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拖了好几周了，今天找个空挡了结一下。
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可尴尬事来了，成果发表用英文呢？还是中文？一大帮人手忙脚乱，六神无主，乱了方寸。
可以把装置发射到月球甚至背面，可在阴沟里翻船出不来！
这事在中国司空见惯，一件宏大的事都做成了，可在细节上卡了壳，可能影响了全局，甚至可能让全局报废；当然英文还是中文发表还不至于，这事不大，拿来比方说事而已。
我技术出身，年轻时以技术谋生，深有体会，深知“细节”的重要，同行当然也都技术内行，也都崇尚规则，但是规则有粗细，影响有深浅；有时“官大一级压死人”――也不完全“官大”，而是“气势”比你盛，于是乎在某些“细节”方面他说了算，可一旦出了纰漏你就是第一承担者。
年轻时没少为这事与同伴拌嘴，和事佬总爱说：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可也想一想，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细节太重要了，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总听说有一部分中国人崇拜德国人，此事我分析过，确实存在这个现象，其中一部分是“二战”文艺片看多了――最近写过几篇调侃一下，另一部分则有感于德国人“精益求精”、“做事认真”、“注重每一个细节”的品格和精神。
秦为什么能战胜六国统一中国？已知的各种说法有军事能力说，法家治理说，但是东方六国也不差，何以落在秦身上？有些“细节”经常被人疏忽――秦人比东方六国更注重“细节”。直到里耶《秦简》的出土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也可从“车同轨”、“权同衡”、“字同文”、“人同伦”（以下简称“四统一”）窥见奥秘，我们还可从出土的几百个箭头公差小于几根头发丝……，等等诸如此类看到秦人注重细节到了何种程度，相信那时秦有了流水线生产，有了工艺化生产。
然而这些都是末端，真正战胜六国的实质动力在他的背后，在精神深处。
这一切都被后世歪曲了，一句“焚书坑儒”就把他压在大石下两千年不得翻身，我们看到的秦军都是“不戴头盔”，“双手提着血淋淋的人头”一付野蛮人景象，史书上“西鄙之地”溢于言表（事实上今天那里仍然落后），直到里耶《秦简》出土让我们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秦的文明程度很可能胜过东方六国十倍――而他的文明正是掩藏在层层“细节”中，以上所列只是末端，真正的动因要绕过去，到他的背面看，在他的精神深处。
――――【前770年，秦襄公护周平王东迁有功，封诸侯立国，到前221年荡平六国建立帝国，这500一刻也没停止过与戎人、羌人、狄人、东伊朗人战斗；战争是文明的磨砺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这五百年恰恰是在法家治理下，“商鞅变法”印刻在华人记忆深处；
但学术上我们至今仍没将“法家”与另个门派“黄老”区分开来，这个很重要。“黄老”是道家的一个重要门派（事实上他是后世道家、儒家、法家的共祖），“黄老”与“法家”都讲“法治”，但是“法家”偏重于“术”，而“黄老”则“道”、“术”并重，秦几百年都在“黄老”运作下，并不是“法家”――我十几年里只看到少得可怜的几篇论文澄清这件事！
嗨！这事太重要了，没有思想这一块，其他都成了末端。
我们知道道家思想是“尊道贵德”，事实上也重视“技术”――这表现在林林总总的各类“细节”上，特别表现在后世传承的道教徒身上，道教徒训条“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身由我不由命”最能表现这种“道术并重”的精神――事实上他也是全体华人立身安民的哲学，而事由成败全靠“细节”表现出来。
“黄老”思想中，社会运行必须在规则下，君主意志不得超越规则，君主的唯一职责就是手执“刑”、“德”二柄监督规则的运行。
嗨！后世偏离了“黄老”思想――法家过于重“刑”而儒家过于重“德”，后世两千年统治阶级几乎都在“刑”、“德”之间极端摆动，“黄老”重视规则的思想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必须看到秦统一中国的内在动因，“四统一”、“公差小于头发丝”、“领先现代两千年的托拉斯制度”等等都是末端，最后统一中国则是最末的末端，他的全部动因必须到精神深处去找】――――
以上绕了一大圈子，就讲了个人人知道的浅显道理，细节决定成败。
小题大做，值得吗？
常听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当下高端人群又流行一个词儿：契约精神！可以我人生阅历，正相反，越是小人物越讲“规则”，并且“细节”和“细化”；然而中国人有一股很强势的风气：认为规则不能太死板，要留有余地，太僵硬就会死；这股民风很盛――也可视作一种“国民性”。他并不是客观原因难以订出规则，或者难以细节化，而是故意留出一个“口子”，便于“活络”操作。
方便谁呢？问题就在这儿，大国败于内。
中国的许多问题恰恰发生在这儿――留有“口子”，各行各业制订规则时留“口子”成了一项潜规则，某种意义上甚至一项“政治正确”（对不起！我今天没在说航空航天局，只是打个比方，借个话引子）；那“十年”结束后全国开始了好几轮“普法”活动，我也其中一员，但以我长期观察，那不是理论家们憧憬的状态，而是乱序状态到有序状态的中间过渡――所谓乱序状态绝不仅仅那“十年”，而要从1949年腥风血雨政权更迭计，更往前追溯，应该追溯到1911年满清覆亡，中国进入动乱变乱期――这些都是个事实，1911后中国就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乱期，所谓“普法”只能是对这个时期的调整纠正，远未到达理论家们憧憬的那个状态――促进社会进步的状态。
因此我们今天仍未摆脱，最多是“五十步笑百步”，真正的摆脱“人治”而进入“法治”，不仅器、术层面的建制，更是道和精神层面的确立，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人人会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可又来下半句“任何事要留有余地，不能规定太死”，于是将全部打回原形，使全部的“普法”流于形式――我们今天的“法治”或“法制”全都器术层面，几十年下来的“普法”没有涉入道和精神层面。
我们今天社会正是处于这样的“膏肓”之间，纵观我们整个华族历史，这也恰恰是我们深厚的民俗性和国民心理使然，再怎样的“普法”也难以驱动，缺乏精神层面的“革故鼎新”是很难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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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感情上说，首发当然应该使用汉语选择在华文期刊上，但客观上华文期刊影响力小，难以承载嫦娥六号这么大的任务和荣耀，一般都是选择在《科学》和《自然》等国际性杂志用英文发表；事实上不仅中国，西方国家也会面临，到底用母语还是用国际通行语英文的问题。
这个事情国家理应建立规则。我看报导，这事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国家理应建立规则，不能无休无止下去，随着国际交流的增进和频繁，往后这种事情将会越来越多。
今天写这篇稿子还有一个动因。
前一段时间有个热议，要求学校取消英语课。这当然极端，不可能的，但是附和者甚多；原本也想掺合一下，谈谈看法，当时倍感下笔困难，时机不成熟，今天算是一个由头和机会。
我不想就“赞成”或“反对”举手表决，于是借机写了以上长篇大论：中国的许多事情应该进入精神领域，否此，社会进步推不动的；
难道不是？
就赞成不赞成这件事，一些人把他上升到“反对西方文化殖民”这个层面，我一看局面不对，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将进退失据，“遗臭”三年，赶紧撂笔。
妥妥的涉精神层面，没有终极思想引领，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是器术层面的滑稽，说不清楚的。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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