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将从分析农业个体经济、农业集体经济、农业国家经济三种不同的农业制度、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方式入手,秉承社会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出结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以农业国家经济为主体、以农业集体经济为基础、以农业个体经济为补充,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为标准,即“土地国有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生产组织化、种养科技化”为标准,全面整体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方向道路模式整体布局可行性实施方案纲要
——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为榜样主体构建中国农业航母群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马格宁思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源远流长。但是,中国还不是个农业强国,更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实现了工业、科技、国防三个现代化之后,却没有实现农业现代化。倘若没有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则必然没有中国的全面现代化。由此,中国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攸关且决定着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的国家战略安全,中国的国计民生和国强民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等一系列问题,此乃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因此,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则是当今国家重要的战略问题。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走这条道路?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纷争。那就是,走农业个体经济道路,还是走农业集体经济道路?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还是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回顾中国农业走过的路,现在依然彷徨徘徊着:从分田分地的土地私有制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又从撤销人民公社到分田单干的土地承包制;再到土地流转、土地托管、新颁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又要重走回农业集体经济道路。然而,虽然有重走农业集体经济道路趋势,但是似乎还没有清晰明确的路径和具体战略规划,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目前依然按照惯性前行,继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概括起来说:中国农业实际上现存有三条道路:其一、农业个体经济道路:典型代表:安徽凤阳小岗村、土地承包制。其二、农业集体经济道路:典型代表:大寨村、周家庄、南街村人民公社等。其三、农业国家经济道路:典型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等。那么,中国究竟走什么样的农业发展道路,才够引领中国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呢?这将是本文所要着重阐述和回答的问题。
一、中国农业个体经济道路、集体经济道路、国家经济道路
(一)中国农业个体经济道路
1、中国农业土地承包制的历史沿革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在“生死状”上摁下了红手印,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随后开始,在1982年12月之前,中央政策统一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于是全国2.6万个人民公社被撤销解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为“土地承包制”。
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始于1983年前后,截至目前为止共进行了两轮土地承包,第三轮土地承包还没有开始:
第一轮承包是指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算起,我国大部分地方第一轮承包时间,普遍为1983年后开始到1997年为止,土地承包期为15年。
第二轮承包是从1997年开始到2027年为止,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2002年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
第三轮承包尚未开始,拟定期限是从2027年开始2057年为止,土地承包期又将再延长30年不变。政策要求“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其目的是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制稳定不变。
2、中国农业土地承包制必将终结的理由
土地承包制,其全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中国农业制度、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方式概括和体现。然而,通过40多年的实践证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非但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反而阻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体理由如下:
(1)土地承包制不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
土地承包制是否有效,衡量它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保障满足中国14亿人的粮食需要。根据1: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年增加177.6亿斤,幅度增长1.3%。换算为69541万吨,等于6.9541亿吨,即约等于6.95亿吨。根据2:海关总署最新数据:2023年1-11月,我国累积进口粮食1.44亿吨,同比增长9.1%,累积进口金额518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
依据以上两组数据,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约6.95亿吨;2023年1-11月,我国累积进口粮食1.44亿吨,粮食进口量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20.71%。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饭碗中有20.71%的粮食不是中国的而是外国的。而且大量进口粮食也会打击中国农民的种粮利益。当今世界危机四伏,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一旦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封锁海上运输线,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国家战略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民以食为天,14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2)土地承包制已经名存实亡且割裂了国家与农民的责任、权力和义务的联系
土地承包地,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小岗村农民的通俗易懂说法: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农民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向集体交了“三提五统”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确于2006年1月1日后完全停止了,国家不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乡村集体也不再提取“三提五统”,从此终结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皇粮”。然而,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取消农业税有利也有弊。那就是,农民不再以粮食实物的形式给国家交公粮,国家没有了以法律形式保障的粮食实物收入。农民承包国家的土地,没有按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核定的土地亩数给国家交公粮,“家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了一句空话假话,土地承包制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农民对国家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土地不想种可以不种,甚至可以大面积的撂荒。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没有了,只剩下无偿使用土地。
(3)土地承包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土地承包制,将集体的原本大块的耕地分成小块,使得土地分散化、碎片化,而且还把牲口分了、农具分了,把磨坊、油坊、养猪场、养鸡场、砖瓦厂分了、拖拉机、水泵分了⋯⋯把集体的公共财产能分的全分了。不仅如此还把属于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也私有化了。
农业现代化要求土地规模化、集中化、连片化、标准化,但是土地承包制却将土地分散化、分割化、碎片化。例如、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华里西村,全村共有10446人,1835户,全村共有38块地,总面积2114.7亩,人均不到0.1亩地。村民欧创炎家的承包地共1.014亩,确分散在全村的38块地中,平均每个地块0.0267亩。这与农业现代背道而驰的。
我国向全面现代化的征程中,已经实现了除了农业现代化之外的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按照联合国对全球工业产业划分,世界产业可以分为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产值规模高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全面反哺农业,全面提升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的能力。但是,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的土地承包制,非但不能承接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反而阻碍、破坏、遏制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拖了现代化的后腿。
(4)土地承包制已经不能调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土地流转量越来越大,放弃种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加速了中国城镇进程
土地承包制设立的初衷,也是根本动因,就是能够调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40多年过去了,土地承包制已经不能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了。农民的几亩承包地,已经不能承担起一家老小的生活所需,已经不能承载农民对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致使大量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农村已经留不住青壮年劳动力,现在农村种地的多数是50-70岁以上的老年人。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情况严重、农民离开了土地,将承包地出租收取租金,土地流转量逐年增加越来越大。
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报道:2021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涉及2亿多农户,确权到农户约15亿亩承包地。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55亿亩,超过确权承包地的37%。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数据:全国土地流转面积逐年攀升,2017年4.68亿亩、2018年4.93亿亩、2019年5.10亿亩、2020年5.32亿亩、2021年5.57亿亩。根据安徽省农业厅数据:2023年11月7日,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流转面积5134万亩,流转率占全省面积的61.7%。凤阳小岗村已经将700亩,流转承包给了北大荒农垦集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了311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了0.5%。”。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在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70%。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为75%,中国按每年1%的增速,今后10年左右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5)土地承包制造成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复杂紊乱动摇了土地的根基
土地承包制,派生出来土地“三权分立”,即“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这种制度看似“设计合理”,实际上扰乱了当前农业的生产关系,一块土地同时给它赋予“三种权利”,增加了矛盾隐患,为纠纷埋下了伏笔。目前土地流转的形式:一是、从农民手中的直接流转。二是、从村集体手中的间接流转,土地租金分成租金1支付给农民,租金2支付给村委会,增加了种地成本。三是、流转人在从农民,或者村集体手中租到承包地后,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再将该承包地,流转给其他人,更增加种地成本。
随着土地流转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土地租金,也在逐年上升。从200-300元/亩年、上升到500-600元/亩年,现在多地上涨到1000元/亩年。2023年新疆南疆的某些棉花田租金,已经上涨到1600-2000元/亩年,其原因是资本涌入导致土地租金上涨,使得种地成本不断攀升。政府应该高度警惕资本进入土地流转领域,资本不是来扶贫的,不是真正来种地的,而是在炒作土地流转地租,骗取农业补贴的。
延长土地承包期,国家政策是“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这样做的目的是稳定土地承包制度,保持长期不变。然而,在现实中,土地承包矛盾重重。第二轮承包是从1997年开始到2027年为止,土地承包期30年。这期间很多人去世了,还要很多人出生,按照“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必然产生“死人仍然有地,活人必然无地”的情况。因此,无承包地的农民(或者是农村户籍),在第三轮承包(从2027年开始2057年为止承包期30年)拟将开始之际,对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强烈。在我国耕地资源原本就紧张的情况下,如何满足无地农民的要求,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6)土地承包制产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积重难返
中国农业在全面走上“小岗模式”道路,实行土地承包制后,产生了一个新名词,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四十多年风雨兼程,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现状甚是堪忧,问题日益突出,矛盾日益尖锐、积重难返。概括起来,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即粮食安全问题、农民就业问题、第一二三产业转移融合问题、农业后继无人问题、农业环境问题、空心村问题、土地撂荒问题、村匪村霸问题、乡村治理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农村厕所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农村医疗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合村并居问题、农村凋敝日益严重等等。究其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为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
(7)小岗村已经重新走回了农业集体经济道路
根据新华社新媒体2024-02-02 报道:2月1日,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作为村民代表上台领取分红。新华社合肥2月2日电(记者郭晨、水金辰)1日下午,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迎来第七次分红。记者从分红现场了解到,每人分红700元,实现分红六连增。此次分红是继2017年度以来的第七次分红,前六次的年终分红额度分别为350元、520元、580元、600元、620和650元。较第一次分红,2023年度分红实现翻番!这有力地说明,如果小岗村没有重新走回集体经济道路,哪里来的七次分红。
(二)中国农业集体经济道路
当今,在成千上万的人民公社被撤销以后,依然有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存在。例如、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乡、大寨村、白沙村、留民营村、韩村河村、塘约村等。他们没有像小岗村那样,分田分地、包产到户、个体单干,而是坚定不移地走集体经济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践有力地证明,农业集体经济道路是走的通的康庄大道。
1、周家庄人民公社:1982年11月30日,周家庄人民公社3055户社员代表,每家派代表在保留人民公社的“生死状”上签上名字,摁上了鲜红的手印。用信仰和智慧抵制住了解散人民公社的风潮,勇敢摁下红手印明志,保住了人民公社经济集体体制。除此之外,雷金河还向当时的河北省省委书记李尔重同志,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就这样,在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地抗争之下,周家庄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才最终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由此,周家庄人民公社,成为了全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通过七十四年的艰苦奋斗,周家庄人民公社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日渐繁荣。截止到2022年底,全社十个生产队,4368户,13918人,土地15796亩,整半劳力8203个。2022年,全社工农业总收入156189万元,上交国家税金3718万元(不包括社员在外地经商者),留公共积累4440万元,社员分配33006万元,人均现金分配23715元,人均纯收入29810元。集体公共积累2022年底累计余额86309万元。与1978年相比,集体累计公共积累增长172倍,社员生活水平增长256倍,工农业总收入增长315倍。从1982年起,合作社陆续为全社社员实行了12项福利保障。曾两次荣获“国务院总理嘉奖令”(1962年10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1979年12月,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签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乡镇”、“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中国乡镇之星”、“牵手。2014中国最美村镇”、“全国旅游模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等荣誉称号80多项(次),自1985年至今连续被河北省委命名为 “文明乡镇”。曾12次出席全国农业会议。是省级晋州市(周家庄)现代农业园区。在产业发展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大力发展集体产业,通过调整产,巩固二产,大力发展三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南街村人民公社:2020年8月,河南省委组织部决定运用南街村基层干部学院的教育培训平台,继续对全省6个地市的530名农村党组织书记,分批进行培训。8月31日,“全省农村党组织书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南街村基层干部学院开班。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的南街村,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以党支部为核心,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利用当地优势发展各类食品加工企业,1991年就摘取了河南省首个“亿元村”称号。目前全村共有26家企业,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等产业,全部实现良性经营循环,基本没有贷款,借势发展的红色旅游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排社会就业7000多人,年产值20多亿元。全村居民住上了设施齐全的新楼房,生活必须品免费发放,医疗费、子女教育学费全部报销,全村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作为南街村一把手的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更是坚持每个月只拿250元的工资,至今住着全村最旧的房子。南街村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幸福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第一雷锋村”“国家级生态村”和国家4A级景区。南街村书记王宏斌本人也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国功勋村官”称号,连续当选为党的十四大至十九大代表。
(三)中国农业国家经济道路
早在2013年5月18日,本文作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第二农业》,后来总结归并为“中国第2.0农业模式”。现在看来,该文章依然不过时,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该模式的两个典型代表:一个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另一个是、北大荒农垦集团。他们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榜样。中国农业的压舱石。可以成为建立“国家级的现代化的大型农业集团”的榜样和模板。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在个体经济道路、集体经济道路之外,还有一条农业国家经济道路。
王震将军说:毛主席的眼光比我们远看了50年。毛主席高瞻远瞩,看清了中国农业的三条道路,坚决反对农业个体经济道路,引领中国农业走农业集体经济道路、农业国家经济道路。
开国上将、铁道部司令员、农垦部部长、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昔日359旅在南泥湾屯垦开荒,新中国建立后,又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的创始人、领导人、实践人,践行了农业国家经济道路,他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走出来一条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路子。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新疆兵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单列的省部级特殊区划,总部驻乌鲁木齐市,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职责,实行党政军企高度统一的特殊管理体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缔造者、新中国新疆军垦事业的拓荒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和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他们为戍边屯垦,为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疆解放之后,王震将军力主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挥生产部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工业和各项事业,为新疆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实现了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大力的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有效的巩固了新疆边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天山南北掀起生产热潮,兴修大批水利工程,开荒百万亩,在北疆首次种植棉花和甜菜成功,并获得高产,结束了“自古北疆不种棉”的历史。
截至2019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324.84万人。截至2023年1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14个师,设有若干个“师市合一”的直辖县级市。兵团司令部曾驻石河子市,后迁至乌鲁木齐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5军和第22兵团等部组建成的农业生产部队。1954年,根据中央政府命令,以维稳戍边为使命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其行政业务受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司法事务受最高院和新疆高院、最高检和新疆检院领导管理。它还拥有一支以民兵为主体的武装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是一家承担经济建设任务的国有大型企业——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其业务范围涵盖农业、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等领域。辖区内总人口360.51万。截至202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生产总值3500.71亿元,比上年增长8.0%。
2、北大荒农垦集团
北大荒曾经是地老天荒、人迹罕至的极寒之地。经过75年开发建设,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历史性变迁。北大荒人把亘古荒原建成国家重要商品粮战略基地,全面打造集粮食生产商、产品制造商、农地运营服务商、粮食和农产品贸易商于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农业企业集团,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为解决温饱问题、为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效实现形式。
新华社采访报道: “2017年10月适逢北大荒开发建设70周年,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同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北大荒每年调出的粮食量,可供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以及解放军全军等1.6亿人一年的口粮供应”。
北大荒集团开创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榜样,被誉为“天下第一场” 的友谊农场。1954年12月21日,友谊农场第一任场长王操犁(周恩来总理亲手签发的委任状),在荒原上亲手升起一面五星红旗,那是一份无声的宣告——中国农业现代化将以国有体制、大机械化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1947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试办国营农场,创建了宁安、赵光等第一批国营农场,拉开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序幕。
1958年王震将军率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以及数十万知识青年、大中专院校学生等,掀起大规模开发建设高潮。1959年粮食产量超过10亿斤,1978年达到52亿斤。改革开放40多年,北大荒出现井喷式发展,粮食产量连翻三番,四次突破百亿斤大关。1995年、2005年、2009年、2011年分别达到102.9亿斤、205.3亿斤、330.5亿斤、407.4亿斤。2021年4500余万亩高标准良田每亩产粮1038.9斤,粮食总产463亿斤。2022年粮食总产量451.3亿斤,比2017年增长了32.5亿斤,粮食商品量在428亿斤,粮食综合单产988.3斤,其中,水稻平均单产1240.7斤、玉米平均单产1330.8斤、大豆平均单产365.6斤。2023年预计粮食总产量在450亿斤以上。连续20年丰收,连续13年产量达到400亿斤以上。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农业科技化水平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一代代北大荒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生产的粮食从每年1亿斤到50亿斤,再到450亿斤的综合生产能力,每年400多亿斤商品粮保障能力,堪称人类农业生产的奇迹。2022年全年营业总收入1948.4亿元,实现增加值633.2亿元,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在第167位。北大荒垦区全面推进工农一体、城乡一体、区域一体的新型城镇化群建设,实现了“属地城镇化”,成为独具特色的“世界农都”。成为了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成为了中国农业的压仓石,中国农业的航母。
二、中国农业的两大标志性指标性体系的比较
本文作者致力于研究农业问题十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业制度、中国农业模式、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且原创性的、首创性的提出了“中国农业的两大标志性指标”。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
为了能够更清晰的,指标化的、标准化的阐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特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六大标志性指标:土地承包化、农业小农化、农村原生化、农民祖辈化、生产个体化、种养传统化。具体内容如下:
1、土地承包化。土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农民在向村集体承包土地后,拥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国家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到期后还可再延长30年。并通过将农民承包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农民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格局。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托管、抵押等。在土地承包分配过程中,发包人村集体为了保证公平,往往将土地划分成为好、中、差三类。因此在分地时,每个农户都同时拥有三类土地。这样的结果,使得即使是一个农户的土地,也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由此形成了“土地承包化分散后再次碎片化”的特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延续性问题:倘若承包期30年,或可再延长30年。倘若60年承包期,就是三代人。实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那么,农村农民的矛盾将会十分尖锐,甚至不可调和:其一、现在农村仍然有很多拥有农村户口,但是没有分到承包地的农民。其二、或许是绝大部分农村媳妇,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都没有分到承包地。其三、农村父母去世后,土地承包权如何继承的问题?户口在农村的兄弟姐妹谁来继承?嫁出去的姑娘怎么继承?一户承包地,难道还要再分成八瓣吗?其四、通过高考、当兵、招工等各种途径,离开农村的农民子弟,现在拥有了城市户口、体制内工作、城市就业、城市生活、城市娶妻生子,已经没有了农村户口,这些早已城市化的原农民子女,还能够继承父母在农村的承包地吗?其五、如果农村承包地,可以世袭罔替代代相传,那么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是否也认为:我们城里人也应该向国家申请一块农村土地呢?
2、农业小农化。由于农业制度是土地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承包制。农业生产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分田分地的、个体经营的形式。农业组织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农业模式是个体农业,即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由此形成了农业小农化的特征。
3、农村原生化。至今,中国农村中村庄分布与格局,依然延续着中国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村庄分布和农村格局,大小不一、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匮乏,缺乏或者是根本没有统一的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农村厕所卫生设施极差,人与家禽家畜混居,街道、房屋没有统一的规划,宅基地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且私搭乱建严重等等。农村空心化、房屋空置化现象普遍且严重。由此形成了农村原生态化的特征。
4、农民祖辈化。自古以来,中国农民是一种祖传的身份,是一种天生的从祖爷爷、爷爷、父亲,一直传到儿子、孙子的代际传承,农民的后代生下来就是农民,祖祖辈辈就是农民。农业生产是农民迫不得已的一种祖传的生存选择。然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改革开放,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以后,特别是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进城以后,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农业生产。但是从身份的认知上,他们依然没有摆脱农民的身份。由此构成了农民祖辈化的特征。
5、生产个体化。以家庭为单位,仍然是中国广大农村实行的生产方式。虽然,组成了各种合作社、“公司+农户”、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多种生产方式,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家庭为单位的、以家庭为生产主体的、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由此构成了生产个体化的特征。
6、种养传统化。由于广大农村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经济规模小、经济能力弱、技术承接能力差等,在加上知识水平低等原因,使得农民在种植、养殖等方面,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大型农业设施、飞机播种施肥施药、人工智能技术、先进农业种植和养殖技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因此,广大农民依然采用传统的种植、养殖方法。由此构成了种养传统化特征。
(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
千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离农业现代化如此之近的距离。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指标是什么呢?概括的说,有六大标志性指标:土地国有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生产组织化、种养科技化。达到了实现了六大标志性指标,就实现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1、土地国有化。通过土地承包制有偿退出转变为土地国有制。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土地规模化、土地国有化。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体现。防止土地私有化,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2、农业工业化。就是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引入农业。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工业化的管理方式、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工业化的农业职工,从事工业化、工厂化、设施化、现代化大农业生产。用工业化的手段和方式,对所有粮食、农产品,形成大产业的强大的工业化产业链。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3、农村城镇化。实现属地城镇化。面对农村空心化,通过合村并镇,按照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标准和要求,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配套等,建立新型农民居住小区,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匮乏和落后的问题。既实现了农村的属地城镇化,又能够彻底避免大城市病,实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4、农民职业化。改变农民祖祖辈辈就是种地的传承的身份,使得农业成为一种现代职业,农民成为新型职工,享受“五险一金”等各种社会保障,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实现农民职业化。
5、生产组织化。现代化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的基础之上。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以其它所有制为辅助的农业组织。例如、以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等为榜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集团等为榜样的“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
6、种养科技化。实现“互联网+农业”,打造“农业互联网”、“智慧农业”、“有机农业”,高标准农田、吨粮田、优良种业建设等。现代化农业,是承载现代科技、现代种植技术、现代养殖技术的载体和平台。现代科技的将广泛应用在粮食生产、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畜牧业生产等大行业、大产业之中。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会在现代化农业各个环节中得到运用、得到推广、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整个农业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水平。种养科技化有几个重要指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机总动力、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经济作物生产机械化率、畜禽水产养殖机械化率等。
(三) 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标志性指标体系,分别衡量农业个体经济道路、农业集体经济道路、农业国家经济道路
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标志性指标体系衡量:农业个体经济道路,本质上不符合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标志性指标体系。农业集体经济道路,基本上符合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标志性指标体系。农业国家经济道路,完全符合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标志性指标体系。
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六大标志性指标”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六大标志性指标”是完全对立的、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说:农业集体经济道路、农业国家经济道路,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榜样和路径选择以及可行性实施方案
通过运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的分析对比,我们找到了现实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榜样和路径,可分两步走来实现。
(一)第一步进行试点:在黑吉辽三省及内蒙东部“三省一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拉动示范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时以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为突破口,实现东北振兴战略
1、在“三省一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
中国的东北地区,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环境、肥沃的黑土地、人文风土、民俗民风、自然禀赋等方面衡量,应当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具体来说是指: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四个市盟),称为东北“三省一区”。构成了“大东北”的概念。“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北大荒”、“中国的大粮仓”就是对东北最好的描述。因此奠定了东北成为中国的粮食主产区、中国粮食“压舱石”的地位。该地区地处中国最大的平原——东北大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密布、降水充沛、光照集中,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是玉米、大豆、水稻、小麦、高粱等的主产区,而且农林牧副渔都能够蓬勃发展。这种自然资源的禀赋,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以农业为抓手,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契机,拉动第二产业的振兴,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最终实现东北全面振兴。通过建设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为一揽子解决“三农”问题,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做法和政策法律的改革和建议。面对“三农”问题,面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则是当今国家重要的战略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69541万吨)。其中,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7788.2万吨、吉林省粮食总产量4186.5万吨、辽宁省粮食总产量2563.4万吨,东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4538.1万吨,全国占比20.91%。其中,商品粮占比全国1/4,粮食调出量约占1/3,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将近60%。另外,2023年内蒙古粮食总产量3957.8万吨,再加上东三省的粮食总产量14538.1万吨,“三省一区”粮食总产量为18495.9万吨,全国粮食占比26.59%。其中,商品粮占比全国31.79%,粮食调出量占比全国约42.39%。全国十大产粮县(市)被东北三省全部包揽:黑龙江省5个、吉林省4个、辽宁省1个。具体是:第一名、富锦市(318.95万吨、黑龙江),第二名、榆树市(310.66万吨、吉林),第三名、虎林市(309.9万吨、黑龙江),第四名、安农县(280.81万吨、吉林),第五名、公主岭市(267.8万吨、吉林),第六名、同江市(247.23万吨、黑龙江),第七名、龙江县(234.55万吨、黑龙江),第八名、昌图县(219.92万吨、辽宁),第九名、梨树县(216.00万吨、吉林),第十名、密山市(203.23万吨、黑龙江)。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东北“三省一区”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此,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为标准,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农垦集团”榜样,建立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分必要。
2、以“三省一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为动力源和契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战略
中国东北地区被誉为“共和国长子”,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能源生产基地、粮食生产基地,具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拥有中国最密集的铁路公路网,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由此奠定了东北地区成为中国现代工业基地、中国工业摇篮的地位。在维护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以“五大安全”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国家战略。
然而,东北振兴已经提出多年了,国家为此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 多年来,虽然有不少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如何实现东北全面振兴依旧是一项艰巨任务。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同样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先行建立“经济特区”,然后再全面推广。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国家战略,同样应该从率先“建设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开始,大农业示范区最好的选项则是我国的东北大平原。基于此,“东北大农业示范区”与“东北全面振兴”,形成了两个概念的地理区域位置与社会经济范畴的高度统一,形成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双重叠加与高度契合。中国的东北地区,同时拥有粮食基地和工业基地,既是中国农业的压舱石,又是中国工业的脊梁,形成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双重叠加、融合发展的独特的社会经济产业格局,也必然带动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由此实现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那么,如何将国家农业现代化战略与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相结合,使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举多得的协同发展呢?
基于此,本文作者提出:以农业的发展带动引领东北全面振兴。也就是说: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切入点,以“三省一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为契机,以巨大的农业现代化建设需求为动力源,为强大的东北工业基地提供巨大的需求市场,以此强力拉动东北经济全产业链,同时实现工业全面反哺农业。从而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二)第二步全面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0家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及其国营农场集群
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六大标志性指标”为标准,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农垦集团”为参照模式和榜样,由国家牵头,举国体制,举全国之力,在黑吉辽三省及内蒙东部“三省一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新疆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建立10个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以及由其管辖的百千个“国营农场群”,整合归并现有的各省自治区的“农垦集团”,成为中国农业的骨干脊梁,成为中国农业的主体,成为中国的“大农业航母”,成为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的压舱石。此举,可以超能力保障,中国即使达到20亿人口的粮食供给和安全保障问题。
实践证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农垦集团”作为农业国家经济道路的典型代表,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谈,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不是无的放矢的靶标,而是通过几十年、几代人艰苦奋斗、奋力开拓、勇于奉献伟大精神,拼搏奋进干出来的,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有目共睹。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国家、省、国营农场三级管理体制
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须由国家牵头,必须要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管理体制、管理组织、管理制度。在此,本文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三级主体结构组织管理体制,以北大荒农垦集团组织管理体制为例,加以阐述说明。以此,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0家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管理体制的模式和样板。
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三级主体结构组织管理体制:“三省一区”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地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地区,组织架构建设和保障是关键。必须建立统一、精干、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三级组织:中央级、省区级、农场级。中央级以下组织,实行“党政企三合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即政治、社会、经济、企业合一的领导体制,对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进行管理。
1、中央级。建立“国务院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三省一区”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进行统一组织、协调、统筹、管理。建议设置“副国级建制”。在大农业示范区,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既能够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能够发挥计划经济在国家粮食安全、国家战略安全中的担当性关键作用。
2、省区级。分别建立“三省一区”的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例如:“黑龙江省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其他省区以此类推。建议设置“副省级建制”。实行“党政企三合一”的政治、社会、经济、企业合一的领导管理体制,统一组织、协调、统筹、管理大农业示范区的各项工作。例如、黑龙江农垦总局、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就是“党政企三合一”组织管理体制。实践证明,北大荒集团七十多年的发展壮大,是与这种“党政企三合一”组织管理制度密不可分的,如果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只能削弱党的领导、政府的领导、企业的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党政军企四合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同样是适合其自身实际情况的,是行之有效的。
3、农场级。在“三省一区”的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下,设置农场级组织管理机构。建议设置“副厅级建制”。同样实行“党政企三合一”组织管理体制。农场级以下可设立“二级农场”,可以参照“北大荒模式”设立,或者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设立。
四、中国农业土地承包制转变为土地国有制的可行性操作
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大农业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化的土地制度,那么如何将土地承包制转化为土地国有制呢?具体做法如下:
(一)建立“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
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原则。具体来说:“确权”就是明确农民对承包地的承包权。“确股”就是在明确农民对承包地权益的同时,使农民脱离实物形态土地的经营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以“一股为一亩”(可以精确到0.01亩)为标准,按照亩数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不确地”就是对于农民原有的承包地,只是确定权利、确定亩数,并不确定对应于实物形态的土地,没有土地的四至田界,土地实物形态虚拟化。通过“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农民将土地交还给国家,国家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实际操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置换“土地股权证”,实现承包地有偿退出,完成土地承包制转变为土地国有制的转换。
(二)建立属地城镇化制度
属地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让农民享受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农民在承包地有偿退出之后,也可以选择宅基地有偿退出。承包地有偿退出是宅基地有偿退出的前置条件。当农民承包地有偿退出之后,改变了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与村庄和土地相伴为邻、共相厮守的生活、生产、生存方式,农民不再需要耕种土地为生,脱离了土地的羁绊,那么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原生态村庄,迁移到城市、城镇居住生活。此时,农民可以通过“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将宅基地交给国家,在县域内通过“合村并镇”的方式,农民可以获得基础设施完备、社会服务齐全的现代化的城镇住房,实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属地城镇化。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人民公社都已经实现了属地城镇化。实际操作“农村宅基地不动产证”置换“城镇房屋不动产权证”。
(三)建立农民退休养老制度
建立农民养老制度,给农民发放养老金。可以从建立“承包地置换养老金”制度入手。农民应该有退休制度,有养老金,让农民安度晚年。城镇退休职工,在工作时,由单位和本人缴纳养老保险金,退休后领取养老保险金。他们是“无产阶级”,退休后在城镇没有生产资料。农民,有承包土地,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土地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保障,农民是“有产阶级”(承包地30年延长期)。农民老年以后,无力耕种承包地,可以将承包地交还给国家,国家可将土地交给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耕作,国家向新型经营主体收取土地租金,或者征收农业税(土地使用税),再由国家支付农民的养老金。用承包地置换养老金,建立农民退休制度,从而解决了农民养老金来源的问题,以及农民退休后土地由谁来的耕作问题。
(四)建立“土地使用税”征收制度
国家对国有土地开征“土地使用税”。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能否得以实现,关键是要有支付能力。目前土地流转费(地租)是由种粮大户、合作社、公司企业等支付给农民,而后农民将土地经营权交给他们。今后,国家成为土地所有者,那些种粮大户、合作社、公司企业等,将原来交给农民的土地流转费,以“土地使用税”的形式上缴国家,从国家手中获得土地使用权,国家再以土地有偿退出补偿费的形式支付给农民。实际上是恢复在2006年1月1日停止的“农业税”。但是,征税对象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而是具有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社会化大生产能力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了腾笼换鸟。另外,“土地使用税”作为地方税,可以成为地方财政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此举对于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国家,对于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五、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方向、道路、整体布局
(一)以“农业国家经济道路”为主体,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为榜样、为标准、为模式,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新疆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适合建立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地区,建立10家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以及所属数百家国有农场群,建立中国农业国家队,建立中国农业航母。可以解决20亿人口的粮食问题。
(二)以“农业集体经济道路”为基础,以大寨、周家庄、南街村人民公社等为榜样、为标准、为模式,在广大农村建立农业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解决“三农”带来的所有问题。
(三)以“农业个体经济道路”为补充,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允许分田单干、一家一户,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模式,继续存在。同时,积极示范、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农业集体经济道路,走农业国家经济道路。
总结: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以农业国家经济为主体、以农业集体经济为基础、以农业个体经济为补充,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为标准,即“土地国有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生产组织化、种养科技化”为标准,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2024年9月14日
【文/马格宁思,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