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由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家报业集团联合创办，当时，其口号震天响：“负责报道一切，对报道的一切负责！”……
然而，2010年12月，我聘任筹备创刊的《健康产业报》主编时，时任总编、曾任《新京报》发行总管的郭某披露，《新京报》从创刊起直到2010年的七年时间一直亏损,后来的情况不详……
但近些年，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自媒体的兴盛，纸媒无一列外的坠入寒冬，营收当然断崖下降——即便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翘楚《南方周末》，其发行量与广告收入也是大幅度下降。
《南方周末》记者薪酬在全国媒体中也是顶流，大慨在2005年时，月薪就达两万，但其后十年期间，编辑记者的工资依然两万、并没有随着物上涨而同步增加，这是因为纸媒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其影响力与经济效益都在下降。
网络时代的纸媒日渐式微，《新京报》当然也不能幸免，于是，想办法出彩、绞尽脑汁吸引眼球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只能剑走偏锋、哗众取宠，利用公众信息不对称，搞歪曲事实的报道。
2016年5月，《新京报》悬崖上的村庄就是一起典型的歪曲事实报道，具体分析放在后面，这里先说“罐车运油”。
本人曾于2004年9月至2005年11月在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制早报》（现改名《法治周末》）担任时政调查记者，并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
关于“罐车运豆油”这件事，有识之士指出：
《新京报》“报道”虎头蛇尾——原因在于：追求哗众取宠的效果却发现事先没踩好点——本想利用国有粮企“违规”吸引眼球，结果因为报道不实骑虎难下……
估计大家一定特别感到奇怪吧？新京报做了这么“详细”的调查，可却完全没提到豆油买家的信息——因为新京报想打的就是国企中粮储——因为这个汉奸报纸背后的金主恰恰是国有粮油企业中粮储等的竞争对手金龙鱼！
而从新京报不小心露出的调查视频截图看，首先出现的买家是河北物流集团金属XX有限公司。
有心人查询了一下，公司全名应该是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一家金属材料公司买几十吨大豆油干嘛？员工食堂也用不了几十吨大豆油呀。
他又查了一下，大豆油虽然是食用油，但也有工业用途，比如可以做金属切削的切削液，也有一些其他用途：
这下子更麻烦了。本来我觉得学习FDA，明确卖家有义务检查车辆，必须是食用油运输专用罐车才给装货，如果装错了，就惩罚卖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现在大豆油的买家，不仅仅包括食物油用途，还包括用做工业润滑油的.......
一切都昭然若揭：新京报如果把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公司这个名字点出来，会被打脸的！
那么，其他的买家又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B站有一位up主，用卡车轨迹app 找到了其中一辆车的轨迹来源，梳理了可能的接货方。
里面涉及到的卸货企业，最知名的是一家著名的粮油外资企业金龙鱼。
问题油的买家并不难查，但为啥新京报只字不提呢？这不是蠢、而是坏！
因为作为汉奸报纸，他们别有用心吃里扒外打击中储粮这样的知名国企央企，从而摇尾乞怜、从狗主子金龙鱼那里讨得赏金！
益海嘉里（金龙鱼母公司）与中储粮之间的是错综复杂的产品竞争关系，但新京报跟益海嘉里据悉有十几年合作关系（后者是前者金主）。
问题是，这篇文章是7月2日早上7点发的，没大火。几天后，7月6日中午12点中储粮发布大检查公告，才引发舆论关注，这个事件才火起来。
有识之士分析道：
网络舆论场上，国企央企有原罪，出点事儿就是集火攻击对象。7月7日开始，网络上出现大量情绪化的言论，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有些文章，连中储粮是问题油的买家还是卖家都搞不清楚，有问题的是散油还是包装油都搞不清楚，罐车不是中储粮的都搞不清楚，直接把问题油扣到中储粮的食用油品牌金鼎上。
这些文章的作者，有些是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是装糊涂而已。
网络舆论场的规律，只有情绪才能火，只有谣言才能得到广泛传播。《新京报》是个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约束的。传统媒体还不太敢造谣，就不容易火。需要自媒体来找准情绪点，煽动情绪。
现在，里面又出现了一家外资企业，还是责任更大的问题油的买方（可能的分销商）。于是，网友们分成两派，一派喷国企，一派喷外企，吵的不亦乐乎。
在笔者看来，“罐车运油”事件，新京报的报道一如之前是带节奏的，其特点非常高明巧妙，“我们绝不说假话，但可以不说真话！”
“我们绝不说假话，但可以不说真话！”本来是《南方周末》报道宗旨，它本来意思是“不说假话”——恪守新闻职业操守与底线，而“但可以不说真话！”是指有些报道中涉及禁令或一些不便如实披露的信息。
但《新京报》却把“我们绝不说假话，但可以不说真话！”成功地运用到不露痕迹的歪曲性报道中。
比方对买油、运油外企的身份——《新京报》广告经营之金主益海嘉里金龙鱼则隐匿信息——“不说真话”！
《新京报》不说假话的“调查”就成功的瞒天过海、很好的保护了金主益海嘉里金龙鱼的品牌“美誉度”，让义愤填膺、众怒难犯和正义感满满的舆论集火中储粮央企原罪，甚至要求刑事追责中储粮……
所以，《新京报》典型的歪曲性报道不是蠢、而是坏！
当然，《新京报》的报道也有一个意外好处，促进了食品安全监管进步，也算是件好事。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很多人也认为中国的奶业会彻底崩盘，结果不是崩盘，而是凤凰涅槃。能不能买油？我还会继续买大品牌的油，但调查结果出来前，我自己会先排除金龙鱼。倒不是因为金龙鱼的油有多大风险，而是比较一下金龙鱼的三个声明，很明显，金龙鱼的声明明显说谎了。”
诬蔑中储粮混装油的舆论丑剧，因为暴出了益海嘉里及金龙鱼可能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陡然失去了舆论焦点位置。显然，《新京报》是不希望自己金主益海嘉里和金龙鱼受到什么损失的。要知道，益海嘉里及其属下金龙鱼，操控粮油定价权、抬高粮油价格、扰乱中国粮油市场、让群众支付更高生活成本，臭名昭著。要是让群众知道益海嘉里及其下属的金龙鱼居然把食用油与煤制油混装，那么，益海嘉里和金龙鱼的罪行必然大白于天下！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警惕和声讨。
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
毛泽东时代不可能发生这种缺德事。从道德角度说，所有人都懂得给人吃的东西必须保证安全、洁净。那时也有食品安全问题，都是个别人疏忽造成的问题。没有人从利益出发干这种损人利己的坏事，那是找死。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哪一个企业领导也不会允许。即使有个别领导敢这么决定，也没人跟着你干，而且必然当场被揭露、批判，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干。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奇葩的事情？原因只有一个——追求利益。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无论什么人、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在私有化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必然不摘手段的竞争。他们的头脑中，摆在第一位的永远是金钱。他们要千方百计的降低成本、扩大利润，否则就会失掉生存空间，被大资本吃掉。所以，他们必然不讲人格、道德，认金钱为爹，变成了金钱动物。
人首先是自然人，但是，人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老百姓有句俗话：“一个好的社会（公有制社会）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的社会（私有制社会）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金钱动物）”。
悬崖村因为交通问题致使民众无法顺畅进行经济活动，虽然山上自然条件满足自给自足、生计毫无问题但无法致富。
“悬崖上的村庄” 《新京报》高明的虚假报道
2016年5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典型的贫困、落后山村——“悬崖村”（阿土勒尔村）因为出行靠藤梯翻越悬崖，曾引起全国关注。
这是因为《新京报》居心怀叵测炒作、歪曲事实“报道”《悬崖上的村庄》，对所谓“天梯”大肆渲染，让人以为是山上唯一通往外界（山下）的道路。故意忽略（不说真话）山上还有另外两条道路。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崖村’，72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个村处于美姑河大峡谷断坎岩肩斜台地，所在位置就像三层台阶的中间那级，海拔1400多米，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村里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其中接近村庄的几乎垂直的两条相连的藤梯长度约100米，没有藤梯的崖壁才是最危险的。“
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村里身手敏捷的年轻人，下山通常要1小时，上山通常要90分钟，对于外来的人，通常是这时间的两倍。
以前进出悬崖村徒手攀爬17段、落差近千米的陡峭藤梯，现在进村的路，已经变成了钢梯。一夜之间，这座小村闻名全国，好消息接连不断。
有人可能会问，进出村庄就真的只有藤梯一条路吗？也不是。从峡谷走，是村民回家的另一条路。但是，“夏季和雨季，古里拉达河流水涨得很高，人根本不敢贸然进入。”向导说。即使是枯水期，也有危险，“经常有飞石滚下来，这是猴子和岩羊在寻食时，擂下来的”。
另一条路则需要经过两个村庄，全程18公里，太绕了，所以，村民一般宁愿爬天梯上下。
第三条路，是一条需要经过另外两个村的山路，尽管不陡峭，不过很绕道。从勒尔小学出发，大概有18公里。
如此一来，悬崖村居民与外界交流所依赖的，基本还是那十几条藤梯。
但是，早在几年前，当地政府就打算把村民们迁下山来、另行安置，但村民们对山下的安置地不满意，始终不愿下山。因为悬崖村除了交通不便，居住与生活环境尚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系列丛书”中，一本《富饶的贫困》讲述的就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多五区三省身居资源丰富地域却受穷——其中有个跟悬崖村相似的情况——贵州省山区有个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上千人口居住在溶洞里，政府让他们搬迁出来但遭到拒绝……
但《新京报》的“调查报道”，对另外两条路只字不提、全当没有。更有甚者，《新京报》报道中屡屡提及另修一路问题，却依然不提既有的两条道路，让公众以为“天梯”是悬崖村唯一对外的通路。
那个最先“发现”悬崖村的狗屁摄影妓者声称上山四次，难道一次都没听说过另外两条道路的存在吗？他是在装……他为了出彩就与《新京报》合谋隐匿真相，煽情大众，从而达到博取眼球、获得流量的目的……
《新京报》的“悬崖村”报道蜚声中外——有的国家进而对中国政府“漠视百姓生存恶劣环境”横加指责——《新京报》通过抹黑政府手法成功出位博彩！
与此同时，《新京报》的歪曲报道给当地政府造成空前压力，“逼迫”当地政府从本来就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拨付三百万用于安置村民和修缮“天梯”。
而半文盲摄影妓者成功上位，当了副主编——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退伍兵，当初应聘《新京报》摄影记者差点被拒之门外，因此，处心积虑祈求出人头地，这下终于如愿以偿、“功德圆满”。只不过。不知道他的内心有一天会不会因为弄虚作假、职业作弊而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文/陶勇，本文为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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