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一人：日本的精神仍是“颗粒”状的――甲午战争130年祭

　　今天是甲午战争130周年祭，各论坛又响起战败反思的不同声音。

　　最初那个年代已遭遇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已进行了一轮成功的洋务运动，已不能完全归咎于制器装备或军事武器落后，部分先进分子开始把责任归咎于满清无能，已开始了革命幻想，已开始了革命的酝酿，孙中山已踏足欧美进行革命宣传，蒋介石等辈也陆续赴日取经考察，进行军事准备，

　　上世纪八十年代又进行了一轮反思，这轮反思大有退步，聚焦于“器物”和“技术”层面，退回到鸦片战争年代，甚至不如，有句响遍大江南北的声音“落后必然挨打”，他就是发展经济的理论造势；因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确立，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自然来自经济。

　　事实上中国以往两千年无论“器物”、“技术”还是“经济”都是高于世界的，都是高于西方世界的，最近十几年来中外学术都是定论的，既使明清以来逐渐降落，但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绝对量仍然高于世界和西方，干不过“八打一”，连一个日本也被干趴下，那绝不是“器物”、“技术”、“经济”这类事情，“落后必然挨打”肯定认知有问题，甚至不排除有“愚弄”嫌疑。

　　是的，最近十几年反思从未停息，“落后必然挨打”这种说法肯定有问题。日本人对那场战争却有另种说法，认为日本的胜利赢在士气，赢在精神，并且日本人的这种看法似乎一以贯之，不象我们变来变去，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缺乏持重感；事实上他们入侵中国，也是打着“帮助解脱满蒙压迫，解放华人”、“驱逐白人”的旗帜，那个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精神鄙夷表现在诸多方面――“支那”一词仅仅留下一个痕迹。

　　事实上这不仅日本人的看法，也是我们当时许多精英的看法，那时派遣的大批精英留日，不仅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和社会改革经验，也有精神方面的膜拜，我们今天稍许还有――前几年还一度走火入魔，出现“精日”现象。

　　不管怎么说，对甲午战争的反思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器物”、“技术”、“经济”层面的，另种是“社会制度”、“文化”、“精神”层面的，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这儿的看法变来变去，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看哪种说法都有理，都很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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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看法都对，但是必须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事实上“器物”、“制度”、“精神”是文明三要素――最近愈益趋同的言说叫做“文明的三大范畴”。

　　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两遍“变来变去”？正是要强调日本人对当时中国人的看法有点道理，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我们不必与日本人交好时就承认他们说的都对，也不必与他们交恶时认为他们说的都错；以前我年轻时说话更恶毒，不是用的“变来变去”这个词而是“甩来甩去”，是有感于华俄关系一百多年“交好-交恶-交好-交恶”那种反反复复以及极端性（好则愿之上天堂，恶则愿之下地狱）――这当然双方都有责任，但我以为我们华人这方面更严重些，主要就是指精神层面的事情。俄人的历史当然比我们短太多了，但是他们精神文明程度未必比我们弱。

　　这个“精神”是否日本人论甲午战争“赢在士气，赢在精神”的那种呢？

　　既是又不是，精神是很难描述的现象，因此我用了个奇怪的标题，精神呈“颗粒”状，那是咋回事？

　　说起“颗粒”这个词儿人们第一联想当然是“微小”的，“一粒一粒”，但是再怎样的“微小”他仍然给人一种“实体”感，再怎样的模糊不清但仍有“边界”感，仍可“摹状”的，仍有“称重”感等等诸如此类；我在许多资料中看见外邦对日本人的感受，都强调他们极重“精神活动”，这当然也是外邦人对日本人好感的原因之一，我以为也是我们华族精英愿去他们那儿留学取经的原因。

　　但我仍原意用“颗粒状”这么个词儿――没有大不敬意思，他仍值得我们华人学习效仿；事实上我们东亚诸民族的精神活动大都具有“颗粒状”。包括半岛南北民族，日本列岛、我们胡焕庸线以东汉族在内的诸民族，这一带民族的精神现象大都具有“颗粒状”，这一带民族大都意志强烈，精神活动丰富，与印度、巴基斯坦、徳干高原诸民族相比，他们那儿民族的精神活动也异常丰富，但是意志懦弱，他们的精神活动就不能用“颗粒状”来描述。

　　精神现象太难描述了，我只能这种类似“意会”或“体会”的方法来描述。“颗粒状”的精神仍是精神，但他易受外部牵引和激发，精神活动与外部因素对应关系显著，较执著于外界看法――你能说这种人缺乏“自信”吗？没自信的人能发动这么大的战争吗？

　　或以为道一人呀，你这“颗粒状”太难琢磨了，那什么是“不是颗粒状”呢？，或者与“颗粒状”相对的是什么状呢？我举个例子吧，鲁智深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就不是颗粒状的，有比如一辆行使中大巴车，一个高头大马男子无故挑衅，对一老者施加拳脚将他打倒，后座一男子挺身而出，将高头大马男子拦住；挺身而出男子明显不与高头大马男子一个量级，但仍然义无反顾，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就不是颗粒状的。

　　对不起呦！精神的东西太难语言描述了。

　　“颗粒状”的精神一般而言是可以通过自我修炼得到的，“非颗粒状”的精神很难通过自我修炼达到，他很可能来自天成――但是一个社会进化到某种程度，对个体发展而言，他也属于天成的环境。

　　我这解释有点味吧？有点哲学味吧？

　　有几次我看新闻发觉，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勇士，对鲁智深这类华人，对后座那位男子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惊讶，油然而生的崇敬――我的一个直觉，物以稀为贵，以上我们民族视为当然的精神在他们那儿很可能是个罕见现象，杀伐凛冽、义无反顾的精神现象在他们那儿很可能物以稀为贵。

　　我有这种看法起自二十多年或三十多年前一场足球赛（世界杯？），那场球赛日本人取得优异成绩，我们华人啧啧称赞但又酸溜溜，羞死了！我们投入航天那样的全身心投入，可是连个擦边球也没进一个；范志毅高架路上下车与人打架倒是蛮有一套的，小姑娘不断倒是蛮有一套的。

　　显然日本人的种族天赋并不优于我们，肯定其他原因。我不看球赛，但那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日本球员全场奔跑，从上半场到下半场，我们华族媒体至少足足一个礼拜聚焦他。

　　他是谁？反正我记不得足球的事，但我当时清晰的一个疑惑：难怪中日战争时期他们的一个兵打我们十个绰绰有余。

　　但是日本的精神仍是“颗粒”状的，他在一次战争，一次球赛等一次事件上可以因为意志的强烈精神的激发而优于对手，战胜对手，但他不能持续存在，不能持续发挥的。

　　虽然“颗粒”状，但仍值得学习和模仿，但是怎样推向更进一种层次？过于“颗粒”状可能引向反向，最大的“反向”莫如“个人崇拜”――这正是我不断思考的；

　　那个全场奔跑的球员好象还戴着眼罩。他是谁？帮我找找，踢球干嘛戴眼罩呀？很酷吗？帮我找找他是谁？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