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很多陈寅恪传说和神迹的信奉者、制造者和神棍们热衷于相信所谓的“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学术大师”，但是他们面对着王国维先生一死、国学院就被撤的残酷局面，这些造神者们却一直茫然不知所措！既然牛逼到可以被称为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学术大师”，而且国学研究院负责人还是陈寅恪的铁粉和铁哥们儿吴宓，怎么清华大学就瞎了眼让如此鼎鼎大名的国学研究院关门了呢？！以至于让“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学术大师”因为没有学历差点被扫地出门几乎要沿街乞讨？！现在，让我们接着考察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经过我们多方实地调查，其原始经过如下：
清华国学研究院名义上导师四位先生：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外加一位讲师李济先生。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三先生则为助教。后来又增加了赵万里、浦江清、杨逢时、蒋善国等先生4位助教，1927年开始，马衡、林志钧等先生2人也曾成为讲师。
请注意：这四个导师的顺序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不知何时起，第三位的赵元任先生变成了第四位的“赵四小姐”，除了陈粉，谁会无聊到如此更改四个导师的排序？
研究院全部共招生四届，毕业74人。
但是，实际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本质上只是两位，即王国维和梁启超二先生。
其中以王国维先生代表了传统哲学、古代史学、古代语言和文学学；而以梁启超先生代表了近代思想、清代学术史和传统经学、西方哲学、传统目录学、传统版本学。
我们从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先生给梁令娴的信中可以看出大致情况：“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因为清华寒假后兼行导师制，（这是由各教授自愿的，我完全不理也可以，但我不肯如此。）每教授担任指导学生十人，大学部学生要求受我指导者已十六人，我不好拒绝。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燕京学生比清华多，他们那边师生热诚恳求我，也不好拒绝。）真没有一刻空闲了。但我体子已完全复原，两个月来旧病完全不发，所以很放心工作去。上月为北京学术讲演会作四次公开的讲演，讲坛在旧众议院，每次都是满座，连讲两三点钟，全场肃静无哗，每次都是距开讲前一两点钟已经人满。在大冷天气，火炉也开不起，而听众如此热诚，不能不令我感动。我常感觉我的工作，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
换句话说，当时真正受欢迎的导师是梁启超！而非王国维、赵元任，更不是陈寅恪！
另外三个导师：哈佛大学语言学博士赵元任先生代表了现代西方语言学、语言哲学；哈佛大学考古学博士李济先生代表了西方考古学和人类学。而被吴宓推荐的陈寅恪则自称代表了西方蒙古学、西方目录学和西方文献学；他们的各自领域划分仅此而已。尤其是在最初申报陈寅恪作为研究院导师的理由上，根本没有将他划归到历史学家、佛教史学、中古史等等专项研究上。换句话说：历史学、佛教史学、中古史研究在1925-1929年之间的陈寅恪学术体系中，尚未成为陈寅恪学术成就的核心和关键点所在。
生前，陈寅恪口口声声称呼王国维是“王先生”。而王国维先生一死，陈寅恪立刻就变了脸！立刻改称王国维先生为“师友”了——“风谊平生师友间”这句诗最能看出陈寅恪对待王国维先生态度的巨大变化！要知道，当时可是陈寅恪带领着全体国学院师生给王国维下跪告别，这能是“师友”之间的礼节吗！？我相信这不应该是“戏精”的表演。因为无论从年龄，还是从经历和资历上，王国维先生都是陈寅恪的长辈和师长，而不是什么“师友”！
王国维自杀后，清华大学明确下令“交由曹云祥和梁启超处理善后相关事宜”。这则行政令被《申报》全文发表。
经我们调查几个国学院时期的弟子及其后人、查阅部分原始日记，获得了他们对陈寅恪讲课的反映大致有如下：
1、方言太浓，听懂所讲内容并不容易。这一点，解放后在大陆的中山大学听过他讲课的人依然给出同样的评论。
2、讲课内容虽纵横东西方，却浅尝辙止，极不深入。这一点，解放后在大陆的中山大学听过他讲课的人还是深有同感。太广太杂，而不知道讲课重点地集中和归纳，以至于选修他的课的人越来越少。
3、经常指责国内缺书、缺文献。这一点或许符合实际。
4、外语水平并不高，不能直接使用外语讲课。这一点已经不用多说了，他自己也承认。
一句话，支撑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是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先生和梁启超先生。而陈寅恪只是王国维先生的年轻的助手和接班人位置而已。他完全支撑部起来国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曹云祥、胡适、梁启超等人试图聘请章太炎等著名国学大师出任导师的时候，他们一听要和陈寅恪平起平坐，同为“导师”，立刻表现出了对他的鄙视和轻蔑！当即辞谢不就任。
张晓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另议》一文中主张：“学界常以所谓‘四大导师’显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资实力，据说这源自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之口。实则，赵元任、陈寅恪初入清华时的声望远不能与王、梁二位比肩而论”。这一主张分析十分合理。当时吴宓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位子上自动辞职，部分原因就是推荐陈寅恪及其上课效果而多次受到教务长张彭春先生的指责。因此，作为吴宓的学生钱锺书先生一直看不起陈寅恪是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而实际上，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早在1928年1月中旬，清华学校根据学生的反映，从曹云祥先生、张彭春先生到严鹤龄先生都讨论过解聘陈寅恪的导师问题了。但是随着1928年8月成立了清华大学之后，8月18日陈寅恪的老同学罗家伦先生成了清华大学校长。陈寅恪的地位出现了变化。
这个时期，清华学堂的学生和教授代表们直接到南京，和政府沟通谈判，提出了组建清华大学停办国学研究院的倡议。这一倡议当时就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肯定和认可。
而陈寅恪对梁启超先生也一直以称呼为“梁先生”。直到那篇《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一文稿本在京、津两地学者之间流传后，1928年5、6月间，当时正在天津的梁启超先生在读了弟子吴其昌的抄件之后，尤为不快。沉默不语，脸色铁青，感到心寒。尤其是他一贯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居然成了陈寅恪的招牌。当清华学校的前教务长、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张彭春先生来看望他时，梁启超和张彭春二先生商定了要解散国学院之事。
1928年6月19日，梁启超先生在致梁令娴的信中说：“近日最痛快的一件事，是清华完全摆脱，我要求那校长在他自己辞职之前先批准我辞职，已经办妥了。”从梁启超正式辞职后，在梁启超先生生前最后半年中，无论他在北京还是天津，陈寅恪、吴宓二先生一直躲避着不再见梁启超。而1928年7月29日，吴宓几年来唯一一次致电梁启超先生，却是询问林宰平先生的在京住址。这让梁超超先生倍感凄凉。甚至于1929年9月10日梁启超先生迁葬北京，大家都去参加仪式，他们居然都不到场。
于是，到了1929年6月，随着梁启超先生的逝世和国学研究院学生的毕业，关闭国学研究院已成定局。张彭春先生向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先生提出建议后，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不再聘任吴宓担任清华大学的下属院系职务和学校领导职务。他给出的停办的理由是：按照《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中规定和承诺的“大学院成立后，研究院即行停办”之原则。尽管这个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其实早在1926年4月15日就已经存在。
当时著名的法学家钱端升教授自始至终就是国学院的积极反对者之一；更是关闭国学研究院的主要唱导者和推动人之一。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钱端升先生对陈寅恪不中不西行为表现出的极度不满和轻视。
于是，陈寅恪开始频繁地宴请梅光迪先生、罗家伦先生等清华大学校方领导人，为保住自己的职位而拉关系。根据《吴宓日记》记载：甚至出现了1928年10月25日吴宓请客陈寅恪而陈寅恪不到的情况，原因是陈寅恪要赴约梅光迪先生的家宴。满是伤感的吴宓当天几乎自杀，其日记记载如下：“宓在室中思潮涌集。念宓中终生劳苦，如今日授课过多，至于肺肝作痛，头昏脑热。若斯牺牲，实属无味。《大公报》事，只为每月百元之收入，而累人至此。致一己心爱而神往之着作，终不能成。竭力挣钱，只足养家。一己所得效益及快乐何在？而理想之爱，遂心之行，卒乃扞格阻碍，不获如志。长此困迫郁伊，不如即死。遂拟即身投荷花池中，了此残生。其后徘徊室内，竭力制止，乃免。”
吴宓完全忘记了陈寅恪自幼就生养在一省封疆大吏的复杂的官僚政治家庭大环境中，陈氏实在太熟悉官僚政治背后的人事运作和用心谋划了！陈氏一生几乎都是以十足的运筹帷幄、谋略在胸而冷静地对待那些左右他这个被别人看成是“书呆子”、“学术清流”的政治环境！一番活动之后，没有博士学位的陈寅恪终于在清华大学站稳了脚跟，而有学位又是陈寅恪进入清华的推荐人的吴宓，反而被赶出了清华大学。唯一不足的是：陈寅恪的研究院导师被降价为清华大学的普通教授。
清华研究院并非如造神者岳南之流所幻想的那样成了陈寅恪爆得大名得温床！陈寅恪本来在美国留学时期就认识了张彭春先生。但是张彭春先生对陈寅恪外语水平很差、无法通过基本的入学考试之事印象颇深，并没有觉得陈寅恪在学问上有什么过人之处。而那时赵元任先生和胡适先生才是张彭春先生的尊敬所在。因此，陈寅恪对张彭春先生的不满，是有历史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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