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郭大学者的人权论

　　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以“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为标题诋毁开国领袖的言论，原来只以为是几个想博眼球的人的耸人听闻之举，查了一下，不对了，此流言来头还不小。被誉为“当代著名法学家”，还戴有诸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多所重点高校兼职法学教授”，“《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等多个重要头衔的郭大学者，在他《爱思想》平台的个人专栏里刊有长篇巨论“新中国人权六十年”，对新中国建国初期三十年的人权情况作了极为负面的评价，其中特别地把“1955-1976年”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残害人权时期”。在他列出的“惨受摧残的几项基本人权”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生命权”。作为一个重要论据的，就是称毛泽东讲“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文章这么说：

　　【毛泽东在参加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会议（即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目瞪口呆，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杯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怎么死3亿人还不算什么？！】

　　有这样一位大人物“背书”，流言自然就流传开来了。

　　毛泽东真的是这么讲的吗？

　　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321页可以看到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到“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后，提醒大家注意：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论述得这样清晰明白，相信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误解”：我们要和平，但敌人要战争；你害怕也好，不害怕也好，都不能左右敌人的立场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面对现实，确定我们的方针。不愿屈服投降，就只能针锋相对，而“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也就是“极而言之”。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底线思维”。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把“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就能对付时局的各种变化。

　　毛泽东在讲了上述那段话后，又从思想方法上作进一步的论述：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这就是说，对待反动派的压迫和进攻，首先是敢不敢反抗，敢不敢斗争。不敢的话，就只有甘心做反动派的奴隶。革命者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最终打败敌人的，在这个基点上，建立起“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的信心 ；但这决不意味着无谓的牺牲，也不赞成不讲策略的蛮干，也就是“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中国革命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407页可以看到近一年后的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讲到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时，毛泽东说了意思相同的话：

　　——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

　　——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1959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时再次说了同样的意思(《毛泽东年谱》第3卷632页)：

　　——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毛泽东的思想和讲话的意思都是明白无误的，但听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于一听到原子弹就吓得发抖的人，是怎么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极而言之”的思维的，他们宁愿闭着眼睛一厢情愿地做祈祷和平的幻想。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恐怕那天听毛泽东讲话的某些人，如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大概也是如此。赫鲁晓夫下台后写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是这样写的：“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赫鲁晓夫在这里是用贬损的口气在讲述，不过，在当时还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头人的身份回答外国记者问题时，他表达了与毛泽东讲话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与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是存在原则分歧的。这是中苏大论战的重要议题之一（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因此，他的逻辑就是：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

　　郭大学者在他的大作里，不引用《毛泽东文集》的原话，却采信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还用自己想象力作添油加醋的渲染。可见，至少在这点上，他与赫鲁晓夫是志同道合了。

　　我们来看看郭大学者散布这样的流言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名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指责这“对一般人的生命权是不大看重的”。毛泽东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这是毛泽东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的话，完整一点是这样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代表了革命者为了解救在反动派奴役下饱受痛苦的劳苦大众，英勇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革命者发扬这种精神，不就是为了广大劳苦大众的人权——当然也包括生命权吗！毛泽东本人就践行了这个誓言，他牺牲了六位亲人，包括自己最爱的夫人和儿子；他自己也从未害怕战火而退避，他以“幸存者”之心为完成烈士们的遗志而奋斗到底。

　　按照郭大学者的逻辑，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就不该奋斗，不该革命。那么，面对挥舞着原子弹的美国，还要不要抗美援朝？面对着军力比中国强大多少倍的日本侵略军，还要不要抗日？他的这种逻辑无异于汪精卫之流的汉奸理论，宁愿做侵略者的“良民”也要苟且偷生，保全自己的“生命权”。

　　郭大学者抨击的矛头一直追溯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评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谦让”，指责这是“排斥、摒弃、否定人类文明的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和中国古代的仁爱传统”。这说明在郭大学者的内心里，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被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应该被否定；一句话，一切革命都应该被否定。据查，这位郭大学者还是一个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那时不是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奋起反抗蒋介石挑起的内战迎来解放战争伟大转折点的关键时刻吗？指责“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郭大学者选择此时入党，这不禁让人发问，他究竟是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隐藏自己真实面目混入共产党内，还是后来背叛了自己当初的誓言？

　　另一方面，对于革命的敌人，郭大学者满怀“仁爱”之心，却完全无视这些敌人对人民大众犯下的滔天罪行及因此激起人民的深仇大恨。他指责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对革命对象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侵犯了这些人应有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诉讼权等基本人权”。这让人想起了毛泽东所说的，在阶级斗争中，对同一件事，有人说好得很，也必有人说糟得很；“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郭大学者抨击毛泽东的论断——“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可他自己的那套说法，恰恰表现出极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立场，只不过披上了“普世价值”的虚幻外衣而已。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郭大学者竟然把反对的锋芒对准《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两篇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以一种极端蔑视和仇视的口气把这“两论”污蔑为“否定人权的普遍性的政治哲学理论基石”，尤其对其中“对反动派决不施仁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等观点恨之入骨。众所周知，这两篇著作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无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被普遍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伟大著作。身为“共产党员”，据说还曾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郭大学者公然挑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识，坚持并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敌对观点（他网上写的“新中国人权六十年”一文最近更新时间是2021年），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钻进共产党内部来挖掘共产党根基的红皮白心之人。

　　至此，那个流言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就很清楚了。与那些凭空捏造的谣言有所不同，这种流言看起来似乎事出有因，但实际上是传播者以自己的立场对相关信息进行解读，再加上有利于自己立场的刻意的裁剪和渲染，用来作为宣扬自己政治观点的依据。这类流言更具迷惑性，且背后有占据学术界高位的“学者专家”的推波助澜，因而危害性更大。一切善良的人们，必须擦亮眼睛，特别要警惕占据学术界高位的红皮白心者诋毁开国领袖的险恶用心。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原标题为“郭大学者的人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