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进入清华大学后，面对别人不是博士就是硕士的尴尬处境中，他挖空心思开始想“异鸣惊人”了。他居然在学术论文中，只凭借只言片语就断定曹冲称象故事来自印度、甚至他还提出华佗也是印度的、提出扁鹊也是外来的（见《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然后，他又提出李世民及其大唐皇室有中亚少数民族血统（见《李唐氏族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31年）、提出孙悟空和《西游记》依然是来自印度（见《〈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2分，1930年）……如此等等，凡此种种异端邪说之观点，都是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可是他的上述诸多考证和论文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文化的传播论和发明论本来就是同时并存的两个文明系统，比如中国的燧人氏造火说，西方的普罗米修斯盗火说，这是东西两个文明系统的认知和神话体系，怎么可以以西否中或者以中否西呢？！即，怎么可以以印度故事来解释全部中华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出现？！陈寅恪不该不明白这个道理。考证有失，而且证据不足，至今他的这些惊世观点在学术界并不占据主流。
在此，我引用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一文中对陈氏的批判：“陈寅恪的历史著述也是颇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逻辑之粗暴武断，有时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兴起，是因为‘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并举了两篇墓志铭作为佐证。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正好在练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说极谬。墓志铭的格式，自东汉即已固定，怎么能够以之说明唐代的‘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呢？况且早在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初具规模，《齐谐记》、《续齐谐记》、《神异记》等固然散轶已久，但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却不是如何罕见的古籍，陈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的结论，要是曾编撰《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哑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云云，更象是业余爱好者的信口开河；自唐以降无数古籍，在描写景物世态事理方面，罕有能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比肩的。至于其他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
他年轻的时代，为了出名可以说有点不择手段，引用我的好友龚鹏程的话说就是，“陈寅恪当时一肚子的印度神话故事四处逛趟，生怕别人不知道”。但是却搞乱了中国的文化信仰和历史传承。按照时下大陆对学术界的政治划分，说他是搞乱了国学信仰系统和历史传承的精日分子、精印分子、历史虚无主义伪大师，显然并不为过！
甚至到了解放后，陈寅恪还制作出了历史虚无主义最大的代表作《柳如是别传》。
——只是一个晚明时期江南名妓，却被别有用心的陈寅恪伪造成江南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按照陈寅恪的逻辑，“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和陈圆圆的爱情故事简直就是大清朝的开国元勋和建国的思想基础了！历史怎么能这样被你陈寅恪胡扯蛋？！可惜至今还有几个历史学教授，正在拼了老命给陈寅恪洗白，继承陈寅恪的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诸多假说，试图证明其假说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真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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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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