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问题的探讨越深入，就越有可能接近他的本质；对一个问题的探讨越广泛，就越有可能接近他的共性――这是个哲学命题，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枝《辩证逻辑学》专门研究的。
这两天读了常征的一篇文章《可怕的何祚庥》也想跟帖写一篇，但又不知如何下笔，想起这个命题；网上包括我们论坛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广泛，好几年甚至十多年了热度始终不减，我也有过好几篇，要写的话应该有别于前几篇吧？
于是乎想起了这个命题。
我们读过几天书的人都知道一句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知道马克思说的，原话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深入研究后发现，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土壤，基督教思想就认为“本质先于存在”。
马克思思想与西方文化究竟多少传承，我们今天不论，我相信有专门研究，至少关于“人本”看法上存在传承，至少存在“共域”，哪怕不同方向――，一个“唯心主义”一个“唯物主义”嘛；中国也有与之对应的思想，如果拿他与马克思和西方思想做对比，一眼就能看出马克思思想与西方文化的传承关系要多密切有多密切。
中国也有与之对应的思想，比如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可是拿来一对比，中国讲的“环境”包罗万象非常广泛，我们大致归归类比如有“社会交往关系”、“家庭背景”、“自然生态环境”，甚至还有“天性”――比如曹操从小就“撒泼打滚”，我们读《语文》课某人作品，凡是与该作品理解相关的都可称作“环境”，而西方那个“人本”与我们传统思维中的“社会交往关系”大致相当，可见我们这儿“人本”的外延比他大多了。
今天我绕了一大圈子就为说这句话：中国人对“人本”的理解可能更真实，别把什么事情全都推给“社会”――对何祚庥其人其事“研究”、“探索”、“好奇”或诸如此类的，我也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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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在中国影响巨大，是个标志性人物，具有某种指标意义，据说中国某部法律就是为他量身定制呢！――比如中科院规定《禁止院士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见》。一些人把他归入“右派”、“极右”，而另些人却将他归入“极左”，但是我看都不适合，于是绕了一大圈说了上面这些话；因为“左”或“右”，“极左”或“极右”这些词语都是社会性用语，是对一个人的社会性看法和评价，对他确实不适合。
他就是个“贱”字，并且是“天然贱”。
近现代中国天翻地覆，发生了许多大事，其影响持续至今――比如台海两岸还分裂着呢，没人可以超然其外，或多或少被卷入其中，以我们今天看法，他们或“左”或“右”，甚至“极左”、“极右”，总之我们总能找到社会性解释，但亦有部分“卷入其中”者是不能用“社会性解释”的，不能事事推给社会的――他就是个“贱”字，并且是“天然贱”。
有没有呢？有。
好为人师，这是中国人非常嫌弃的一种性格，他算不得恶习但也非常常见，人群比例非常高；但有些人表现厉害，有些则隐隐的不那么明显，另些人则刻意改正之。
“好为人师”这类品格确实存在“生物学”基础。人类幼崽你把他放床上久了他会喊叫，哦！他饿了，你赶紧喂奶，马上停歇了；可很多情况下他不饿，只要妈妈或有人抱起他，甚至只要有人在就停歇了。
这个我想人们都观察到的，不是少量观察，人类幼崽都这样的――这就是一种“天性”，人类才有的“天性”――因为动物世界并非人才是群居动物，其他群居动物就看不到这类“天性”，我把他命名为“获求关注”天性。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类“天性”会慢慢消弥，或者改变为其他形态――比如“乐于表现”，比如“好为人师”，这是社会化过程，因此表现为“社会性”；有些人快一点有些慢一点，有些比较彻底有些则顽固些。
孔雀开屏很美，人们观察到每当开屏总与求偶行为有关，于是人们将人的意识强加于孔雀，认为他展现美就是为求偶，我以为这是天性，是动物的生存繁衍本能；同样雄鸡很美特别他的鸡冠，与孔雀开屏很美一样的意思，我们把他拟人化，称作“乐于表现”，其实他是动物的生存繁衍天性使然。
“好为人师”比“乐于表现”更高级一层，是人独具有的，但仍有生物学基础。“天性”或“生物学”基础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因此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性”消弥或“调节”――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总之，“好为人师”是“天性”或“生物学”基础与“社会性”共同作用的产物，不能仅仅把他归为“社会性”原因。
“好为人师”的“生物学”基础还能从另个角度证明：
我们观家庭成员比较多的家庭，其某个成员有“好为人师”品格，那么家庭其他成员也有类似品格――至少与其他家庭相比是这样的，是明显能观察得到的；有时该成员在家庭内部这种品格表现不明显，但是一到外面就异常明显；有时一地表现不明显，在陌生地却异常活跃明显。
也就是说“好为人师”具有明显的家族性，这是他具有“生物学”基础的重要证据。
有个总规律：如果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包括知识教育特别是人格规训），那么“好为人师”就会大大的抑制――这也许正如坊间所说：越是有知识的人就越是低调谦虚，一瓶子水不响，半瓶子水晃荡。
我举这个例子就为强调一个看法：很多人以为“好为人师”是很常见的，既使“恶习”那也算不得很严重，我则不然，把他看得很严重，特别当他穿上一件“马甲”――比如我们民族近现代以来风雨如晦、多灾多难，“阶级斗争”激烈，左右互搏不停――他的恶行恶效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这样的“马甲”很可能掩盖了他自己的人格卑劣。
探讨“人性”是很难的，也不是我们论坛主旨，但既然何祚庥热度不退，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有事情确实可以推给社会原因，有些则不然，有其他甚至“生物学”基础，但也确实可以通过“社会性”过程或动作进行抑制和矫正。我把这个看法送给何祚庥和对他提出批评者，确实也在通过“社会性”过程或动作对他进行抑制和矫正――比如中科院规定的《禁止院士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见》不就这样一种“过程”或“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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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担心，中国人说“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他已快一百了，这种“过程”或“动作”对他还见效吗？他不属于破罐子破摔那种，而是自视甚高的那种；因此不可能反思自己――他的“院士”怎么来的，与他的“善于”不无关系，愈益强化了他的“好为人师”，一切“过程”或“动作”可能对他失效了！
那聊且我们朋友间相互切磋吧，打错一个朋友我会疼好多天，漏网一个“贱”货又会好几天睡不着；意识形态领域注定不会平静，这将是新常态，左右分野、极左极右互撕必将是个新常态，但应该还事物本来面目，该怎样就怎样。
学会辨别是不容易的！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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