他和马克思共同创作《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基础。所以，当恩格斯1844年与马克思会面时，他们发现“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这是两人的第二次会面，跟两年前恩格斯刚去曼彻斯特途中第一次与马克思的冷漠会面完全不一样了。曼彻斯特这两年恩格斯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使他与马克思从此成为具有共同共产主义信念的终生不渝的亲密战友。）

　　恩格斯的思想转变必然地造成他与自己的资本家父亲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痕。恩格斯书信中留下了他与父亲决裂的描述：“我斩钉截铁地宣布不去经商，这使他更加生气，而我公开地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也使他的地道的资产阶级狂热更加厉害了”，“我接到的信，他们知道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者写来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总是摆出一副难看的面孔，叫你看了简直发狂”，“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由于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恩格斯离开了公司，也离开了家，他成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叛逆者。

　　一个原本有着唾手可得的巨大财富，完全可以获得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的人，却毅然抛弃了这一切，选择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如果不是有坚定的信念，有为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底层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人生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正如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关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所写，“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恩格斯也持有同样的人生观。共同的人生观和使命感奠定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那种亲密无间，让无数人感动不已的友谊。

　　恩格斯的第三次经商，是人们争议最多的一件事。恩格斯曾经发誓“不再搞生意经”，他从第一次参与经商活动后就对“生意经”深恶痛绝，可是这次倒是他自己回到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去的，从1850年他30岁起，一直干了近20年，期间他还拥有企业股份。如果从这点来说，这个身份确实是个资本家。可是恩格斯为什么要回到那“该死的生意经”中去呢？

　　1850年，欧洲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反动统治者加紧了对革命者的迫害。马克思一家不得不过着不断被驱逐、被迫害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微薄而又极不稳定的稿费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生计。他不得不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袒露其穷困潦倒的窘境：“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现在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而这时的马克思正承担着撰写《资本论》这部宏大巨著的重任。为了完成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到他逝世为止，花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马克思逝世时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留下未完成的稿子是恩格斯整理成文，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完成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从财务上支持马克思的任务，因为他深知马克思所承担的这个工作具有划时代的科学价值，对于解放全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有经济来源，重回曼彻斯特的企业是唯一可行的路。于是，从这时候起，恩格斯就负担了马克思全家的大部分生活费用。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有时为了帮助马克思渡过难关还不惜举债。正如列宁所评论的：“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

　　这种不得不依赖别人接济的状况，当然让马克思很难受。他说：“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正是为着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崇高信念和战斗友情使得马克思能够接受恩格斯的无私资助而专心于《资本论》的创作。

　　更令人感动的恩格斯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于他为了资助马克思，重回“该死的生意经”，因而不得不放弃了在许多他满怀兴趣并很有造诣的领域里充分发挥自己卓越才能，做出非凡学术成就的机会。对此，心知肚明的马克思深感内疚，他向恩格斯坦承：“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深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好了，讲了那么多，恩格斯经商的实质已经再清楚不过的了。也许恩格斯早就料到有人会对他的既是社会主义者又当资本家的双重身份提出质疑，他专门就此问题做过回答：“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而仇视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回到交易所去。”

　　回到今天中国的现实中来。如果有人既当民营企业家又要加入共产党，那就请他在举手发出入党誓言前想一想恩格斯是怎么做的吧，绝不能容忍用谎言来玷污无数真正共产党人用鲜血染红的党旗！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