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是由“时间”和“元”共同定义的
价值的含义有两层。第一层价值的含义是时间，第二层价值的含义是元。第一元是劳动力价值；第二元是剩余价值；第三元是相对剩余价值；第四元是超额剩余价值。多元价值就是由不同价值组合而成的劳动价值，它们都属于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区别于所谓的要素价值论。
有人说GDP来源于效用价值论，这个是不妥的。早期的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是不可拆分的，它们都是一元的。即使拆分之后，拆分的部分和整体也没有必然关系。比如说一头猪有一头猪的效用价值，猪身上的每个部分也有每个部分的效用价值，整体和部分没有关系。凡是进入到多元的价值，本质上都需要用劳动价值诠释。
我们熟知的GDP到底是几元的呢？当年，库兹涅茨和凯恩斯就有争论。库兹涅茨认为国民收入是投资+消费，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是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库兹涅茨的这个看法和马克思的价值是由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构成，如出一辙，均认为价值是二元的。
政府购买是政府购买产品和劳动力的支出。之所以存在政府购买，是因为存在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后面再解释），所以凯恩斯的价值，其实是四元的。我们今天的GDP统计，就是建立在四元价值论基础上的。
价值不仅要定义成时间，还要定义成元。如果价值是二元的，则政府购买的部分，或者在你的劳动力价值里，或者在你的剩余价值里。比如，你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构成了公务员的工资；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构成了城市的基本建设。这种情况下，公务员就不参与价值创造，他们的劳动时间不构成社会的价值体系。
如果你定义的价值是四元的，则这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要参加价值创造。我们不仅要算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还要算他们的剩余价值，就像我们算轻工业或者重工业的工业增加值一样。
二、一元价值论的时代
一元价值论是经济学早期时代，人们使用简单工具进行劳动，只有劳动力价值，没有剩余价值，所以价值就是指劳动力价值。一元价值，价格就是价值。价格和价值，到底是谁决定谁呢？
从具象的角度理解，是价格决定价值，你认为一件商品多少钱，从事这种商品的劳动就值多少钱。从抽象的角度理解，价值决定价格，因为劳动力的流动性，能保证最终所有劳动力价值的一致性。是价格给价值赋值还是价值给价格赋值，相当于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样的纠结在一元价值论中没有什么必要。
三、二元价值论时代
二元价值论时代是工业化的时代。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行了分家。重工业负责工具，轻工业负责最终产品。重工业的能力是增长的能力，它要把自己的一半能力留个自己，一半的能力留个轻工业，才能让两者均衡增长，所以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应该是100%。
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比。假设轻重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相等，那么要想两大工业跑得一样快，它们的剩余价值率也要相等，这样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也是100%。
剩余价值转化成资本，人均资本越高，劳动效率也越高。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效率只会越来越高，说明人均资本也会越来越高。于是，人均收获的剩余价值越来越高，剩余价值率也越来越高。
产业结构告诉我们，剩余价值率应该是100%；生产技术告诉我们，实际剩余价值率不可能恰好是100%。怎么办呢？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进行调整，不断让实际的剩余价值率逼近100%。
见附文：1、2、3
四、三元价值论时代
19世纪80年代之后，工业全面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工业迅猛发展，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率开始趋近于100%。以美国为例，1890年是美国在19世纪的最后一场经济危机，到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为止，中间有近40年的空窗期。
精英家教网有一道历史题，其中有一组数据：1860年美国轻重工业的比重为2.4:1，1880年为1.8：1，1900年为1.2:1。这说明20世纪初，美国的剩余价值率已经到达了1:1。剩余价值率在100%左右时，一般不会发生经济危机。这里说明一下，当轻重工业比例在1:1时候，没有价值转形，轻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同时达到100%。
此时，价值论迎来了它的第三元，即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工业分工的产物，它本身不能提高效率。要想提高效率，需要将剩余价值转化成相对剩余价值。
简单说，就是不断的用我们的新设备（先进设备）取代旧设备（传统设备）。相对剩余价值出现之后，生产效率提高，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收入本来应该不断提高。然而这样的美梦，很快就被20世纪的那场经济危机给粉碎了！
相对剩余价值是设备效率提高带来的。此时，采购新设备的价格要大于采购旧设备的价格，新款设备所带来的剩余价值率要大于旧款设备。相对剩余价值越多，剩余价值率越高。当剩余价值率高于100%时，重工业产能过剩。要消灭这类经济危机，我们依然可以放任不管，让重工业和轻工业交替式发展。
交替式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动荡。通过弹性的资本收益率，最终保证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接近100%。资本收益率不确定、价格大幅度波动，经济将变得不可控，资源存在巨大的浪费。在这个重资本的时代，几乎是完全不可接受的。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后，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政府干预出现了。
见附文4：
五、四元价值论时代
如果说一元价值是手工业时代，二元价值是工业化时代，三元价值是电气化时代，那么四元价值就是信息化时代。所谓四元价值就是超额剩余价值，它是劳动价值之外的价值。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私人的地租，私人的房租、银行利息、二手商品交易、专利收入等等，种种不在当期劳动力价值中的一切价值，都是超额剩余价值。
超额剩余价值是马克思提出的概念，也称额外的剩余价值，这部分的剩余价值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其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我们能装入劳动力价值或者剩余价值中的东西，都是劳动者自身具备的东西，装不入的东西，只有超额剩余价值。
资本因为装入了你的剩余价值，才有了自己的价值。剩余价值是你的，资本的价值必然也是你的。但是，一旦资本可以脱离你独立创造价值，这个资本创造的价值就不在你的剩余价值里，也不在你的劳动价值里了。举例来说，一家出版社，买下了你的作品的版权。刚开始，它的版权收入就相当于你的工资。后来，出版社的源源不断的版权收入，就和你的工资没有关系了。
正常情况下，资本是不能独立创造价值的，它必须经由劳动者的手进行再创造，然后劳动者再把自己的剩余价值装入到不同的产品中。你要先有劳动，才有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很特殊，价值在前，劳动在后，相等于先有超额剩余价值，才能安排劳动。但是，只要它能安排劳动，它就属于劳动价值的一部分。
20世纪下半叶，人类步入了信息化时代，科技迅猛发展，知识成了生产力。各类专利不断涌现，企业存在大量的无形资产。这样的资本，大多是无形资本，可以独立的创造价值，和劳动价值没有关系。它导致一个现象，整个社会的财富不能被劳动价值消化，易造成产品过剩。
因为它是劳动价值之外的价值，我们不能拿它给劳动者开工资，但是我们可以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消化超额剩余价值，包括将其用于基本建设、政府雇员、二次分配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凯恩斯一定要把政府购买作为GDP支出法的一部分了。
政府购买包括了相对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了超额剩余价值的全部。如果只有相对剩余价值，GDP的定义可以不包含政府购买；但是有了超额剩余价值，GDP的定义就应该包含政府购买。政府购买可以对敲超额剩余价值。至于政府购买的钱怎么来的，有税收、地租、资源税、债券等等手段，这些都不重要。
六、数字和结论
以2023年为例，全国GDP（劳动价值）为126万亿，全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54万亿，人均工资收入及人均转移净收入（离退休工资等），分别占可支配收入的56.2%和18.5%，合计74.7%。劳动力价值占劳动价值的54×0.747÷126=32.01%。
剩余价值率100%。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力价值，它也占劳动价值的32.01%。这样，超额剩余价值占劳动价值的（100-32.01×2）/100=35.98%。大体上，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各占劳动价值的三分之一。
原则上，政府购买中可能包含一部分相对剩余价值，但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可以进入工资收入的价值。让它进入服务业，成为我们的直接收入，比让它进入政府购买，成为政府雇佣劳动力的收入，意义更大。此时，我们所看到的政府购买，就等于超额剩余价值。
现实中的重工业比例要大于轻工业。这是因为我们在GDP统计中，重工业中并没有真的扣除政府购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重工业约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70%，轻工业约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0%。
以此推测，工业增加值的40%是属于政府购买的，48.2589万亿×0.4=19.3036万亿。2023年政府公共预算和政府基金预算的支出大约是38万亿。以此计算，用于重工业的支出（基本建设），大约占政府全部支出的一半。
总之，剩余价值率不能超过100%，是现行经济体制下我们无法逾越的鸿沟。第三产业和政府购买，有如此宏大的规模，并非是这么大的规模就一定是合理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体制下，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预见，随着我们对于经济学原理的深入理解，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将呼之欲出。
附1：怎么计算经济危机的周期
数据显示，19世纪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是10年。它是怎么来的呢？经济危机的周期和静态投资回收期有关。静态投资回收期，是指投资完成之后，收回当初投资需要的时间。
静态投资回收期和设备的性能有关，它是用一代设备“繁殖”一代设备的周期时间。设备属于重工业，它“繁殖”一代为自己，再“繁殖”一代为轻工业，所以静态投资回收期是设备“繁殖”周期的2倍。
设备是工厂生产出来的，所以设备的“繁殖”周期就是工厂的建设周期。今天的工厂建设周期多为3年，比如工业园区的工厂建设周期就是3年。19世纪的工厂比今天的简单，它的建设周期大约是2年，这样它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4年。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19世纪的经济危机是轻重工业交替过剩，交替领跑。从轻工业的1次过剩，到它的另1次产品过剩，要经过2个静态投资回收期，计8年。
静态投资回收期是产能利用率100%的情况下的时间。由于存在经济危机，开工不足，4年的时间是收不回来投资的。19世纪的产能利用率不可查，但是我们今天各工业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大约只有75%。比如美联储公布的数据，2020年美国的产能利用率是73.2%。
19世纪的剩余价值率小于100%，重工业跟不上轻工业。它是轻工业领跑，重工业跟跑。重工业是提供增长能力的，产能过剩的影响相对更大。推测19世纪的产能利用率高于75%，这里按照80%计算。8÷80%=10，所以19世纪的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10年。
附2：怎么计算资本的收益率
静态投资回收期可以换算成资本收益率。今天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考虑到利滚利，资本收益率就是12%，考虑到75%的产能利用率，它就是9%。19世纪的静态回收期是4年，考虑到利滚利，资本收益率就是19%，考虑到80%的产能利用率，它就是15%。
9%的资本收益率和国际现状比较吻合，美国从从1991年到2021年的30年间，资本回报率稳定在8.5%左右。19世纪资本收益率的情况，网上查不到，不过马克思有一段话：资本只要有了10%的利润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活跃了起来。可见15%的资本收益率，符合马克思的这段话的语境，并非空穴来风。
附3：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轻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不满足100%的条件产生的。剩余价值率相等，轻重工业的资本收益率就应该相等，但是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低于100%，重工业就跟不上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此时，重工业要通过价格上升的方式，让自己的剩余价值率接近100%。
价格变化是价值转形的外在表现形式。轻工业通过价格的下降，把自己的大量剩余价值转移给重工业。这个时候，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就越来越高，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就越来越低，所以重工业的资本收益率就越来越高，轻工业的资本收益率就越来越少。
因为两大工业的资本收益率不等，所以轻重工业之间不能同时发展，只能采用交替式发展。重工业饱和，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资本收益率就会下降，剩余价值率也会跟着下降。轻工业饱和，它的价格也会下降，资本收益率也会下降，剩余价值率也会跟着下降。
因为是交替式发展，轻重工业分别领跑，所以19世纪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周期性。当轻工业的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时候，意味着经济不景气，通货紧缩，是经济危机中的经济低潮。从一次经济低潮到另一次的经济低潮，要经历两个静态投资回收期。
轻重工业之间的价值转形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描述的价值转形不一样。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只适用于轻重工业的内部，它是相对稳定形态的价值转形。在轻重工业的内部，同一时段内，彼此的资本收益率要满足平均利润率规律。
轻重工业之间的价值转形，是不稳定形态的价值转形。同一时段内，两大工业的资本收益率不一致，你高我必低，你低我必高。无论谁高谁低，总剩余价值不能变化。在两个静态投资回收期内，通过价值转形，让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达成100%。
由于价值转形要转移大量的剩余价值，所以轻工业的价格就低了，留给自己的产品就少了，而留给重工业的产品就多了。也就是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也提高了，最终也会达成100%。如果轻工业的价格过低，轻工业就会破产，工人就会失业，所以19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就是轻工业的经济危机。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达成100%的情况下，轻重工业的比重为1:1，这个比例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自然界有着保持均衡比例的算法逻辑，比如说人类的男女数量的比例。在我们把这一切原因归结于自然进化法则的背后，其实是数学一样精确的底层逻辑。
附4：为什么要政府干预
既然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都高于100%，那么只要我们同时对重工业和轻工业进行手术，让它们的剩余价值率同时达到100%，资本收益率也同时相等，经济危机自然就不会出现了。
要调整剩余价值率，要么调整分子，即剩余价值；要么调整分母，即劳动力价值。重工业采用的是调整分子的方式，直接从它的剩余价值扣除一部分，当成政府的基本建设开支。
轻工业是采用的调整分母的方式，增加劳动力价值。增加对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即轻工业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分给服务业的劳动力；第二种是政府的各类雇员，即轻工业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分给这些政府雇员。
服务业和轻工业性质类似，都属于消费，两者的劳动力价值是我们名义工资的组成部分。政府雇员一般通过税收换取消费品，所以政府雇员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我们名义工资中分掉的部分，这些人并没有独立的劳动力价值。
调整之后，重工业分子小了，剩余价值率趋于100%；轻工业的分母大了，剩余价值率也趋于100%。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涌现出了大量的服务业；到了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各国政府的收入大幅增长，各类公共事业亦有了长足进步。至此，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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