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为何与陈寅恪断交

　　根据我们前面的考察得知：梁启超先生晚年和陈寅恪关系并不和睦，临终前半年几乎处于与陈寅恪断交的地步？为什么呢？起因之一就是王国维的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真正的“三百年来唯一见”的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出人意料地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这件事立刻举世震惊！

　　梁启超先生当时的震惊和感受见之于他在6月14日给梁令娴的信：

　　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因此，梁启超先生对于王国维先生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

　　在处理善后工作中，王国维交代只是“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即由陈寅恪、吴宓二先生代为处理图书而已。按照中国文化传统，入土为安时的墓碑由谁来写，一时间成了重大的课题。吴宓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负责人，负责协调此事，并向清华学堂校方汇报。当时王国维家人和国学研究院初步定的人选是梁启超先生。

　　——即，最初《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与陈寅恪无半毛钱关系。

　　但是，随着吴宓卸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国学研究院的部分实际工作就被陈寅恪主动承担了。他开始考虑给王国维先生树立纪念碑，而不是简单的墓碑、墓志铭，这是在1928年2、3月间才出现的提议。提议人当然是陈寅恪，他甚至带领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发起了全体师生的捐款行为。

　　令陈寅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而给王国维纪念碑捐款活动居然首先遭到了吴宓的抵制和拒绝！根据《吴宓日记》1928年3月23日记载的理由是：“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经费。且谓宓为昔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无礼，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时访寅恪，托其婉告彼等，言宓家庭担负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

　　而根据这一时期吴宓日记记载可知：当时的吴宓正在大学里和几个女生大搞三角恋爱而倍感钱紧！按照时下的“ME TOO运动”，吴宓显然是个需要被解聘的所谓“流氓教授”。当然在民国时代，也许这是教授风流韵事而已。当时出现的师生恋如火如荼，从鲁迅到徐悲鸿，都视为风雅而再所难免。

　　但是，陈寅恪却转达了研究院学生们对吴宓不捐助答复的愤怒。其实，这个所谓的“愤怒”来自陈寅恪本人，只是大家心知肚明，没有揭破而已。因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辈份差异和师道尊严关系，学生绝对不会如此不讲道理对吴宓表示什么愤怒！陈寅恪的这点骗人鬼话，吴宓当然非常清楚。

　　陈寅恪之所以热衷此事，是因为他认为：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碑文是留名千古的大好机会。他首先假意继续请梁启超先生撰写，表示如果梁启超先生忙的话，他就先自告奋勇代笔。而梁启超先生当时因为割除肾脏手术后一直身体虚弱多病，更多时间在天津。梁启超先生不以为有诈，无论是他署名还是梁、陈二人署名他都极力赞成。

　　在整个民国时期，靠为他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是相当一部分文人和教授的业余兼职收入来源。陈寅恪本人更是最早公开发布了他的“润格条例”，即为他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的价格。他正需要为几个大名人撰写碑铭、序言、评论而获取在这个领域的知名度。

　　按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籍华裔学者赵自强在接受我们委托调查《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出笼问题时的陈述时，他回忆说：

　　梁启超当时只向吴宓强调了两点：“其一，希望由思成为老友设计纪念碑。其次，希望碑文重点突出老友王国维所追随的思想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殉清。”

　　我们听闻钱锺书曾向赵自强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梁启超当时向吴宓转达的这段工作记录，也曾被吴宓写在日记中。但是至今在已经出版的《吴宓日记》中，我们却没有发现1925-1927年的日记相关记载。而公布的1928、1929年日记则根本没有任何文字谈到这个问题。奇怪？显然出版的《吴宓日记》是个删节本！那么，是谁在掩盖历史？

　　当然，我们也深知这属于我们在使用第三方转达第四方的口头所言，实在缺乏源文件文献的真实性，现在唯一希望就是将来如实公布众多当事人的原始日记后人书信，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观点，希望学术界和当事人后代关注这个问题，早日公布源文件。

　　因此，“希望碑文重点突出老友王国维所追随的思想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殉清”这是出自梁启超先生的嘱托和以往梁氏观点的浓缩，和陈氏无关！

　　直到梁启超先生1929年1月19日因病逝世，陈寅恪一直没有亲笔向梁启超先生出示他代笔的碑文。但是，陈寅恪撰写的碑文草稿却已经开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京、津两地学术界之间流传开来。梁启超先生在1928年5、6月间，通过吴其昌等几个人已经获悉了碑文的具体内容和落款，并意外在碑文内容上发现了他的儿子梁思成的名字！ 梁启超先生如此被戏弄后的不快可想而知！从1928年夏开始，直到他逝世的1929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对陈寅恪表现出了超常的冷淡和疏远，以至于见到他的人几乎不敢在他面前谈起陈氏。

　　这就是陈寅恪的“办事艺术”：在重大名利上留给陈寅恪自己，而将设计则归功于那时梁启超先生那年轻的儿子。他让梁启超先生有苦说不出来。到了1929年6月初，《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终于建成，碑文终于公布了。撰写者落款果然只剩下陈寅恪一人！根本就没有已故的梁启超先生！而自知心中有鬼的陈寅恪，没有忘记特别说了这样一句“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以掩人耳目，为自己开脱。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而1929年6月3日陈寅恪、吴宓却并未参与任何实际的纪念活动和揭碑活动。

　　这就是我们了解的梁、陈晚年的一点小小的过节。

　　还有另外一个过节，显然应该属于重大的过节了。即，当时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刘盼遂等人，向清华学校举报梁启超先生手术后经常不上课，只挂名，甚至发起了对梁启超先生的解聘运动。见1927年11月23日梁启超先生致梁令娴的书信：

　　因为我在家养病，引出清华一段风潮，至今未告结束。依思永最初的主张，本来劝我把北京所有的职务都辞掉，后来他住在清华，眼看着惟有清华一时还摆脱不得，所以暂行留着。秋季开学，我到校住数天，将本年应做的事，大约定出规模，便到医院去。原是各方面十分相安的，不料我出院后几天，外交部有改组董事会之举，并且章程上规定校长由董事中互选，内中头一位董事就聘了我，当部里征求我同意时，我原以不任校长为条件才应允（虽然王荫泰对我的条件没有明白答复认可），不料曹云祥怕我抢他的位子，便暗中运动教职员反对，结果只有教员朱某一人附和他。我听见这种消息，便立刻离职，他也不知道，又想逼我并清华教授也辞去，好同清华断绝关系，于是由朱某运动一新来之学生（研究院，年轻受骗）上一封书说，院中教员旷职，请求易人。老曹便将那怪信油印出来寄给我，讽示我自动辞职。不料事为全体学生所闻，大动公愤，向那写慝名信的新生责问，于是种种卑劣阴谋尽行吐露，学生全体跑到天津求我万勿辞职（并勿辞董事），恰好那时老曹的信正到来，我只好顺学生公意，声明绝不自动辞教授，但董事辞函却已发出，学生们又跑去外交部请求，勿许我辞。他们未到前，王外长的挽留函也早发出了。他们请求外部撤换校长及朱某，外部正在派员查办中，大约数日后将有

　　揭晓。这类事情，我只觉得小人可怜可叹，绝不因此动气。而且外部挽留董事时，我复函虽允诺，但仍郑重声明以不任校长为条件，所以我也断不至因这种事情再惹麻烦，姑且当作新闻告诉你一笑罢。

　　这本是教师之间的不和睦造成的一个内斗而已。据说，吴宓对此问题态度暧昧。但是，戴家祥、刘盼遂等人主动代表陈寅恪发言，积极参与其中。是否真的得到了陈寅恪的授权和认可，这时已经不重要了。梁启超先生当然不会去质问吴宓和陈寅恪的态度。虽然结果是“不料事为全体学生所闻，大动公愤，向那写慝名信的新生责问”，这件事给梁启超先生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显然是毫无疑问的。梁启超先生在研究院的弟子吴宝灵等四人则直接上书研究院，要求挽留梁启超先生。而自称是被梁启超推荐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才得以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陈寅恪及其弟子们，则对此默不作声，集体保持沉默！当时甚至出现了陈寅恪教唆研究院的学生批判吴宓的现象。

　　根据《吴宓日记》1928年2月12日记载：

　　见清华周刊戴家祥、刘盼遂去冬风潮与评议会议文，其意气用事，虚构事实，已令人心恶；而指斥及宓，尤为痛伤。就此文观之，宓之与研究院学生沟通、合谋推倒曹校长，并暗指评议会某某诸人为曹党，均为不可掩之事实。而宓之劝刘盼遂等勿侮蔑黄、张二先生之清名，研究院学生乃不肯见信。而以宓为代表诸评议员运动彼辈以为曹利，否则但顾评议会诸人治私。……不应以评议会开会情形语寅恪。

　　甚至到了2月23日，事件过去半个月了，吴宓和陈寅恪谈论此事时，依然怒气冲冲！而陈寅恪却老谋深算地嘲讽吴宓言行“无勇”！那么陈寅恪希望看到吴宓怎么做就是“有勇有谋”呢？！吴宓日记中对此没有更多记载。

　　甚至当着名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撰写了批判国学研究院（陈寅恪主持）的学术刊物出现质量问题的文章将要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刊物上时，陈寅恪则立刻和吴宓面谈，坚决要求吴宓无论如何不能刊发此文。陈寅恪的这一严重违反了学术客观和中立的无礼要求被吴宓记载在《吴宓日记》1928年3月8日。而我们都知道张荫麟英年造逝之后，陈寅恪还特地撰写了挽联和文章，可是他居然也如此利用和吴宓的私人关系，打压学术界同仁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刊物的正常的批评！到底哪一个陈寅恪才是真？哪一个是假？他的“气节”和“风骨”何在呢？我们倍感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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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