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美日安保”史上最大升级，确保对中国形成足够威慑

　　2024年3月30日，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Ksliu发来美国之音文章《美日安保史上最大升级 专家：确保对中国形成足够威慑》。据《金融时报》3月25日报道，为应对北京带来的挑战，美日同盟将展开64年以来最大的升级。专家认为，美日同盟升级合作提高威慑力，可防止中国误判情势而犯台，也为同盟关系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与不可逆性。

　　文章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防止北京以为可以战胜而对台动武

　　《金融时报》刊文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将和美国总统拜登就大幅更新《日美安保条约》公布具体计划，其中包括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加强两国间的作战规划与演习事宜，这将构成美日自1960年缔约结盟以来，两国安全关系最大规模的升级。

　　报道说，美日两国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需要有更“无缝”的合作及规划，以应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与危机。

　　对此，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员长尾贤(Satoru Nagao)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快速增加，虽然依照美日台的各种战略模拟可推断目前中国若以武力犯台依然无法获胜，但考虑到过去十年来中国军事开支增加了6成以上，美国仅增加2.7%，日本增加18%，台湾仅增加了14%，北京很有可能因误判而贸然侵略台湾。

　　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误判局势而认为自己能够获胜，相当有可能攻击台湾，所以日本、美国和台湾必须阻止中国自认能够获胜的想法，那就需要足够的威慑力。”

　　长尾贤表示，台湾是美国对抗中国的王牌，因为从台湾可以牵制中国的沿海城市；对日本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对中国来说，侵略台湾势必要面对驻日美军。所以若台海爆发战争，日美都别无选择，要并肩应战。随着中国的军事力量和侵略意图日益增长，日美必须确保更加充实的合作计划。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多数人的观念停留在“北京在特定时间点决定实现统一并大举入侵台湾，美国在日本的协助下介入战事”；而在遭遇危机时必须在各自的行政架构内依序进行“监视侦察、确认事态、为事态定调、采取因应手段”等流程，最终才进入共同采取行动的阶段。他认为，以现况观之，更大的风险源于不可测的冲突或误判引发的情势升级，过去较为松散的指挥架构已不足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台海局势。

　　王彦麟说：“为对中国形成更大的吓阻能力，美日有必要在更早的阶段就把决策流程相互结合，降低采取应对行动时的沟通成本，以避免无谓的资源损耗。”

　　王彦麟指出，由于美国对涉入亚洲事务的态度曾多次出现变化，例如川普总统曾在竞选期间一度扬言“美军撤出亚洲”，本次日美同盟合作升级，亦将为美日同盟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

　　他说：“若能重组军事指挥架构，并建立更加紧密的体系，则意味着双边的互动模式进一步获得制度化的发展。换言之，即便美国未来出现态度消极的新任领导人，想要从美日同盟关系中抽身的难度也将大幅上升，进而确保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的存续性。”

　　王彦麟表示，过去的美日同盟是建立在“美国政策意图为何”和“日本欲提供何种协助”两项要素上，政策形成过程具有强烈的“由上而下”特色，若能建立共同的军事指挥架构，并加强作战规划及演习合作，未来或能形成部分“由下而上”的政策形成能力，为应对台海的紧急状况带来相当大程度的影响。

　　第二，合作升级或能提高军事效能

　　日本近年大幅提升对防卫的投资，包括计划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自卫队明年还会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以改善各军种协调。东京表示，随着日本承担更大的地区防务角色，迫切需要向日本派驻一名更高级的美国军官。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考虑到驻日美国海陆空部队只拥有三星指挥官，对日本军队没有任何权力，华盛顿将考虑任命一名四星上将来主管驻日部队，与拟议中的“统合作战司令部”负责人相对应，负责指挥在该国的所有军事行动。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艾如柏(Robert Eldridge)认为，美日同盟长期缺乏提升，应对现今中国在区域的威胁确实能量不足，而这次的升级也只是所有应有计划里的一小部分。

　　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所讨论的美日同盟升级与更新计划，特别是在任命更高层级美国军官驻日，和双边合作规划方面，是绝对必要又重要的，同时也是早就该做而没做的事情。”

　　前美国驻日大使馆海军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JFSS)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Grant Newsham)也认同这个想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的美日同盟与30年前相比确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近十年来因应中国的威胁而明显提高了个别训练的频率和复杂性，但共同运作的能力并未增加多少。他说，除了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配合得当，两国其余的部队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之应变都是临时而随机的，根本没有基本的计划、培训，甚至缺乏熟悉度，而双方都知道这种同盟关系只是坚定的战友，随时准备共同上战场，却没有预先充分的合作规划。

　　纽瑟姆认为，如果计划唯一显著的改变是让一名四星美国将军坐镇日本指挥，并赋予美军更多的训练和信息传递责任，不会为美日同盟产生多大的实际提升功能，因为所有驻日美军的最终指挥权（或者可视为“作战指挥权”）仍将属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

　　长尾贤对此持较为乐观的看法。他表示，这是“质”和“量”的问题，这次升级内容对于扩大驻日美军效能是有效的，因为实际上美军能够投入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或者说是提高资源的“质量”。

　　长尾贤说:“如果日美指挥中心合作更加流畅，使双方部队能够更有效率地部署行动，那么即使导弹、舰艇、战斗机数量相同，也能取得更大的军事效能，也就是素质的提高。”

　　长尾贤认为，在日美同盟提高军事素质的同时，作为焦点的台湾也需要提升自己的军队素质，以及在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时较为聪明的作战能力，例如无人机在作战中的研发与应用，往后才有机会参与日美以及其他印太国家的共同军事行动。

　　第三，台湾应以提升续战能力配合美日同盟

　　关于台湾在日美同盟针对“台湾有事”的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长尾贤认为，基于战时的后援补给之重要性，势必需要日美菲台部队的紧密配合。他说:“除了在日本和美国强化指挥结构之外，我认为往后应该在台湾设立指挥中心，与日美进行军事合作，此外，菲律宾也必然是合作对象之一。”

　　王彦麟表示，碍于国际现实，即便美日同盟合作获得升级，台湾亦难以直接参与美日的战略规划或军事演习，但是台湾必须思考如何在国防战略上对美日合作升级进行呼应，因为缩短反应时间是美日改革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目的。他说:“台湾若不能积极提升续战能力，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等社会韧性措施，则势必抵销美日深化军事合作的成果。”

　　纽瑟姆认为，作为当事人的台湾，本来就应该在相当范围内参与军事合作，但美国驻军所设想的改变从未囊括台湾的参与。他指出，美日都对于台海的风险有所认知，但目前无法看出这次改变将如何提高美国或日本应对台湾危险的能力，似乎只是为了向中国传达一些讯息，而这还是建立在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并不了解美日实际作战能力的猜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