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和制度的再思考——看郭继承先生一段视频引起的

　　早在一九八七年，我就与朋友讨论过制度问题。制度固然重要，任何时候都要重视、都要加强制度建设，但绝对不能迷信制度万能，不能单纯指望制度。制度管不了一切，尤其管不了人心，总有聪明人钻制度空子，你可以利用制度，他亦可以“利用”制度。须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且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千差万别的。写在纸上的那些文字，挂在墙上的那些死条条、死框框，对有些人有用，对不守规矩的聪明人和有权有力量的人，作用并不大。哪朝哪代都有制度、法律、纪律、规矩，但没有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能靠它们“万世其昌”。

　　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某一个时期，某种条件下，好的制度是可以鼓励人们干好事，不好的制度必然诱发人们干坏事。但说到底，制度是人制定的，是针对人制定的，是要靠人去执行、靠人去遵守的，也是靠人去监督、靠人去执法执纪的。

　　总之，制度一刻也离不开人。人是主导，是活的，是管制度的，制度只是人的工具之一。所以，一方面要抓制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抓人，抓人的思想，抓人的培养。一方面，是有好制度而后产生更多的好人；另一方面，好制度是哪来的？先得有好人，然后才能产生好制度。坏人则制定恶法。

　　你可以说人与制度互为因果，但终归是人的因素第一，人是万物万事的主宰，是最生动活泼最具革命性创造性能动性的最终决定因素。你可以拿大铁锁锁住城门，他可以配钥匙打开城门，也可以用斧头砸开城门。

　　总之，是要有制度，要用锁保证进出城门的秩序，但不能迷信锁，完全依赖制度。孔圣人早就讲过：“导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有耻且格。”当然孔子的话也不是万能的，没有穷尽真理。但他指出了刑的不足与德的功用，仍然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一九七八年末以来，尤其是一九九二年春夏以来，有人借解放思想，否定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法制建设，说毛主席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就可以解决问题，社论比法律更有效。”也许毛主席在某个特殊情况下针对某件具体事情说过类似的话，但我至今没有查证到原文，但不能由此断言毛主席没有法治意识，不讲法制，不要法律。恰恰相反，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法制建设的，执法也是非常严的（延安时期力排众议杀黄克功，解放初期拒绝说情坚决杀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明证），他不仅有法治思维、法治思想，不仅有法制建设的相关论述，而且在新中国建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刚打完，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亲自带人远离北京躲到杭州，一心一意起草《宪法》。

　　须知，《宪法》是母法，是根本大法呀！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放下手头的一切重要工作，专心致志抓《宪法》还不够吗？《宪法》不是法吗？难道你还要他去起草《婚姻法》、《广告法》、《专利法》吗？不亲自起草各种子法，就是不懂法制、不重视法治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法律工作者；是“君子”，不是“器”。

　　那些反毛污毛党，真是无耻又无知！退一万步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有时候起的作用，发生的影响力也是蛮大呀，也是某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可替代、无法比拟的呀！刑有刑的作用，德不能否定刑；德有德的作用，刑代替不了德，不可能“包打天下”。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手段，都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代替一切。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公知们总是攻击毛泽东时代“没有法制”，但那时贪官污吏并不多，社会风清气正；今日之法制不可谓不健全，但塌方式腐败时有发生，社会道德风气一直遭民众诟病。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否定法律、制度，我们要否定的是“制度迷信”和“法律万能”。在人和制度的关系上，制度是管人，但不能否认制度是人制定的，人是可以修订制度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漠视人的存在。

　　二0二四年九月十一日凌晨匆笔

　　附：郭继承短视频。〈最后定稿〉

　　【作者简介】彭志雄，男，生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湖北大冶茗山乡彭家晚村人。一九七四年入伍。一九八四年入党。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延安大学，后从事过部队政治工作、地方组织工作、新闻宣传工作。自从加入中共后，一直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