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这个位于南欧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以“不结盟”运动的旗手著称于世，并敢于同斯大林分庭抗礼而在原社会主义阵营中赢得各国刮目相看，竟然在一系列“裂变”之后，最终在新世纪开始时以分崩离析的惨状从地图上消失。这不能不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大事。
二战后，在铁托领导下，在相关各民族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中，建立了以民族、宗教为基础，由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6个加盟共和国以及科索沃、伏伊伏丁那2个自治省组成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建国初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南斯拉夫创造了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达13.8%，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奇迹，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具有中等发达程度”的工业国。
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落得后来那样悲惨的结局呢？
曾于世纪交替之际任中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命全权大使的温西贵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南斯拉夫的灭亡过程：事情从经济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在1991年宣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开始，接着就像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一样发生一个又一个的分裂——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先后宣布独立，余下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曾坚持构建南斯拉夫联盟，但不久也一分为二，2006年各自独立。至此，原南斯拉夫联邦一分为六，不复存在了。最要命的是，每一次分裂都伴随着各民族之间的残酷内战。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试图独立时，地方武装与联邦军队发生激烈战斗，双方伤亡惨重。随后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分裂更是以其持续了三年半之久的残酷内战而为世人瞩目。在这场“波黑内战”中，原450万人口中，有近25万人命丧九泉，有近百万人流亡国外，沦为难民。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延续了15年，期间充斥着内战和外侵，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成了一堆废墟。可事情还没完，原来在塞尔维亚域内的科索沃也企图脱离塞尔维亚而发生动乱。在北约介入下（对塞尔维亚进行长达78天的空袭，还轰炸了中国驻南使馆），科索沃于2008年自行宣布独立。
探讨南斯拉夫瓦解的原因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大课题。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实行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这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经济状态却风光不再，呈现出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降到了不足1%，1983年甚至为负1.3%；通货膨胀率很高，而且以很快的速度继续攀升，1983年已达到60%，1987年更是惊人地冲破100%大关；南斯拉夫货币第纳尔不断大幅度贬值，1985年第纳尔的价值仅相当于1979年底的1/15；外债总额急剧增加，1981年底达208亿美元，平均每个南斯拉夫人欠外债920多美元；失业人数剧增，1985 年. 失业率已高达15%，在经济不发达区域失业率更高达33.3 %，而且在求业者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占77.1%。这种情况使得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感到很困惑。据1988年赴南斯拉夫当大使的马叙生说，赴任前夕，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交待说，南是实行改革政策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搞得不错，现在越来越困难，是什么原因，中央领导很关心这个问题，你去后把它搞搞清楚。
很多研究者把南斯拉夫的分裂归结于历史上的民族矛盾。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不是根本原因呢？马叙生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南斯拉夫建国以来几十年，各民族建立了全面的联系，经济关系密切，混合家庭比比皆是，各族人民都希望继续和平、稳定的共同生活，并不希望动乱，更不希望流血和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大国都认为保持巴尔干的稳定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他判断：“国内国际条件均表明，前南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马叙生总结的两条“最惨痛的教训”是：第一，抛弃苏联模式后，“从极度集中的一端走到了极度分散的另一端，把保证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权力也都下放给了地方，为国家的解体创造了条件”；第二，“解体是从南共盟的分裂开始的”，“为体现党政分开”，“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核心”。
回顾南斯拉夫的历史，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是有它的理论系统为基础的。这个理论系统的核心是——“国家消亡”。他们认为，国家的集中领导会为党、政领导人的官僚主义提供条件，因此采取与国家集中领导相对立的“自治”方针，从各加盟共和国，自治省的自治到各社会机构的自治，一直到各企业单位的自治。也就是说，国家消亡的立足点是不断推进国家权力的分散化，把由国家执行的政治职能、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都逐步交给由公民组成的自治机构和自治组织去行使。
这套理论是不是听起来很动听？南斯拉夫党（在自治的概念下，共产党也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理论家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到了一些话来支持这套理论。这些政策的实行初期，确实也起到了调动基层和职工积极性的作用。可是好景不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注意，马克思决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谈国家消亡），这套理论的固有缺陷随着时间的迁移终于凸显出来，短期的暂时性优势被具有根本性质的，难以自我纠正和克服的内在矛盾所替代，当条件具备时，危机就爆发了。
先从企业层面看。在“自治”政策下，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投资决策权，收入分配权，人事管理权，自行定价权，一直到包括独立借外债权及独立对外贸易权在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企业都以追求最大利润，最大限度满足自身利益为目的，而完全不顾全社会的利益。结果，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经济无政府状态，在南斯拉夫同样出现了，只不过是以众多利益小团体之间的无序竞争的状态出现。各企业只关心利润分配而无视扩大再生产；具有垄断地位的少数大企业，极力抬高价格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生产原材料的部门为了获得外汇，宁愿低价卖给外国，而急需这些原材料的部门则不得不高价从国外买回；在外贸中，各单位从本位出发，各行其是，多头对外，盲目进口，重复引进，造成大量无效投资。所有这些混乱情况，国家丧失了调控能力，只能听其泛滥，造成外债高垒，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企业从短期效益着眼，宁愿借外债进口动力资源和原材料投入有利可图的加工工业，而不愿意去发展见效慢的基础工业。结果，南斯拉夫无法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高度依赖外国进口，成了外国资本的附庸；当国际市场价格急剧上涨时也不得不用大量外汇进口，或者因缺乏原材料和能源而开工不足，使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大为降低。与此同时，由于各区域各行其是，互相割据，丧失了统筹安排下区域间取长补短的功效，使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发达地区民族认为落后地区拖了他们的后腿，拒绝提供援助，而落后地区民族则认为，发达地区是靠利用落后地区廉价的原料发展起来的，互相指责对方“剥削”，为日后的民族冲突埋下祸根。
这里值得提一下南斯拉夫的农业。在建国初期，南斯拉夫曾经推动农村合作化，但在“自治”的原则下，他们很快就解散了合作社，个体农户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95%，占耕地面积的83%。这种做法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弊端。其一，无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98%以上的可耕地是早地，产量不稳定，也难于提高单产；其二，难以在小块地上实现机械化，许多农活仍主要靠手工完成；其三，难以应用和推广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如使用优质化肥和良种）；其四，农村强劳力大量涌向城市或出国务工，导致农业劳动力迅速老龄化和妇女化，1981年时 50%的农业劳动力为5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五，大量耕地及草地和牧场荒芜，1980年全国耕地面积的11%已经撂荒。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农业产值增长率不断下降，到八十年代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仅为0.4%；从七十年代起，南斯拉夫就由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
再来看看政治层面及各地方自治机构与联邦中央的关系。在“国家消亡”理论的思想指导下，按照“自治”的原则，南斯拉夫撤消了计委、工业部、农业部等经济管理机构，把联邦中央除了国防，军队，外交以外的所有政治、经济权都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铁托在世时，尚能以其威望维持统一；铁托逝世后，实行集体元首制，即6个加盟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各派代表组成联邦主席团，主席团主席由这些代表轮流担任。国家一切重大决策由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按“协商一致”的原则决定，如有一个共和国或自治省反对则不能通过，形成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联邦中央与各地方自治机构之间不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完全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成了空架子。在这样的体制下，各地方自治机构无视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一切从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出发，形成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联邦主席团为克服经济困难曾通过上百项决议与法令，但几乎没有一项得到贯彻执行，致使国民经济事实上被分割为“8个经济、8个市场、8条分割的经济边界”，连电力工业、钢铁工业、铁路运输和公路交通也被分成8个各自独立的系统。
政治体制如此分散化，必然会瓦解维系联邦国家统一的执政党——南共联盟。各地方自治机构的南共联盟把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而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本应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主义信仰被只顾本地区本民族眼前利益的狭隘民族主义所代替。1990年1月，南共联盟14大上，斯洛文尼亚代表团提出要把南共联盟变成“各自独立的共和国共盟组织”的提案，被否决后中途退场，全会被迫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宣告南共联盟瓦解。1990年7月，南联邦议会通过了《公民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在这种情况下，煽动民族主义无疑是各政党获取选票夺得政权最有效的手段。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正是借此良机，鼓吹民族分裂，将已经变质的南共联盟赶下台，取而代之，并加速分裂的步伐。与此同时，原来在南共联盟领导下的军队，也转而接受民族主义，分化成各民族地方的军队。
就这样，以反叛“苏联模式”为特点的“南斯拉夫模式”同样走到了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可谓是“殊途同归”。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高度中央集权（同时宣称全民国家全民党），一个则是完全放弃中央领导权（宣称国家消亡），但实际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抛弃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捍卫整个无产阶级包括各民族在内全体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指导思想，和共产党以此为宗旨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地位。
列宁早就指出像“工人自治”的这类理论是背叛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团主义，它引导工人关注小团体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背弃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根本使命。
毛泽东在批判苏联特权阶层的同时，也对“南斯拉夫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早在1963年，他亲自主持撰写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中对颇有迷惑力的“工人自治”作了如下评论：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文章得出结论：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文章进一步指出，名义上“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为经理和高级职员等少数人所掌控，“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文章同时指出，在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在毛泽东身后，“南斯拉夫模式”曾赢得中国理论界一些人的赞赏，以为可以用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效仿之路。这些人宣扬“党政分开”，“多元化”等观点，对毛泽东要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多有非议。如今南斯拉夫的悲惨结局是对他们的当头一棒：此路不通！
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专门就“民主集中制”原则做过一个重要报告，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伟人讲得多么清楚，多么透彻：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集中”，就是集中在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指导思想下，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这一条，就会走上南斯拉夫那样四分五裂的死路；另一方面，这个集中，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的基础上，没有这一条，就会走上苏联那样“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转化为“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的邪路。
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封建割据，疆土分裂的情况，并曾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现实中台独，藏独，疆独势力一直在外敌支持下寻机闹事。为了中国的前途，让我们时时牢记伟人的话——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文/林之辛，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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