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凤和、李尚福落马的古怪联想
有时我到仓库盘货指着一堆螺丝螺帽问保管员：这是军品呀还是民品？
保管员一脸蒙敝！我看着他们疑惑的眼神，猜想他们肚子里可能疑惑，你这个道一人不会混进来的间谍吧？我就不告诉你，气死你！其实我去那种企业大都民品企业――比如纺织轴承厂之类，真要涉密军工企业，我们也是有纪律的，不该问的别瞎问。
我知道他们答不上，工作之余找句闲话聊聊嘛，其实我经常思考这类问题，年轻时还杠杠点点写几条如何如何呢；
刚才看到魏凤和、李尚福落马消息，有位叫陈曾明的写了篇《两任国防部长接续腐败有国还有防吗？无防还有国吗？》发在了《复兴网》，也想跟帖写一篇，结果绞尽脑汁写不出。
既然开了个头，写不出也得写呀！忽地就想起今儿这话题。好在这话题一直在我脑子里存着，年轻时代一直思索这个问题。
或以为道一人你真怪！哪儿不能联想？偏冒出个这联想？应该政治生态方面多议论议论，怎么不搭界的瞎联想呢！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俄罗斯工业已转入战时，弹药产量超过西方总和，这是我新闻中看到，也不止一次看到，大多来自西方媒体――管他有没有水分，总是无风不起三尺浪，但是这个是有代价的。如今地球人都知道“俄人轻工业不发达”。
怎么会这个样？诞生过门捷列夫、罗巴切夫斯基、柯尔·莫哥罗夫，第一个将人送上太空的伟大民族怎么会卡在这沟沟里？1991年早已进入传说中的“市场经济”之列，怎么还未摆脱这个困局？
俄乌战争给了一个回答，俄罗斯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尚未完全摆脱战时模式，俄人仍在做大规模战争准备；究竟徘徊在哪个边界？战时模式与平时模式哪个更偏重？这个回答当然有技术含量，不能瞎说的，但是“俄罗斯尚未完全摆脱战时经济模式”这是可以说的，这或许就是“俄人轻工业不发达”原因之一吧？
这就是代价，和平年代这个代价是很大的；美国人其实也在承受这个代价，常听闻“美国人被三大集团控制！”，曰“华尔街集团”、“犹太集团”、“军工集团”，军工集团占三分之一，可见美国人也在付出代价――可是他们可以转嫁一些，他们的美元是世界货币，可以转嫁别国一些，俄罗斯转嫁給谁？
俄罗斯与中国是邻居又胜似兄弟，中国可以挺一把，但他真要躺下来谁都撑不住的，将来必须靠他自己，必须走出“轻工业困局”，怎么个走法？首先就得解决战时与平时模式切换和平衡，他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没几代人是完成不了的――稍有动静他的“敌人”必定会骚扰他，貂禅戏吕布，让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拿捏不定。
这就是我今天的话题，我们中国也是个大国，也得平战结合，也得模式切换与平衡；我们也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既能应付平常一般性的局部危机和边界冲突，也能对付巨大而长期的国家战争，要配得上大国的地位，要经得起国际“仰视”；但又不能太拖累国民经济，既不能走俄罗斯“轻工业不发达”之路也不能走美国的“外部转嫁”之路，中国必得要有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又比如美俄两国都做军品贸易，是老大老二级，也是外部转嫁负担，中国也开始在做，但也赶不上的，总之中国必得要选择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这是大道理，人人会说，每天在说，可是怎样付诸实践？我们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实施规则，但是怎样付诸技术实践，映入每个国民的心灵，一旦国家发布动员令就能实施，各就各位？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
以前学生时学过《经济学》，工作后也自修过《国防经济学》，但是所说那种可能太偏科了，没见到专门研究的――我敢肯定有专门研究的，但我今天更强调他的“普及性”，甚至普及到我们每个高中生，这个我以为目前还没这可能，但不妨碍尽快着手。
比如刚才举例的螺丝螺帽那种，我们凭直觉就知道可以民用，也可军用，战争期间他绝对可算作军用品；这种情况太多了，棉花棉布，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可哪些算作军品，动员时期必须被强制征用优先用于军事？那可不能《莫斯科保卫战》那种旅长大街上手一挥拦下一辆民用卡车，家具往地上一撂，军人全都上车扬长而去，不能凭个人命令说了算的，不能动员令来了临时抱佛脚的，必须非战时期做好准备的，包括法律制度和技术操纵的――特别我们如此庞大体量的国家。
比如零件、部件必得要分类标记和分类管理，哪些是民用的，哪些是军用的，哪些可军民两用的，必得要分类标记和分类管理，都要平时做好的，需要制度和规则的；再比如分类标记完成后要不要专门仓库存放？也得非战时做好法律制度和技术操纵准备的――比如以我见识：完成标识后绝大部分军民两可物件是不需要专门仓库存放的，可视作民用物件储存，但须账簿记录或台账登记，而这些登记资料则必须建立保管流转流程，需要专人操纵或可交由国防部委派人员掌握，一旦国家发布动员令，这些资料必须第一时间交给相关人员。
所涉制度和法律不仅国内法的，还可能涉国际法的。军用物资――无论外援还是自用――战争期间是“合法”打击目标，民用物资则不应打击，事实上一旦战争，界线谁分得清呢？可这毕竟现代法制精神，我们也得遵守，因此也得有这方面涉外法的研究，尽可能自我保护，尽可能利用现有国际规则保护自我，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和制裁；这不仅制度法律，更是技术上的――比如将军用物资伪装成民用、军用、军民两用三分类时，可以适当模糊些（这叫“战略模糊”或“战术欺诈”？），勿使授以打击把柄，但在需要时即刻转换，又清晰如镜――既做到迷惑敌人，又不至于自己被迷惑。
刚才连篇累牍的精神就是“清晰”，动员令一来即可操作，无缝衔接――就象驾驶员一路小跑，拉开驾驶室门把手，坐上驾驶座，手把方向盘那么丝滑，毫无拖泥带水，你现在“战略模糊”或“战术欺诈”不又矛盾了吗？
我是有上下文的，“分类清晰”与“战略模糊”或“战术欺诈”是两种状态，不同情况处于不同状态――“分类清晰”是军民互转的工作和技术，“战略模糊”或“战术欺诈”是对敌斗争的策略，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技术和制度准备，平时迷惑敌人或潜在对手，一旦国家动员令下达就可迅速应对战争，尽可能保护自我消耗敌方；并且还设有“暗门”，一旦需要，“模糊”与“清晰”间可以即刻转换。
或有疑虑，你这么机关巧妙，到时偷鸡不成蚀把米，没骗得了敌人，反而把自家人搞糊涂了，敌人反而利用了你为己所用。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规避这种情况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更需要制度强化――很可能还是更高层面的事情；比如民用、军用。军民两用分类表清晰可用，敌人或潜在对手一看：喔哟！你自己交代的，这么清晰，战争一打响我就炸你的，打你没商量，对军民两用物资法律上找漏洞，漏赖你为“军品”炸你没商量，看你怎么着？
规避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清晰”分类，平时做好准备的，但又让敌人“模糊”，找不到动手口实，这两方面同时达到和满足，本身就是技术的呈现和制度的运用，比单纯的技术档次要更高；或以为这些都需要制度保证的，那么敌人或潜在对手也可利用之――何况真正的对手智商往往高于你，怎么可能做到“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做到…，另一方面又要做到…”的兼顾呢？
这不正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吗？具体怎么做我是不会的，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而已。
讲个故事，对我今天的思考颇有启发：
有个供销科管事的，把一大堆紧固件东一个库房西一个库房，这儿存放一点那儿存放一点，结果老板指着他鼻子，死了爹娘似的咆哮：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买的同一家，你却这儿放一点那儿放一点，还做不一样的商品标记，好象不一样的东西，你骗谁？你做的那事难道我不知道？你和那女的，你多买她一点，她和你开房一晚。
大家在世界上混事谋生，大家都是明白人，你把事干妥不损老板的，老板不太会干预你的私生活的；一次少量分多批外购与集中一次大量外购，哪个更划算？“一次少量分多批外购”可以减少库存，减少沉淀资金，但会增加采购成本和差旅费，“集中一次大量外购”恰好与之相反，应该采取哪种采购模式更划算？有时老板他自己也是算不过来的，老板他委托你，就是相信你，相信你会算；这种地方就是你施展才能甚至“猫腻”的地方，于私于公兼顾的地方，看你的本事和才能了，不能“过分”为尺度。
经常有老板咬着我耳朵说：小道呀你去看看那人，怎么他一来存货成本直线上升？我的生产还老样子没什么大变，外面货物价格也没什么大涨，他一来怎么就直线上升？
我去一看，原来巧妙都在这儿，同一样物品甚至采购自同一家商场，他每次采购总得多买点，买回来后存放几个仓库，还掩人耳目还故意做不一样的标识，他也做好后事准备，万一被发现，就说他们是不一样用途，老板察觉后也聪明，派手下人去那商场调查，原来仓库管事的与商场供销员还有那一层故事！老板的歇斯底里可想而知。
这位管事的做事就是“过了度”。有时确实有借口：比如八十年代以前，专项物资与生产物资，用途虽不一样但物理性能物理形态完全一样――比如紧固件，但他就是可以异地存放――用于职工福利工程用专辟一仓库，生产用则另一仓库，八十年代会计制度和规则改革后已完全没必要，他们完全可以放在同一个仓库，谁用记在谁的账上而已，安排采购资金时生产与非生产统筹规划，以节省节约资金。
这事以前我碰到过，就为那点蝇头小利被老板当众臭骂一顿，这也启发了我今天的想法：那物件是民用还是军用，你怎么看得出，那螺丝螺帽我看可用在坦克履带上，也可用在拖拉机上，你去问问这颗螺丝螺帽，他可否知道？
或以为道一人你别老是杠精，军用与民用完全不一样的，你别看他外形相似，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傅一看就知道，他们的用料材质、尺寸、纹口、公差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不能混的；我想这是有道理的，我也随随便便举个例子而已，恰不恰当而已；这正好我的意思，就要做好民用、军用、军民两用分类与标识，甚至还要做好“战略欺骗”或“战术欺诈”――做到只骗敌人或潜在对手，不能骗了自己。
以上是否做到，并普及到每个公民？需要打个问号。
我们知道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应急物资”、“战略物资”诸如概念和相应法律，比如大家都知道“两白一黑”――五十年代特指棉花、粮食和煤炭，现如今代指各类战略物资，以前我知道“国家计委”专门管这类事情，后来移交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现在不知道谁管；
但我行文一开始就举例“螺丝螺帽”，就是要让我们的思维摆脱“两白一黑”的固有概念和框架，上升到“平战结合”、“模式切换”，并反复以美俄为例指出其中的困境；
刚才又故意引出一个“应急物资”，我们今天的相关法律也是相当狭义的，容易让人联想“台风”、“地震”、“火灾”诸如此类偶发性事务上的应急；但我们北方经常遭遇持续性天灾，这就会造成社会人文冲突――包括族内，各民族间，或者国家间，比如读过几天书的知道“汉匈战争”持续数百年，这不仅国家间的人文战争，其实也是自然引起的困局导致――有越来越多研究指出，中国北方的民族战争或国家战争，相当部分原因起自持续的自然恶化，北方人民――包括匈奴人民――不得不持续南下避难。
因此“应急物资”――比如粮食、能源――就不仅是考虑“台风”、“地震”、“火灾”偶发因素，还得综合考虑持续的自然恶化，不仅是自己国家的，还不得不考虑邻国间的帮助义务，避免冲突和战争，勿使古代故事重演，能够以“钱”摆平的事总比流血更好，更理性；这样的话“应急物资”的含义就得延伸和扩张，“应急物资”与“战略物资”甚至“战争资源”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仅技术上的，也是法律上的。
这统统需要平时的技术建立和法律准备。
是的，在做好平时的技术分类工作，做好各种标记记录，各种移交保管，同时也要制订各项法律制度和操作规程；不仅国内法的，也须国际法的。这也是战胜对手的手段之一，不用实战，平时就能看出谁胜谁负――所谓“大国败于内”从另个方向阐明这个道理。
记得有一次到“上钢五厂”，到那儿“关账”去――他们要停产了，吃饭时闲聊，我说你们为什么非得炸大炉呢――那时钢铁产能过剩，上海又恰逢产业升级，从过去老旧传统工业升级到新型产业，多余（后来方知是“全部”）炼钢炉必须炸掉，我说用你们现在多余的产能继续生产，多余的钢铁成品可以视作军民两用品，异地存放，全国各地存放，以前年代的“大三线”现在大都荒废，都可用作存放地，以你们今天的产能多生产他两年的用量，战争时期既使钢铁厂都炸烂了，至少能用他两年没问题，既使敌人死赖那是“军用物资”，既使他们来炸，那也都是铁疙瘩，那些物资又没保质期――生些铁锈而已，一百年，一千年放着也不会变质，啥时用都可以――亏了伟人时代未雨绸缪，“大三线”铁路支线都现成的，战时拖出来方便极了，我承认你比我厉害，可是你炸我十个炉子我炸你一个，你可能就承受不了喊“谈判”了！
这样做不仅有益于军民两用，实实在在还可保住工人饭碗，至少可保住五六年（现在大国冲突，没有两三年时间是歇不下来的，我现在就告诉潜在对手，我做五六年准备。你看咋的――这不仅心理威慑，还有实质准备，这不也是“胜之于无形”吗？），不仅保住五六年饭碗，五六年后形势大变，谁知他又怎么回事？
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多国家形势大转，房地产一枝独秀，成了“支柱产业”，火了钢铁业和水泥建筑业，许多拖拉作派的钢铁厂意外保住了饭碗――或原地重建或异地改建，上海因特殊原因都玩完了，工人都鸟兽散了。
不过上海工人的境遇比东北那块好多了，上海工人大分流其实不比东北好，但是上海工人拿到的安置费当时还算“相当可观”、“遮得住口”，没象东北那样惨烈；我记得上海有个做法，工人能拿到三笔下岗费用；大笔是工人与公司企业直接面对面谈判交涉应有的，第二笔是市政府（纳入国家统筹的）下放补贴的，第三笔是当地政府（区政府或里弄街道）补贴的；我当时也参加那项工作，参加了调查和统计工作――名义上三笔费用，其实就是一笔费用一划三，朝三暮四而已，但心理感受好多了――有这么多人想着我，也就算了，睡觉吧，过几天找个其他工作吧。我知道的，我参加过那项工作，那时九十年代，我还年轻力壮，上海总算渡过最困难期――我死后别忘了在我墓碑上刻上一行字：道一人为上海的稳定做出过贡献！
以零件部件举了个小小例子，技术性工作平时就可做的，举一反三而已；其他也可如法炮制，比如设备――生产零部件的生产设备，比如仪器仪表――直接用于生产控制、检测、计量，或者科学研究教学用的各种仪器仪表，比如各类物资――各种资源和资料（比如自然资源，初级加工的资源如棉花，经提炼粗加工的化工原料…）。
各种设备、仪器仪表等显然更需要考虑民用、军需、军民两用的技术分类，对他们制作档案库，进行战略战术伪装和迷惑，等等一系列可能比所说的螺丝螺帽等商品更重要。
有些设备一看就知道不可能用于民用的，比如一些镗床那么大的家伙，就是用来镗管子的，哪种管子用的了这种镗床呀？肯定是军用的；一般机械制造设备往往凭肉眼就能看出个大概，当然要有些经验的，所举例的镗床、冲床之类都是特大家伙，而仪器仪表就不这么回事了，只有行内人看得出到底派啥用。
他们的重要性可能比所说螺丝螺帽等商品更重要。一旦设备被炸被毁，不但不能生产产品，他自己维修也相当麻烦困难，动辄需要几十好几百协作企业供应零部件，战乱时期大家都这样顾不上，困难可想而知――绝不可能《莫斯科保卫战》那种旅长大街上手一挥拦下一辆民用卡车那么容易，厂房被炸被毁恢复起来倒还容易些；平时不做准备特别技术方面，到时只能寄希望于神助了。
比如（我瞎比方）有一台制造牙刷的设备，他也可用于生产某军用特需品――并且非此类设备不可，那就可标注为军民两用设备；这种设备你平时不需要仓库储藏很多用于战备，又不打仗，储存多了不就浪费，十年八年不就烂了，平时就用来制造牙刷，一旦国家动员令下达，就可依法宣布军事部门接管――牙刷嘛，你平时一年换一支新的，现在特殊时刻两年换一支三年换一次也不要紧。
这个例子就应该平时做好技术研究，标注或分类，并且相应的法律跟进；这个例子中，正儿八经的“技术”含量可能并不特显，你怎么知道即可生产牙刷亦可用于生产某军需品呢？你平时没做研究那还真有那么回事，还真以为多有“技术”呢？其实很多是求助于经验的。
我就遇到过这种实例，那时九十年代股票还刚刚兴起，许多老太太没多少文化就会早晨买菜，顺道去交易大厅待一上午，数学为0更别说看各类经济数据和表格了，都跟着别人做，道听途说你买我买，嘿！我就发现一个老太婆有支股票做的特别好，街坊一打听才知道：那个老太婆经常用的一物品近来涨价了，市场稀缺了，那老太婆直觉另个物品可能也要涨，赶紧买进那家公司的股票，结果真涨了买对了！原来生产设备被挪作他用了，那老太婆直觉丰富，知道生产该物品的设备与生产另种产品的设备其实是互通的――因为那个产品恰好他也用，老太婆直觉那种设备也可能挪作他用，结果蒙对了。
虽然物品价格涨不涨，因素太多了，不光生产他的设备，还得原材料，还得人工成本，但是老太婆凭经验和直觉，蒙一下也许蒙对――何况成千上万这类老太婆，总有蒙错蒙对的。
这里经验很重要，怪不得股票分析师往往比专家甚至设计生产他的技术师还厉害。
就需要将这类经验固化，也就是所说平时做好技术鉴定、分类、标注工作并且法律跟进，还要做好战略欺骗――你美国人咋知我这台制造牙刷的设备亦可军工生产，那又没普遍性的，只是我这个设备这样的，你美国人牙刷生产设备也许只能用于民用呢？你美国人没根据来炸我，我就维也纳法院告你，告你炸我民用物资；但是这家公司的老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等相关人员必须知道，必须知道那台设备的军民两用性质――事实上特殊时刻这些“人”本身也是军民两用的，必须受相关法律约束的。
都需要平时做好准备，包括技术的，法律跟进的，战略战术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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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通读我全文的朋友大概能知道我意思了，还无中生有打了个“牙刷”的比方，这可是个巨大工程，各种物质资源包括各种自然资源，初加工或粗加工资源，各种商品产品、设备、仪器仪表等，何止成千上万，何止上亿天文数字――何况我国还是这个星球上全产业链国家，但是一旦开展工作，也许只需要对其中一小部分甚至极小部分需要这么做，或者由浅入深这么做――这只有工作展开后知道，没法纸上谈兵的；许多东西其实是简单明了的，比如油库、加油站，战时肯定列为军事重地，当然的军事物质，平时是军民两用，一部分归军事保障部门管（比如地下工事，隐蔽保障），大部分就归民用部门管，很简单的，无需费很大力的；但象粮食棉花诸如此类就比较难了，当然也是军民两用物资，但在战时需要做军民两用分配的，分配不妥引起社会不稳，一个没弄好，很可能比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还大――那是依形势随时而变的，难度很高的――难到何种程度？亦需要平时做好技术储备，不能临时抱佛脚的。
我拍拍脑门，虽然海量的资源，但是大部分分类界定是清晰的，或操作难度不高的，只占极小部分需要如此这般的――那些分类边界模糊的，比如那台造牙刷的机器，平时不去做，除了那位老太太，有几个人知道还有这回事呢？大部分是分类边界清晰的，比如油库、加油站之类，或者技术层面难度不高法律方面复杂，比如粮食之类。
总之，我以为只占极小部分，但你不展开工作，什么也不知道，全都纸上谈兵，拍拍脑门。
做这种工作还有一个附加好处，或者意外好处，与敌人或对手周旋时做到未战而胜于庙算，公输盘九攻，子墨子九距之。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可量化的，对自己的实力、抗击力、持久力等等等等，都可做出量化估计，以至战争开始前一周，一个月，或者一年就通知对手：我能抗击打几日、几周、几年，你多久？
现代战争肯定文明许多，肯定比墨子公输盘时代文明好几级，战争开始前高级人员甚至国家领导之间肯定要会面一次，公输盘子墨子那样的“纸上战争”一次，没有心里有数，心理缺乏量化，很可能不战而屈，这种事例太多了：
――――【我读书时老师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商务人员与外国人谈判时，总是执著于谈判地点、主场或第一轮要在自家（在咱中国），这样可取得莫大的好处，并不仅仅心理上的，而是实质性好处。我们的商务人员经常拿不出数据，或者迟缓、被动、不准、不精确，在自家那就方便多了，拿起电话就可呼救，打车来回也方便，重要谈判时重要部门头头必须轮流值班，既使夜间也不许睡觉，随叫随醒，各喽喽都必须抱着资料坐在电话机旁；外方似乎数据比我们全，比较即时，于是总是进攻态，张口就来，皮包打开就一摞；有时直觉外国人胡来来，疑似造假，似乎暗示你“我就是在造假”，就在欺负你拿不出数据，明明知道你拿不出，于是就欺负你，直截了当的造假――皮包里拿出的可能一叠美女照。
我读书时还计划经济时代，老师举这则例子，意在说明当时计划经济的僵硬、效率低。
那时外国人确实比我们强。宏观数据的获取有两种办法：直接的报表汇总，数理统计的推算。读过几天书的知道，后一种办法虽然是“推算”，但是结果总是比前一种更准，效率更高，速度更快，我读书那时知道这么回事，但我国还普遍运用前一种办法。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现在这方面提高很多，各行各业已普遍使用数理统计推算方法；我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两种办法并用，相互校正，因为哪一种办法都不是绝对保险可靠的，两种办法得出的结果相差太大，那就要各自找原因了――数理统计方面：各种参数设置和假设是否合理，项目设计是否合理等，报表方面：各级汇总是否遗漏，原始记录是否准确。
总之，这方面我们已不落后外国人，大部分情况下很可能还强于他们――让多少，逼多少，心理有数，选择余地比他们更大，主动性更强。我就知道一件事，我年轻时做过这类数据的检查工作：补贴哪个国家都有的，谁也别说谁，但是国家补贴与真实效果（包括补贴的实际流向和分配）关系的掌控程度，我们比他们强多了，每次谈判他们在这儿是赚不到便宜的――猴急了，他们一般其他渠道挽回，比如外交领域的，政治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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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以上文字，或有人噗哧一下笑了：这事轮得到你说？早有人做了，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谓起就有专门机构，专门的人做这件事了，也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的，也有专门的学问比如《国防经济学》，轮到你想起这事，恐怕灭国三次了！
是这样吗？《国防经济学》知道，也读过，与我以上所说出入太大了，也许我词不达意，没表达清楚，闹误解了？那就别争了，就当抛砖引玉，但我今天的重点如标题所说，在他的“国民普及性”――比如普及到我们的每一位高中生，至少那位老板、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等相关人员一拿到《手册》就能付诸实施，平时了然于心，知晓自己所控制物资资料有哪些属于民用，哪些属于军用，哪些属于军民两用，知晓国家一旦下达动员令――无论什么级别的，自己都能将不同类别与不同级别进行对应，并组织实施，知晓平时与战时的不同操作规程……。
这些“等等”，真的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谓起就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在做吗？真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吗？真有专门的学问在研究吗？
我年轻时与仓库接触机会较多，与各类物资材料接触的机会较多，与民用或军工产品接触的机会较多，一直在思考以上问题，更是每看到一件物品就在琢磨：这种东西战争时期一定可用于军事，和平时期不必军事部门与民用部门互不通气，各自生产，各自储备，完全可以打通了统筹安排，不能再走俄人“轻重工业无法兼顾”，“军工与民用冲突”，“不得不牺牲轻工业”的老路；看着一堆堆货物我始终相信，只要庙算（包括技术方面和法律跟进）周密，中国这等体量的国家一定能摆脱俄人的困局；别人家要两年、三年完成军民转换的，经过庙算，我们难道不能在三至六个月完成？――这种事情我又不能打听的，这都涉国防机密的，因此我只能方法论上论说，规则方面的。如果我们的高中生也都能如我以上想法，并在需要时即刻付诸实施操纵，那我们的国防水平必能提升一个台阶，与潜在对手周旋就能“未战而胜于庙算”。
然而直到不再年轻，直到老之将至，还只是脑袋中的空想；我现在三十岁的话也许会推开某军校办公室的门直接进去，将我想法告诉他们，然后要求给我安排个座位上他三年（四年？）的课――我不需要毕业证书的。
或怪曰：你这个道一人就是出馊主意，国家一再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压缩学习课程，你却出馊主意今天加这个，明天加那个；其实我很注意这方面检点的，别让人反感，我回忆了一下，正儿八经要求国家增加学生课程的建议，仅有过一次，那就是去年提出的《建议将<中医学概论>列入本科，从选修到必修慢慢来》――不是张口就来，也是跟进，当时恰好热议“中医”；今天又提这个建议，我盘算了一下不会占用学生很多课时的，一个学期就够了，也许用不了，并且还是个循序渐进、慢慢琢磨的过程。
我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18岁毕业，你学到了什么？毕业后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啥卷子也不会做了，可是你学到了能力，以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学校外，但你没有学校大量的做卷子你就得不到这种能力，你就没法从学校外获取知识，我此时说的也是这意思：将思想方法交给高中生们，好比将一把开门的钥匙交给他们，用不了一个学期的，十几节课就够了，待他们进入社会实际工作，脑中有这根弦了，大量的东西都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创造和创新。
何况对整个国家而言，这是个循序渐进过程，今天还没人想这个事呢。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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