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历史终结与柏拉图式方案

　　斯蒂格勒试图在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的东方大国寻找技术的解药性，他本能的“回望”与当代社会主义出路在于反向的黑格尔式辩证运动是一致的。人类政治危机表现在技术大幅提升人类能力的同时对人类产生的反噬作用。借助古代伟大而真诚的思想，超越了现代性是唯一出路。柏拉图式政治本身是开放的包容性的，正义可以收敛于某个位置，也可以呈有规则发散。但围绕正义的要点在于过程将是理性的可预期的。

　　一、政治哲学中的技术要素

　　斯蒂格勒是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继承了左翼的社会批判传统。他的“无产阶级化”不再是一个表示社会阶级的概念，而是指一种更普遍的人类处境。实际上“心灵无产阶级化”就是精神意义上的奴隶状态，一种与古代肉体禁锢的奴隶制相对应的现代形式。（1）斯蒂格勒引人注目的贡献在于，他把“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弥补了既往哲学的缺陷或空白。在他看来，现代技术从一种解放力量变成一种越来越强的统治技术，使“技术与文化离异”。只不过斯蒂格勒过于偏向于对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抽象分析（即文化特征），反而忽略了技术依赖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反的情形更为普遍，例如左翼经典理论注重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却忽略技术演化的影响及后果，从而得出乐观主义结论：资本主义越是发展，乃至必须到垄断阶段，革命的政治经济条件才足够成熟。由此形成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但实际情况是，技术因素大幅度固化和延展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权力，在它面前，人性固有的弱势被无限放大，有限的理性被进一步压缩。因此，经典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和验证不仅受到技术发展的挑战，其教条化或乐观主义实际上严重弱化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外部冲突或颠覆的警觉性和危机感等主观能动因素。基于此，传统左翼国家自然把保护制度成果视为优先选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淡化甚至放弃经典理论，转而将社会主义实践家视为自己的导师。

　　斯蒂格勒似乎成了另一个极端，他相信技术（器官学）既是毒药又是解药，希望通过技术自身的解药性克服技术带来的问题（毒药性）。这个想法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当今的政治现实主要呈现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国家间对抗，西方国家内部变革力量日渐式微。因此，斯蒂格勒多少自相矛盾地将希望寄托于中国（政治）而非技术及其应用以推动西方的内部革新，这时候他意识到公共权力的重要性。（2）笔者提出开放社会主义体系（包含对市场持开放态度的新社会主义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二者处于本质上的相互开放关系。（3）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技术与政治经济条件紧密联系并能够导致根本性变化。斯大林尤其重视技术因素，他发动快速工业化，经受住了自由主义与法西斯勾结策动的大战考验。随后，迅速发展核武器，建立了宝贵的战略均衡，确保了社会主义的稳固。对于新社会主义而言，技术创新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卷入甚至垄断国内市场，构成政治的现实不稳定因素。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自由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主要社会主义或独立大国反复“撞门”，它事实上有无数次机会但只需成功完成一次全球性征服即导致不可逆的新型奴隶制。这种非决定论的历史终结已成为当代世界巨大的威胁。流行的错误是认为反驳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决定论就否定了这种政治的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严重低估了技术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迅速结束思想意识的含糊和混乱，重建普遍主义新意识形态以领导和团结世界人民免于跌入彻底的奴役状态，否则将难以有效抗衡自由主义的冲击。海啸将袭，唯思想革命方能统一人民意志，挽大厦于既倒。

　　技术不能独立地成为自身的解药。斯蒂格勒显然传染了西方流行的政治幼稚病，陷入技术乌托邦。但他的技术与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结合的主张是极具意义的。我们强烈主张社交网络应回归其社会属性，作为关键的文化基础设施，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国有化或公共管理应成为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4）那么，若如斯氏所愿真的建立了社会主义技术及技术文化，能够自动通过技术力量颠覆西方政治吗？显然，斯蒂格勒又犯了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对人性的认知过于积极乐观，也低估了垄断资本的能量。政治终归需要通过政治的方式解决。技术只是手段，它依赖公权力而建立和维护，指望它推翻垄断资本统治恐怕多少有点望梅止渴了。

　　从根本上说，左翼依托于人民群众的绝对多数优势，技术反而是抵消该优势的存在。这暗示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目的可能仅是限于追赶，以免自身固有优势随技术发展而被削弱。这里“追赶”的含义本身就是深刻的，第一它表明对于新技术需要有文化审查以合乎自身的目的。其次，技术创新反而可能是垄断资本的诱饵也是其不择手段创造需求的“优势”。再次，垄断资本能充分利用人性弱点驱动技术精英，因而在技术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样的结论与古典理性是一致的，它认为技术的目的是满足世俗欲望，而与理性相对立。这些讨论给出了一个重要提醒，技术发展和21世纪版的唯生产力论可能存在陷进：社会主义在一味赶超中被对方的政治击溃。前面我们看到过苏联崩溃的教训，如今，东方大国也似乎正在忘我地奋进。特别是，这种思想意识以扭曲的方式得到经典理论经济逻辑的加持，因而相当的危险。

　　斯蒂格勒思想局限性主要源于几个原因。其一，他将技术视为人的本质。这不仅将人的社会属性片面化，也忽略了技术对人及人类的影响的深入研究。其精致分析的背后实际上是粗糙和武断的抽象。在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整体为生存而竞争时，技术或产生工具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时可以说，技术即构成人的本质。当人类主宰了这个星球，技术的影响出现转折。哲学的诞生成为确认这一时刻的标志或象征，它取代了生存本能，开始思考人与人、人与世界（包括技术）的关系；思考何为幸福生活以及人类道德和情感的意义。古典哲学将它们归结为正义与和谐，并谓之“自然”，理性就是揭示和实现人的本质或自然。无疑，古典理性与当代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实际上它可以成为区别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关键标志。

　　其二，斯蒂格勒承袭进步主义思想路径。实际上，进步主义思想产生于启蒙理性的母体，自身是有局限的。进步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或浮于表面且难以摆脱个人主义樊笼，或过度抽象分析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反而掩盖了真实的矛盾。投射于现实便是我们看到的西方政治图景：理论的浮夸、高亢与行动的软弱、无能。此外，进步主义对未来看似理所当然的自信和乐观并没有科学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政治哲学对科学技术拙劣的模仿和比附。人类对自然的理解总是越来越丰富和深入，展示自身越来越强的能力，将此谓之为进步（接近真理）大体不错。这很大程度源自于科学研究对象的“变”（范围、层级不同）与“不变”（客观性），政治哲学以及所谓的社会科学正好相反，以人和人的关系为对象的“不变”与“变”（主观性）。这种差别十分明显，例如，谎言和欺骗对科学本质上没有意义，但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却能具有巨大影响，甚至在技术充分进步条件下，可以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我们反复提到的非决定论的历史终结。因此，进步主义实际上可能是人类自诩的神话。至少我们可以得到提醒，必须将哲学的全部历史纳入反思之中，我们在人造的现代性迷宫里耗费了太多太久，心力衰竭，而真正的思想瑰宝埋在了古代。斯蒂格勒有一点是诚实的，他试图在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的东方大国寻找技术的解药性，他本能的“回望”与我们强调的当代社会主义出路在于反向的黑格尔式辩证运动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并非偶然。

　　二、有关的两个问题。

　　1，现代性与人

　　斯蒂格勒的哲学本体论与近现代思想的反柏拉图倾向一致，斯蒂格勒的本体论论证的特殊之处：认为人与技术不可分离，这里的问题在于，逻辑上技术作为人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它同时构成充分条件——属于人的技术，而不是属于技术的人。一旦人们试图从外在于技术的方面寻找答案，就意味着技术是人的本质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抛弃了人的类本质，从存在主义意识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进一步推动现代性。今天太多的哲学人文、艺术对资本主义反思最终落脚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其逻辑与资本主义追求自我价值是一样的。参考齐泽克观点。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技术化倾向，愈益脱离价值判断。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有很大不同，其研究对象没有变化。而科学研究对象在宏观微观方向都有不同层面。有机体：组织、细胞、分子。。无机物：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其次，尽管斯蒂格勒以技术刻画时间，令人耳目一新。但他忽略了真正的变化要素。当人类意识到自身成为了我们星球的主人，就会将目光转向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这意味着哲学产生。斯蒂格勒忽视这个重要的转折。在这转折前，技术意味着人类的生死存亡，雪中送炭，这之后，技术则仅是锦上添花。由此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哲学视野下技术对于人类的影响在大历史跨度下的边际衰减。哲学可以视为人的理性对技术（器官学）边际规律的发现，这暗示决定人之感受的内心存在某种不变的东西——一种价值和标准。

　　2，人类危机

　　要注意斯蒂格勒强调中国的影响。第一，最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文化，以应对技术在大幅提升人类能力的同时对人类产生的反噬作用，因为中国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第二，有着惊人的活力，既有技术的活力，也有社会的活力，他认为它有能力应对技术加速的挑战。因为这里有公共权力，但是在西方，公共权力被市场破坏了，市场摧毁了西方的一切。第三，中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庞大的现金流。

　　科技工作依赖长期艰苦的知识学习和积累，天然倾向于垄断、精英化、高话语权。但技术的本质（无论它的价值取向还是生产要素关系）决定了它对于资本的工具属性。民族国家的国家资本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难以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全球科技研究和发展一体化趋势，甚至带来科技精英的国家认同危机，类似关于新冠疫情，中国精英为美国代言。结果就是，不断加速增进的技术力量无疑有助于垄断资本实现它的全球野心。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这样的新秩序将进入不可逆状态，于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历史就此终结。在资本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康德的永久和平如同诱饵，或霍布斯式的威胁，助推人类超级利维坦的一统，进入本质上的奴役时代。社会的活力表现为被统治者之间西西弗斯式的争斗。混乱、熵增。。。。。黑格尔历史哲学——人类主奴斗争，趋向均质化。随后科耶夫-福山进一步修正为倾向于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如果均质化无法避免，考察已经实践过的各种自由主义以外的制度，要么压制了个人主体性，要么因缺乏弹性和竞争力输给自己的竞争者，出路在哪里？那我们看到柏拉图式方案。

　　三、出路

　　柏拉图开出的解决方案简洁明了如他那时代的几何学。可以归纳（包含笔者自己的再解释）成以下公理：

　　公理1，自然真理与社会真理都是理性的认识对象，对真理的爱欲与对正义的爱欲是同一个东西——爱智慧。

　　公理2，让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人主持正义——哲人王。

　　公理3，让做公仆的人杜绝私心。统治阶层内部实行纯粹的公共制度，市民社会依旧。

　　上面是存在性证明。关于可实现性等疑问：第一，亦即技术解药性之一 ——如何找到哲人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聚焦于这一点。今天生物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创造跨国家跨种族的新人，通过古典文化教育，成为人类和国际社会的最高仲裁。

　　第二点，现代技术创造地球村。柏拉图从有效治理角度认为理想城邦有规模限制，但由此留下一个外部竞争与冲击的隐患。借助现代技术今天已可以将整个世界形成闭环。解决了柏拉图理想城邦的外部危机并相应减少了公共成本和军事组织。关于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争论（卡尔.波普、列奥.施特劳斯、沃格林）在这里得到统一。对于哲人王，世界始终是开放的；对于市民社会，封闭性带来稳定的高贵的道德和秩序。

　　第三，公理三决定了它的统治阶层超然于世俗世界，本质上不同于今天的海牙法院、联合国等。虽然形式上差不多，这反映了现代柏拉图式理想世界与当今社会的距离并不遥远，起码这种超国家组织形式上看起来早就为人类接受。

　　第四，如何保证统治者拥有足够的智慧。技术上保证其生物遗传的潜力，其次思维训练和知识学习是其本分。最重要的，这是统治者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当然内部监督和淘汰也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所谓“足够的或充分的智慧”很可能也是伪命题。一个思想实验。当一个人在陌生孤独的环境遭遇与另一人的冲突，他的本能是有一个独立的第三者出现，而并不特别在意这第三者的知识和学历等等，换句话说，公理三的优先性大于公理一。假如这个独立仲裁缺乏足够的判断力，通常也就接受事实了（多数原则）。因此过于挑剔“智慧”是不必要的。爱智慧（爱管“闲事”）比智慧更重要，自由主义的精英系统在智力上可能是顶级的但他们不是哲学家。

　　第五，如何保证统治者的绝对控制力。现代技术条件同样提供充分性依据。统治者将掌握毁灭性能力，“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也意味着统治者的自我毁灭，因此这一绝对权力是自限性的。

　　第六、如何防止统治者胡来或不作为（躺平）。部分已由上面两个问题回答。从根本上说，哲人王是人类“创造的”，他们也是人类的奴隶。据说，哲学家往往并不愿意参与社会事务，他们的“劳动”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被迫的。反过来，人类或许并不一定在乎他们的效率。

　　第七，与第六个问题相关，关于正义的讨论。现代政治哲学的荒谬的一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单维度的思想路径。左右、极左极右。最多可以拓展为二维的空间，诸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等等类型。显然，正义，哪怕是正义理念的投影很可能不会落在这样的平面上。因此必须加上一个时间维度。实践的正义则分有从属于第四（时间）维度的正义理念，这正是哲学家的理性任务。可能永远无法抓住正义，但却可以迫近它。就像苏格拉底所说，它使人振奋，激励人们去探索。鉴于考虑了时间维度，即理性预期，因此统治者一定形式与程度的“胡来”是可接受的，相比现实体制的“人”的胡来，它要优越得多。如果它是低效的，那可能正是这一体制的优点。这意味着关于正义的认识可能也超越一般的极限意义的理解。有时它可以是动态收敛，有时也可以动态发散。关键在于提供规则变化的合理预期以及规则实施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柏拉图式解决方案，彻底改变了长久以来人类对于正义问题的思想困境。

　　第八，谁最反对柏拉图？看看思想史就很清楚，人类精英系统是它最强大的反对势力。因为柏拉图真正把他们关进了笼子里，失去了常常不受制约的权力，其中主要的是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当代国际体系。他们操纵的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实际上可能是最坏的制度，最新的例子即是曾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的人为的普遍性伤害，而另一些人则借机大获其利甚至实施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这个最坏的形式已构成对于人类史无前例的紧迫威胁。因此，柏拉图式愿景是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回应，反映99%人类的意志。以当今意识形态衡量，柏拉图理想城邦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既不左也不右，但是却遭到近代以来思想家的几乎一致的贬低或诋毁，个中逻辑颇为诡异。从中可以窥探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之权力的高度关联性和目的性。

　　第九、最大的质疑和反对可能基于这样的理由：这些没有典型意义的家庭生活的哲学家如何能理解人类情感？首先作为一个大家庭，哲学家们仍然至少部分体验此类情感。其次，它也仍然是哲学理性的任务，或许还有利于消除这类情感的消极面。再次，一些细致的制度设计将提供帮助。比如他们的子女的一部分将沦为“庶民”，借此增强两个世界的情感联系。最重要的，人类艺术将找到自身的最有价值的对象，不再是仅仅面向庸众，不再耽于自我，它将反向输出人类的情感和审美体验，建立理性与激情的沟通并借以摆脱艺术疏离辉煌失去真正的对象的现代困境。

　　第十．现实路径。在当今严峻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下，首先，强化民族国家以及构建民族国家联盟。其次，泛左翼为核心的广泛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国际联盟。没有这样的联合，正义事业必然将遭到敌对势力的渗透、分化、瓦解直至摧毁。明显地，柏拉图式方案可以在民族国家联盟甚至某个民族国家先行实现，在极端的条件下，这一联盟或政治实体需要拥有战略平衡实力以及经济上高度互补或完全的内循环。

　　所有从结果即财富分配看问题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节制扩张私产还是剥夺私产殊途同归。前者声称它激发了效率而造福人类，后者声称促进了平等而造福人类。他们都忘记了政治的目的是正义，正义的环境人才能幸福。很多人一定会说，正义太空洞。也许我们还无法以肯定的方式定义正义，但我们大体都会有共识而从否定的方面确定何为不正义。坑蒙拐骗抢都是不正义的。那好，就解决这个吧。设法清除那些非法的、合法的不正义。回归柏拉图，能找到解决方案。问题是统治者不愿意，他们故意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把它们从人们的视野抹去。顺便说，我认为在没有预期状况下将私产充公可能不是正义的。进一步，所有从效果论证正义的思路都难以通向真正的正义。重要的是，柏拉图式政治本身是开放的包容性的，正义可以收敛于某个位置，也可以呈有规则发散。但围绕正义的要点在于过程将是理性的可预期的。

　　根据古典思想，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一种不断寻求正义的过程。两千年来，人类曾经以上帝的名义和旨意取代了正义。近代开始，国际垄断资本又以形式正义取消人们对实质正义的关注和追求，他们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实际上是将自身凌驾于规则之上。正是意识到现代规则的虚假性质，人们干脆寄托于基于结果（平等）的正义。尽管同样意识到这种反人性的设计是一种乌托邦，但人们无法从现代思想中找到其它出路。因此，摆脱乌托邦的左翼运动是当代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它借助古代伟大而真诚的思想，超越了现代性，亦即从空间上超越了左右，成为真正的理性运动。

　　注释：

　　（1）：张一兵丨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cxMDEwNQ==&mid=2686276194&idx=1&sn=754c23cfb7c5b29cd138472ef417199f&chksm=ba6869548d1fe04242d38e491adf587f808e34ef32e7def910c1f07247648e7950c2d99c7973&scene=27

　　（2）南方周末：专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

　　http://www.sass.cn/101006/47239.aspx

　　（3）新时代政治论纲：社会主义的传统转向的思考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3/12/483987.html

　　（4）对互联网的反思与国有化改革探索

　　http://www.wyzxwk.com/Article/chanye/2021/10/4427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