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哲学论绿色甲醇能源之必要和紧迫

　　摘要：政治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表明，后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走向极度不确定。中国面临极限围堵的概率相当高。能源安全已经不是“基于最坏情况”的假设性议题，而是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覆盖的风险敞口。这场几乎难以避免的危机或“终结之战”关乎民族生存，更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可行性和必要性两方面都支持将（绿色）甲醇作为能源安全的紧急解决方案，政府的规划和大力推广是关键所在。

　　最近，李稻葵教授和李书福等企业家呼吁重视氢能源和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对于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其技术合理性和经济性曾有一些质疑。进一步了解相关状况后，笔者感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我认为它很可能化解未来国际政治的巨大危机，其战略意义甚至可能类似苏联在短时间取得核战略均势。相信利用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合成电子甲醇，加上煤制甲醇，具有一箭多雕之效。第一，大幅替代石油进口，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第二，拉动庞大的投资需求对冲多领域的周期性衰退、投资饱和和外部制裁压力。第三，绿色甲醇能源路线，带动真正的规模化低碳工业产业链，赢得“绿水青山”的中国现代化路线的关键一环。第四，彻底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一带一路”注入厚重的内容。以大国力量推动并影响能源技术路线的全面和深度竞争，增强世界领导力。此外，合成电子甲醇技术不仅技术成熟，也保持着产业开放性，如果氢燃料电池技术变得成熟且经济，可再生能源制氢工业可以自动实现对接。

　　下面我简要讨论政治观察和分析，直指能源安全的紧要性。结论是，它已不是一个一般性议题或假设性的保障问题，而是真实的威胁。能源安全与国际形势的恶化直接相关，尽管当今世界的政治风险变得如此直观，但人们对此的认识依然是模糊的，或者一厢情愿地持乐观态度。这种状况直接影响政策制定，使得正确、敏锐的能源安全理念不能及时、有效地落实。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分析。

　　一、

　　五十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正统左翼理论下的诸多观点，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显然已经很难准确地描述并分析现实状况，但我们并没有构建一套有效的分析工具并依靠它正确地解释当下冲突。取而代之的是地缘政治分析、文明（文化）冲突论或多元并存等流行理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话语。这些理论可靠吗？会不会把我们带进沟里？我们不妨从相反的视角进行观察。尽管这些新颖理论都是西方兜售过来的，但有一种似乎是不经意被抛出的理论即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与多数西方理论被“拿来主义”地不断热捧境遇相反，后者被微妙地对待，直至被主流拒斥。但我们必须注意，恰恰是后一理论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狂热实践高度吻合，且与传统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分析框架大体一脉相承。

　　这意味着对“右翼”而言，历史主题可能变换了新包装，例如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冲突，但基础内核并没有根本变化，对抗依然是生存与死亡的性质。这提醒我们应根据对手的想法而不是一厢情愿去思考国家战略。如今人们言必云“修昔底德陷阱”，这固然强化了国家意识，但利益纠葛并不一定是生死对抗，它完全可以在文明进程中得到解决。注意，这便是当今主流话语及其逻辑昭示的含义。意识形态冲突则不同，它内在地具有扩张性并导致极限冲突或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淡化本质性的意识形态及制度对立，一味强调国家霸权冲突的历史叙事，从这种错误的出发点很可能掉进观念陷阱，导致低估政治风险或盲目幻想，因此，依据主流理论很可能难以找到正确的和审慎的应对之策。

　　实际状况令人忧虑，它首先表现在思想理论领域。苏东剧变后，对于转型国家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思想变得模糊和混乱。尽管危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实，所有理论，旧的和新的，却都失去了警示功能。它们以不同方式否认自由主义“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这种类似鸵鸟的态度没有科学依据，也不符合基本的政治审慎原则。事实是，技术力量越来越强化资本垄断势力对人民的优势地位，自由主义体系出现内生变革的机会渺茫甚至动力衰竭。斯诺登的“棱镜门”和伊朗将军苏莱曼尼被远程猎杀事件可以被视为现代技术创造的政治意象——少数人或集团实施对人类永久统治的技术条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具备了。这种“一旦陷入（地笼）即游戏结束”的状况意味着西方体系外的主要大国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犯错机会。

　　与人们普遍的印象相反，西方“开放社会”完全是个谎言。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观点看自由主义体系是高度自我封闭的。民主宪政排除了几乎所有传统政治选项也丧失了制度创新能力，包括那些古代伟大而真诚的思想家们欣赏或建议的社会模式。它事实上终止了对实质正义的讨论，而以一套形式架构作为终极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维尔纳.桑巴特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从一开始就是个假象。逻辑上，如果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是真实的历史，那么主要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就不应发生。正统理论一方面认可自由竞争的历史，一方面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归于资产阶级内部战争是自相矛盾的。正因为自由与垄断是一体两面更准确地说各自代表资本主义的现象与本质，民族国家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不得不以特殊角色特殊方式加入到全球性竞争中。

　　今天，资本垄断集团躲在政治舞台背后娴熟地操纵选票政治，并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维护它的统治。它控制着一切，却无须为一切负责。传统上的“资本主义”概念在经济意义上似乎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但它的政治意义依然是有效的，即垄断资本的专制。将之与自由民主结合起来，就很准确地刻画了西方政治的全貌和实质，即民主外观下的垄断集团的统治。现代西方体制是最精致又最恶劣、最稳定又最危险的政治存在。在国际垄断集团将“基于规则的秩序”推向全球的背景下，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为保有关于正义的开放性承担义务（我们也许不确定终极正义在何方，但我们很清楚正义肯定不在当今的西方）。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将独力面对极端挑战作为战略预设，因此，应不惜代价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当然还有强大的战略威慑。

　　除了技术条件和垄断统治之外，另一个导致自由主义有可能作为历史终结的因素是大众意识。黑格尔最早提出历史终结这一思想。他根据主人-奴隶的精神意识辩证运动揭示了现代性的普遍意涵。他认为人格独立和平等意识的觉醒标志着自由意识的诞生，人类精神的历史也将终结于同质化状态。现代政治大体印证了黑格尔的预言，只不过给出了不同路径的阐释。自由主义版本的历史终结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原子化的个体的自我认同或“承认的”欲望，查尔斯.泰勒称之为原子主义。自由民主体制以本质上的虚荣形式实现了这种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本质即是虚荣，它假设了理性体现在个体上的普遍性并在形式上付诸实施），同时，该体系亦保留了短视和价值虚无主义精英们的自我实现之路，他们反过来自证体制的合理性。对于垄断集团来说，保持社会流动性和维护精英不过是统治的必要成本和投资。

　　精英代表着社会精神，现代性文化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忠诚、荣誉、对永恒真理与正义的信仰流失了，利己主义自动地将自我带入樊笼，精英成为自身的对立物——精致的“末人”。

　　对于大众而言，主题转变为更具普遍性的自我认同理念。这也是安东尼.吉登斯鼓吹的现代批判哲学。与之相呼应的现实是，自由主义通过影响家庭、社群等等传统社会关系，摧毁了社会人之间理性传导赖以建立的权威基础。但是垄断资本控制的舆论和知识界却竭力传递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谎言，不管是现代性的鼓吹者还是批判者，他们竟不约而同地认为现代性是理性的统治。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现代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断言，现代性即是平等主义的、理性的专制，它由哲学的智慧引导，并以人的本性、他的需要、他最深层次的欲求和真正的满意为基础。即便是像施特劳斯等少数人，从古代哲学视角批判现代性，最终仍然将理性置于信仰之下，准确地说，是特定信仰的政治之下。这些哲学殊途同归，都颠倒了理性与政治的关系，理性不再成为政治的指导，正义不再是政治的目的，而是成为统治的工具。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打着个人主义、自由、独立的旗号，挑动和张扬人的欲望、虚荣等等人性弱点的、“多数民主”的自我加强的非理性运动，辅之以一个不断技术化的世界，这样，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为现代奴隶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吉登斯对普罗大众进行精神按摩，他的第三条道路，开始于发自个体的怀疑、解放，终止于（个体的）焦虑和不安。这一进程和特征，正好彰显了现代奴役状态。

　　在这里我们并非意在讨论最终解决方案，而是指出自由主义这一人为的和自发的趋势的客观性及其紧迫危险。例如，乌克兰战争不能从地缘冲突角度加以解释，它正是这一趋势的暴力形式，但其非暴力形式的侵略性和影响同样不小。面对市场驱动的全方位意识形态冲击，（民族）国家事实上成为捍卫理性的最后的堡垒。这里需要强调，正如前面所言，自由主义的致命威胁并不以承认历史决定论为前提。这种决定论被描述成如势能由高向低一般的必然性或自然趋势，而批判和否定这种必然性的主流理论低估它的影响，从而不是减弱其威胁而是实际上推动了这一趋势。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现代性既有自发动力也有人为推动特点，这意味着它成为意识形态历史必然归宿是一个伪命题，同时，现代性中不合理的因素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但是，鉴于这一运动背后的庞大的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鉴于其直击人性弱点的强大的蛊惑性、腐蚀性，自由主义征服世界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只要垄断资本不被有效控制，这场兼具意识形态、资本贪婪和宗教狂热的全球化征服运动就不会停止。考虑到现代技术条件越来越有利于垄断统治，后征服时代将成为不可逆的状态。于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历史以持续性的机会主义方式被终结了。

　　二、

　　冷战结束，西方世界迎来了狂欢。对始于十九世纪末、首次成功于二十世纪初并持续蓬勃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这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西方统治集团也意识到极少数大国仍然是阻碍他们赢取最终胜果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摧毁或俘获这一两个大国是最后的临门一脚或终结之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来说，理解和分析乌克兰战争及俄罗斯的政治变化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流行的地缘政治分析和去意识形态化倾向暴露了重大缺陷。

　　在传统政治分析框架下，乌克兰战争最不正常的后果是，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导致俄罗斯合乎逻辑地向左转，甚至丝毫未见这种变化出现的迹象。就俄罗斯国内政治格局来说，乌克兰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其右翼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派系。它已成为俄罗斯最具活力的政治力量并受到广泛支持，连发起兵变都被普遍同情。显然，这里面有值得密切关注的复杂背景。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民族主义或通常所称的极右翼缺乏政治稳定性。历史上，众所周知它曾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的隐秘工具。吊诡的是，201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挑起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危机并埋下全面冲突导火索的恰恰是这股势力。也就是说，俄当局是被激进派绑上战车的。如果当局那时真有干预意图，鉴于当时乌克兰军力薄弱且军心不稳，那么其干预规模将很大但军事代价将很小，从直接占领乌克兰全境到保护乌东地区，谈判空间极大。经济后果也不过是像今天一样被全面制裁。但普京从开始拒绝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出兵请求到后来不愿为乌东俄族人提供军事保护，其态度是明确的。因此，克里米亚事件及回归绝非俄当局主导。事件的领导者，被称为“战神”的斯特列尔科夫（伊戈尔.吉尔金）在社交媒体公开承认当时国防部长绍伊古曾下令他离开克里米亚。显然，爱国的招牌很管用，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操纵了俄政府（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它既是事实也有深层原因，这里不便更多讨论）。斯特列尔科夫早年受雇于寡头马洛费耶夫，后者是民族主义大本营“沙皇格勒”电视台老板，与死去的瓦格纳寡头普里戈任一样，背景十分复杂。

　　围绕俄罗斯向左转的议题，笔者也观察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斯特列尔科夫公开批评斯大林，这在挣扎于战争困境的俄罗斯很不寻常，可以看作是右翼民族主义对左转的代表性态度。保守派主要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在其女儿被乌克兰恐怖行动杀死后，曾在社交媒体呼吁与左派商谈，但笔者发现，此文很快被删除。这在言论十分宽松的俄罗斯相当离奇。其后来的文章，则明显地暗示，左右翼合作的前提是要由保守派主导，这等于否定了向左转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瓦格纳兵变之初亦即最危险的时刻，左翼主要政党首领发声，一反常态地不是站在总统一边谴责兵变，而是强调双方有误会。这个动作非常耐人寻味，我们可以从中探测作为俄政局三大势力之一的左翼的某些取向。在政府方面，俄共的久加诺夫曾说普京向他提及向左转。但在主要左翼党一方面承认市场机制和议会道路，一方面刻意坚持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因而疏离俄爱国者群体和中间派背景下，这基本上是一种空谈。此外，不久前俄杜马首脑曾情绪饱满地声称，随着西方的敌对姿态，俄罗斯将成为“自由的孤岛”，此说基本上沿袭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路径，某种程度似乎也暗示了孤立主义趋向。另一位被公认为亲西方自由派的前国家首脑，则变身激进民族主义，似乎以此迎合民意。可能这正是为未来接班做铺垫。

　　乌克兰战争被许多俄罗斯人形容为“（与美国的）协议战争”，意指俄官方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哪怕从军事常识看也十分古怪与不合理。更有极端者指这是策动同一民族相互厮杀的共谋。从军事角度说，俄罗斯完全有能力借道白俄罗斯（围攻基辅时它也曾借道）直接封锁乌克兰与波兰、罗马尼亚边界，此举无论从心理还是实际支持都将极大打击乌方。如此，乌克兰当局很可能将不战而逃。笔者记得战事早期曾有一位俄官方顶级智囊撰文讨论过这一方案（可以理解为提供官方解释）。他的观点是，这一军事策略引发北约或波兰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仅有1%，但战后俄方的占领成本很高，因此选择放弃。现在看，俄乌冲突似乎永无终点，这位专家显然错了。俄罗斯民间舆论相当开放，奇怪的是，无论主战的激进派还是斯大林思想的继承者左翼人士基本都回避这个传统战略战术。他们会大声质疑为何不炸毁铁路线，甚至热衷使用战术核武这类扯淡的话题。不过笔者饶有兴趣地等来了“斯大帅”（吉尔金）的议论。他一下子将波兰干预的几率提升到30-40%！这位最激进的主战派一改以往给人的大无畏甚至鲁莽的印象，变得如此谨慎保守。

　　众所周知，作为北约成员国，波兰直接军事干预将引发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甚至核大战。故，斯特列尔科夫的言论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对公众的恐吓。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下俄罗斯的核战略。与俄人在此话题上的声色俱厉以及我们习惯的认知不同，俄罗斯核战略实际上极为保守，它规定核武仅用于保护本土，从而意味着俄核威慑不用于保护其海外军事行动。这多少与俄罗斯颇为国际化的军事政策不相符合，也与美国的核战略不对等。这个状况也解释了俄军被邀进入叙利亚反恐，而不请自来的美军却依然长期赖在那里。这些问题皆是出于避免核大国直接军事冲突。换言之，俄罗斯确实以很大程度上的自缚手脚的示弱方式去面对与西方的事实上的激烈对抗。对于这样明显的错误战略，激进派似乎也没提出批评。如果俄当局基于其政治属性而表现出更多谨慎和忍让，那么，激进主战的民族主义派系的态度就难以理解甚至诡异了，与人们的感觉相反，他们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胜利的渴望。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言行更多意在政治目的。斯特列尔科夫最近因公开批评普京消极怠战，要求其下台并组织政治团体而被司法追究。普里戈任的“爱国”与反叛，俄右翼表现出这类矛盾和奇怪举动不能不让人产生疑虑。

　　仔细观察思考，我们能发现：无论在朝在野，俄各个派系精英尽管言辞激烈地斥责美国，但他们似乎并未因为这场残酷战争和耻辱性打击、制裁而打算与美国彻底决裂，他们小心地避免羞辱美国，从而为未来关系留下余地。例如，俄完全可以修改核战略，不废一枪一弹将美军赶出叙利亚。它也能坚决地切断乌克兰与北约的物质联系，快速终结西方扶持的法西斯政权。凡此种种，从这场灾难折射出本质性的政治现状——政经一体、派系默契的俄精英集团与人民的背离。人民在民主自由中被愚弄、摆布。他们的希望无处寄托，只能被代表、被扭曲。这正是我们指出的垄断资本操纵民主的结果——无责任的精英政治与普遍的无奈和绝望。

　　乌克兰冲突背后的另一方美国的行为和策略值得深入分析研究。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美国驱动乌俄冲突的动机和目的是基于其全球野心，那么对它来说，这一战略步骤的风险是什么？最大的风险是推动俄罗斯向左转。其次，刺激俄罗斯整体性反击，直接封锁乌克兰并驱逐美国的代理人集团。从战略博弈角度看，北约对此实际上将无可奈何。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挑起乌克兰战争将得不偿失，第一种情况对于美国长期战略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意味着中俄（无需任何协议的）实质性结盟。显然，美国统治集团认为这两大风险已完全被排除了。由此我们可推断，美国有相当的能力影响乃至操纵俄罗斯精英集团。流行的观点认为，乌克兰战争迫使俄罗斯转向东方。这种短期的、表面的变化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也表明在长期分析方面，主流地缘政治理论是一种无价值甚至欺骗性工具。类似的情况是所谓的“欧亚主义”。如果深入研究俄保守派的思想和群体文化，人们能看到，“欧亚主义”深受欧洲右翼思想影响，它甚至比自由主义有更多的欧洲文化印记。因此，欧亚主义的结果要么是欧洲主义要么是孤立主义。

　　那么美国费尽心机和财力促动乌克兰战争，开创二战后的先例，不惜招致核大国的强烈敌意和可能的报复，它从中得到什么呢？让同宗同源的两个民族自相残杀？这不足以对冲风险和代价。削弱俄罗斯？经济与国力含义不同，对于一个资源超级大国，削弱俄罗斯的国力这想法不现实，甚至在军事层面适得其反。相反，这场战争让西方世界丢失了大片土地，在俄罗斯的亲西方自由派也销声匿迹。中俄关系更加紧密，东方大国数十年来第一次听到震耳警钟而提高戒备。世人真切的看到了美国的不择手段以及它的贪婪和野心；自由主义因为与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公开勾结彻底暴露了它的无耻和堕落本质。所有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美国统治阶层似乎做了一个超级愚蠢的决策。显然，我们不应做出这样的判断。乌克兰颜色革命及其后的“明斯克协议”都被证明是西方有预谋欺骗的结果，显示美国对此有过精心设计。因此，更大可能是，美国及国际垄断集团在下一盘大棋。这需要我们全面仔细地观察和评估俄罗斯的变化以便推测美国的收益和谋略。

　　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产生一些重要影响，一是打击了俄罗斯经济，主要是民生和消费水平将受到长期和巨大影响。加上军事上人员物质损失，它影响民众的自信心和承受力。这应该是西方集团重要的策略目标和收益（严格说，这是未最终实现的账面收益）。这一判断解释了为何西方宁愿抛弃颇具欺骗性的自由主义理念（间接表明美国的目标极为巨大），疯狂加强对俄罗斯的体育、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制裁。这里需注意，社会心理影响存在着文化约束或生成模型的差异，在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意识下，上述影响的结果将是同仇敌忾，在个人主义影响下是挫败感和涣散。当今的思想环境明显是后者。

　　其二，战争使得俄民族主义和保守势力快速蹿升。一方面它试图以传统方式抵消了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它以文化与政治保守姿态实际上分裂了社会，有效阻止了俄罗斯向左转。这个矛盾过程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的纯然自发，毕竟，俄罗斯拥有着人类最为深厚的传统社会主义历史，与西方的冲突立即让人们想起斯大林和苏联。如前所述，持续加大的裂痕是反常的，不可忽视其中的人为因素。西方代理人没有死掉，他们转身成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第五纵队。寡头甚至国际资本驱动精英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共同推动俄罗斯向“右”转。左翼的情况同样奇妙，在极左的“托派”舆论掩护下，主流派系对扩大的政治裂痕、掏空的群众基础视而不见，继续紧抱教条主义。在选票政治下，左翼教条主义实际上等于为民族主义和保守派助攻。政治后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后普京时代，右翼民族主义将主导俄政局。这种状况不仅是美国乐见，极可能美国和国际垄断集团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俄乌冲突是美国撬动俄民族主义政治的杠杆，后者则是它的最重要的目标。这就是为何冲突不可能达成妥协而走向长期化的原因。

　　最激进的反美反全球化势力是美国的政治工具（我们无须判断这种关系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样的看法看似离奇，但它有理论逻辑和历史鉴证的支持。民族主义是以自我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它缺乏真正的哲学和价值基础，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制度性保障。民族主义本质上的非理性决定了它的欺骗性，希特勒曾以社会主义吸引工人阶级，又以民族主义欺骗人民向苏联开战。纳粹的快速崛起同样得到国际资本的大力支持。在俄罗斯左翼精英裹足不前，拒绝通过思想变革争取领导权的情况下，借助国内国际资本的支持，俄民族主义和保守派很容易与定位模糊的主政派合流从而掌控大局。这将是美国及其深层政府的重大胜利。

　　到此，美国的长期战略图谋昭然若揭。经过十数年冲突和制裁，西方将大大损毁俄理性政治和社会心理基础。这两个环节相辅相成，将促成俄罗斯与西方媾和（实质是投降）。如果政治健忘和变脸过于激烈因而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仍可通过控制法德“极右翼”党派并使其上台，从而在俄欧间架起“民族主义”桥梁。加上和平及解除经济制裁的诱饵，西方将把俄罗斯拉入怀抱。对美国来说，最差的情形将是俄罗斯奉行名义上的孤立主义，这对它将开展的东方战略已经足够了。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实际上掌控着台海危机的主动权。当它完成必要的工业产业链转移，即可在海峡对岸点火，中国将不得不出手解决。由此，一场全面的彻底的围堵降临对外依存度很高的东方大国。作为关键因素的北方战略伙伴很可能以国家利益的理由加入西方制裁。尽管这个选择并不符合该国的长期利益，但是这就是民族主义常常展示的政治形象：骗子成为领袖，国民失去理性。

　　通过政治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笔者认为，大概经过两个任期，后普京时代将到来，中国面临极限围堵的概率相当高。因此，能源安全已经不是“基于最坏情况”的假设性议题，而是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覆盖的风险敞口。这场几乎难以避免的危机或“终结之战”关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更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社会主义承载着人类对正义的理想，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作为已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拯救和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

　　客观地说，中国可能是当前唯一有能力阻止这场自由主义狂飙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以勇气、牺牲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处理当前局势。其中，关键和基础的一环就是迅速落实能源安全要求。

　　我国绿色甲醇技术已成熟，甲醇可直接与现有的燃油供应设施接驳，从可行性和必要性两方面都支持将（绿色）甲醇作为能源安全的紧急解决方案。在技术上已没有障碍的情况下，政府的规划和大力推广是关键所在。依靠市场或简单的经济扶持政策不大可能满足紧迫的安全需要。

　　【文/褚毅平，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