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要求证监会严厉监管，不如自己组织起来设立“集体诉讼制度”

　　――评“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辩

　　中国社会有许多“车轱辘”话。

　　人有自然禀赋之别，思维有层次高低之分，并且人还有社会身份之别，智商必然悬殊；但我今天所指那些说“车轱辘”话的人，他们无论自然禀赋抑或社会身份都要高于社会平均，并且大大的高于――比如媒体工作者。

　　比如有个全国记忆犹新的，持续三十多年的“车轱辘”话――关于“语文改革”的话题。

　　我记忆没错的话，这个话题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也即“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开始，确切的说伴随着高考的恢复。每年高考结束就开始了新一轮“语文改革”话题，轱辘来轱辘去，争来争去就那几句话，车轱辘三十多年。

　　话题从议论今年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开始，然后到语文考试形式本身的改革，再延伸到语文课入列篇章的选优性，又到语文课的教改，甚至蔓延到整个教学体系。议论的话题不可谓不多，我这里也没这能力归类，但大体如此，三十多年来每年车轱辘一次，当然也可能其他节点或其他事项引起一波。

　　事实上这个话题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我们读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有大量相关论述，“文革”初期达到炙热的程度――某种意义上他还是引发“文革”的众因素之一呢。

　　然而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关于“语文改革”的争论忽然减少。嗓门陡然降低，虽然不时还有，但已基本局限于本次出题的优劣争执上。

　　我分析其中原因，此时此刻国人整体智力突然提升，认识到有些改革早已超出了教育领域自身，更奈何一堂语文课。特别我国高层无论决策层还是谋划层，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从而牵引到国民心理，比如明确指出有些问题出现在“文明层次”，他必须在社会改造大格局上进行才有意义――无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持续的“阶级层次”的革命，抑或七十年代以后的就事论事的事物改革，都不能取代“文明层次”的改造。

　　是的，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华族的整体智力陡然提升，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无论怎样，关于“语文改革”之争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虽已成了过去式，但他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

　　今天忽地想起中国社会的“车轱辘”话，关于“语文改革”之争已成过去式，但类似“车轱辘”之争仍有不少。

　　近期资本市场震荡走弱、波动加大，投资者纷纷表示不瞒、提出意见，意见之一是：资本市场的融资与投资哪个更重要，投资者纷纷指责证监会不作为，要其拿出诚意进行改革，证监会则表示诚恳接受，道一人则想起了“车轱辘”话。

　　难道不是车轱辘话？自九十年代初设立资本市场以来，“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争就不绝于耳，三十多年来似乎毫无进展，都忙于打嘴仗。我本人从事这个领域专业工作，深有体会，关于资本市场的各项规则几乎年年有增订，几乎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的版本更新，去年甚至有传“间谍唱空中国经济”，“国家安全部将监管资本运作”……。

　　一时甚嚣尘上，严重性显然比“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争上了一个档次，显然不复原来的“车轱辘”，新轱辘显然比以前的更大。我已退休在家，新的工作程式可能完全改观，专业监管机构怎么的与安全部门对接，怎么的联手“抓间谍”、“抓唱空中国经济者”？我已懵懂无知，我打电话给老同事，他们也一脸雾水，他们把现在的工作程式发来我看，除了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那付屌样，并没有我预期的“抓间谍”、“抓唱空中国经济者”那种意思。

　　是的，就事务层完全没有改观，仍是年年有增订，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我看：证监会为应付“投资与融资何轻何重”之争的敷衍之举而已。

　　事实上我今天要为“证监会”代言几句。他们能做的都在做，都已做到――正如“语文改革”一事教育部门都在做，能做的都已做到，剩下的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纵观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监管部门的唯一职责就是维护规则的运行，你要他们突出“维护投资者利益”职责，并美其名曰“中国法系”，那是无知童言。

　　“维护投资者利益”只能靠投资者自己，就运作层面恰好是法制部门的职责，投资者应该自己设立集体诉讼制度，律师机构应该技术帮助――而这恰恰是“证监会”无能为力，并应该竭力避免参与其中，正如裁判应该避免参与任何球队的争锋。

　　投资者应该自己组织起来设立“集体诉讼制度”，应该将这一建议喊响。

　　我今天之所以将“媒体”凸显出来？因为当下中国他们是最有话语权的，不然的话他们就是当之无愧的“车轱辘”话制造者。

      【文/道一人，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