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阻法案”能“倒逼”出“阳光法案”吗？

　　2024年9月9日，美国众议院跨党派罕见全票通过了《台湾冲突吓阻法案》（以下简称“吓阻法案”）：一旦中国大陆动用武力收台，美国将公布并冻结大陆官员在美资产，并且禁止他们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

　　中国大陆民众对“吓阻法案”反响非常矛盾：一方面，对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大陆武力收复台湾的无耻行径表示切齿痛恨。另一方面，对“体制”极度失望，期望美国能痛痛快快地公布大陆官员在美资产，“倒逼”中国官方尽快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及时跨境追逃追赃；但又深深地担心那些被贪官污吏们搜刮并已转移出去的中国人民的巨量社会财富被美国政府无耻地没收走。

　　“吓阻法案”能否实现大陆民众的愿望？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一是大陆贪官污吏们转移到美国的财富可能是天量的，一旦公布出来肯定会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引起严重的动荡，甚至会严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从近年来查处的官员动辄贪腐数以亿计，以及许家印家族转出国外的财富就能以管窥豹；离境税和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制迟迟难以出台，以及对已经查实的巨贪们少杀、慎杀，甚至不杀判决案例，也从侧面印证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巨额财产没有“技术性洗白”前，官员个人财产公开短期内很难付诸于立法。二是美国短期内不会公布并冻结中国官员在美资产，因为只要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高悬着，一些屁股不干净、立场不坚定的大陆高官就会很“听话”，随着白宫的指挥棒翩翩起舞：假借“混合制”改革进一步蚕食国有企业，削弱公有制经济基础；假借“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敞开大门，一步步把中国变为美国的附庸；假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幌子，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绥靖妥协”的态度，反对以武力收台，从而实现美国敲诈勒索中国综合收益最大化的险恶目的。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素有“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之称，目前世界上已有146个国家实行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占总数的83%。2012年，越南通过《反腐败法》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公布个人财产，内容包括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个人账户、及其他个人财务。

　　中国大陆从1987年开始探讨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37年，有关部门不是以“时机尚不成熟”，“存在困难”，“正在积极开展工作”进行搪塞；要么就是以“逐步推进官员财产和财富信息公开”，“正进一步深入调研，将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论证，并已着手起草建议稿”，“将加快建议稿起草进程。”进行敷衍；有些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因此失去参政议政资格，人民群众丝毫看不到官员财产公开的立法希望。“专家”和“教授”们则表示，如果现在公开官员财产，可能会引发民众“仇官”、“仇富”心理，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他们认为，等到全民共同富裕了，公务员收入“不扎眼”时，再实行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就很容易被各方所接受了。

　　中国大陆官员财产公开难以实行的最大症结，不是官员个人隐私保护，不是技术条件不成熟，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财产公开直接涉及到党政高级官员的切身利益，涉及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他们非常害怕财产公开，遭遇“历史问题”而被“秋后算账”；非常害怕自己及家庭的巨额来源不明财产一旦公之于众，人民群众必定会要求法律及时跟进并予以严惩。这才是官员财产公开难以在实践中施行的最大肠梗阻。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人民群众不能容忍“既当…又立…”的腐败官员在“体制”内大量存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挂在黄埔军校的大门上：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1931年，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亲笔写下“做官即不许发财”，命人烧制在瓷碗上，分送部属军官，勉励大家要廉洁奉公。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成为国际惯例，37年过去了，中国再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的确没有很多理由向广大勤劳善良而爱国的普通老百姓解释；美国就会以此为要挟无休止地全面全方位“拿捏”中国。

　　【文/jyk_123，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