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读白求恩的故事所想到的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种观念便流行开来，称“人性总是自私的”。这似乎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以至于只要一谈到消灭阶级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就会有人不屑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反人性”，“乌托邦”。

　　然而，这种言论在一篇仅一千字的短文面前却根本站不住脚了，这就是曾经在全中国人民中间广为传播而家喻户晓的《纪念白求恩》。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的教员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白求恩就是这种人的典范！

　　如果说，在那个曾经的年代里，《纪念白求恩》作为“老三篇”中的一篇，如此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作为共同学习榜样的行为准则；那么，在市场经济年代生长起来的新一代，对于这篇文章的精神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有人对于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帮助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冒死进行战斗这样一件事情产生疑问：白求恩作为加拿大的共产党员，是不是像许多小说中所描述的革命党人那样出生于贫苦家庭，为反抗压迫或出于生活所迫才投身革命？于是，有许多人去往加拿大白求恩的故居寻求答案。在那里，有一座白求恩纪念馆。纪念馆坐落于一个宁静而风景秀美的小镇。小镇居民对中国人特别热情，有些人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在街上用中文向来访的中国游客打招呼。他们以自己是白求恩的老乡而深感荣幸。一位当地老人说：“近几十年来，到这里访问最多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虽然我没去过中国，但我见过的中国人比加拿大人还多。” 在这充满古典风韵、华丽考究的故居小楼里，人们发现，白求恩出生在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教会的牧师，母亲是传教士，在当时社会中是令人羡慕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家里有房地产及充裕的金钱，足够白求恩一生享用。白求恩26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来中国之前，他已经是欧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拥有十多项医疗手术器械的发明专利，发表过十多篇胸外科方面的学术论文，其丰厚的收入足以使他跻身于加拿大收入最高的医生之列。可是当他得知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遭受巨大苦难而急需援助时，却毅然放弃了这一切，到中国最艰苦的抗战前线，做一名战地医生，帮助中国人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是纯粹的献身精神，真是“毫无利己的动机”！

　　白求恩随身带有打字机，他有记录医疗情况以及写日记的习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间隙，他写了大量的报告、信件、新闻稿，还写过反映和颂扬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发到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刊物上发表。这些都陈列在纪念馆里。其中有一封信是1938年7月当白求恩得知毛泽东指示聘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并每月付给他100元补助费后的回信。回信是这样的：“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己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

　　对于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触最深的是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八路军人员和得到他医治的伤员。许多回忆文章讲到白求恩忘我工作的点点滴滴，无不感人至深。

　　白求恩坚决拒绝对他的生活照顾，拒绝任何特殊待遇，坚持与八路军战士同甘共苦，同时又尽其可能，无微不至地照顾伤病员。

　　白求恩刚到延安时，出于对这位远道而来的著名医生的照顾，每周可以让他吃到一盘肉或者一盘炒鸡蛋。可是，当他得知中共许多领导人不仅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而且每天吃的是几分钱的伙食，连青菜也吃不到，就立即把八路军卫生部的领导叫来，要求取消对自己的照顾。面对卫生部一时无法擅自违反规定的回应，白求恩大发脾气。他大吼大叫：我在加拿大有充足的面包、牛奶，优厚的待遇。我不是来享清福的，如果为这，我来中国干什么？来延安干什么？白求恩发起脾气来火药味这么厉害，于是只好在当天就取消了对白求恩的特殊待遇。

　　白求恩同八路军战士们一样穿土布军衣和草鞋，一样吃小米饭喝白菜汤；他不仅谢绝了毛泽东、党中央给他每月100元的津贴，还把各军区送给他的战利品炼乳、白糖、毛毯等，全部都分给了伤员，自己一点也不享用。

　　为救助伤病员，白求恩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始终奋战在战斗前线。

　　考虑到医护人员和医护工作的安全，军区首长总是劝白求恩留在后方医院，但是白求恩从不答应。他说，我们要到伤员那儿去，到前线去，不要等伤员来找我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时间赛跑，成功抢救伤员。因此，每次重大战役，白求恩总是把救护站设置在离火线仅几公里处。战斗一打响，伤员不断送来，白求恩就会争分夺秒地抢救伤病员，连续多少小时也不下手术台。他曾经在1938年11月的一次战斗中，连续50个小时做手术，使71名本来可能被截肢的战士成功保住了手脚，得以重返前线。在1939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他连续69个小时完成了115名伤员的手术，堪称医学史上的奇迹。好几次哨兵报告敌人就要包抄上来，部队首长要求他赶紧撤离，其中一次敌人的炸弹炸塌了他正做手术的屋子后墙，但他还是镇定自若，头也不抬，坚持把手中的手术做完才动身。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置生死于度外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动。

　　白求恩自1938年春来到中国，到他1939年11月以身殉职，短短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行程万余里，参加大小战斗几十次，亲自为1200多名八路军伤员做过手术，经他查看和医治过的官兵达9000多名。他一直在为实现他刚到延安时对毛泽东所作出的承诺——把“75%的重伤员救回来”而不懈奋斗。

　　白求恩是个性情中人，个性很强，而且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他所不赞成的事，他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举动表示反对，但对于他的病人和伤员，他又会表现出令人感动的柔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刚到延安才几天，就吵着要上前线，八路军卫生部竭力想让这位难得的好医生留在延安的后方医院，白求恩上前线的请求一时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他为此大发脾气，竟在屋子里举起椅子，用力向院外掷去。木椅打碎了窗户的玻璃，响声惊动了警卫员和周围的干部。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决心，实现了上前线的愿望。在工作中，白求恩容不得医护人员有半点草率和疏忽，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医生给伤员换药时手脚比较重，用镊子夹住伤口的辅料，“嗤”地一下撕了下来，伤员疼得“哎哟”叫了一声。白求恩立即发火了，声色俱厉地斥责道：“伤员的伤口是肉，不是树皮！你为什么不可以动作轻一点？”他把那医生推到一边，自己俯下身子为伤员换药。当天晚上，白求恩还召集全体医护人员开会，就这件事对大家进行职业教育。还有一次，一位右大腿骨折上了“托板”的伤员，由于负责医治的医生没注意，让托板松开了。白求恩发现后，顿时大怒，一边喊着：“你怎么不管住他，你这是犯罪！犯罪！”上去就给这个医生扇了一巴掌。尽管他的举动会有人认为是不近人情，但没有一个人认为他发脾气是出于私利。

　　然而，在接受白求恩医生治疗的伤员眼中，白求恩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由于缺医少药，只能省着用麻醉剂，白求恩就会说一些鼓励的话，伤员听不懂英语，他就伸出大拇指，让伤员明白是在夸奖自己是“好样的”，从内心感到温暖。好几次面临敌情突变，哨兵催促转移，白求恩总是一边坚持做完手术，一边安慰伤员：“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力将你留下，你是我们的同志！”使得伤员感动得热泪盈眶。每当伤员需要输血时，白求恩总是以自己是O型血为由第一个挽起袖口。在他的感召下成立了战地输血队，在抢救伤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纪念白求恩》里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做了高度的概括。白求恩的一篇日记道出了他的内心思想：“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照护员的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你的父兄。实在说，比父兄还要亲切些，因为他们是你的同志。”正因为这种“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高超医术，使得白求恩很快成为一名传奇人物。只要听说白大夫到前线来，将士们的士气就马上会高涨百倍。人们传说，只要白大夫来到战场，就会带来战斗的胜利。

　　回到“人性”这个问题。请问，白求恩的“人性”是什么？教员把白求恩称为“一个纯粹的人”，白求恩的人性就是一个“纯粹的人”的人性，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性，是人性最光辉的体现。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那些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理想而为之献身的英雄人物身上闪闪发光。他们是一批走在人类最前列，引领人类进步方向的先行者。所以，教员把这种的精神称为“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上，就不乏这样的英雄和先烈；我们的教员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白求恩在他与八路军将士共同战斗的日子里曾留下这样一段日记：“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白求恩把这些英勇战斗的八路军将士称为“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这是革命队伍共同的人性在白求恩内心激起强烈共鸣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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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为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会生出一个困惑：他是怎么成为这样的人呢？

　　白求恩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殷实家庭，又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这些似乎都与一个共产主义者相距甚远。

　　他在完成医学学业后，曾经在美国著名汽车工业城市底特律开设过诊所，来诊所看病的都是些贫穷的无产者和失业者。他们的悲惨生活引发了白求恩深深的同情，为他们治病时仅收取微薄酬金或分文不收，还节约一些食品和衣物接济无法生活的新生儿和母亲。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看到：最需要医疗的人，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用的人。尽管他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穷人，但是，他认识到：“我们矫正一条腿、一双胳膊，就像裁缝补一件旧衣服无济于事。这个社会，每个城市，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施，但是穷人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吗？没有。这仅仅是医学和医生的过错吗？不是，整个都错了。” 他已经触及到医疗问题的本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白求恩陷入痛苦的困惑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像一只对着一盏灯乱扑翅膀的飞蛾，晃得头昏眼花，糊里糊涂地转圈子，生活没有目的，死也没有目的。”处于难以自制的痛苦中的白求恩，表现为极度暴躁、喜怒无常，酗酒、抽烟，种种生活的放荡。白求恩故居提供他早期生活的短片所反映的这种形象，使得来访的中国人很难将他与心目中那个近乎完人的英雄联系在一起。

　　其实令白求恩最为失望和不满的，是他的一些医生同事。像他那样为良知所鞭策的医生是少数，他的多数同事津津乐道于从挥金如土的富人身上“敲竹杠”以获取高昂的医疗费，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却对下层民众的病苦麻木不仁，漠然置之。白求恩说：“我们现在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他愤怒地咒骂那些丧失良心的同事“该枪毙”，因为他们“背叛了坚守医生天职的希波克拉底誓词”。所以，白求恩在他的加拿大同事群中，口碑并不好。

　　白求恩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是在他去苏联访问之后。1935年，莫斯科召开了一个国际医学会议，白求恩应邀参会，但他把大量时间用于考察苏联的医疗体系。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直主张的社会医疗福利制度在这里成为了现实，而且推广得很成功，公费医疗体系惠及到普通的劳动者。白求恩一直专注研究的肺结核病，在加拿大四处肆虐，但苏联建国还没多少年，就使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50%以上。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欧美各国经济危机大萧条所造成的灾难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他回国后立即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如白求恩的外甥女所说，白求恩是从一个医生的良知出发，出于对富人与穷人在医疗上不公平待遇的强烈反感，而站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列中去的。他在一篇题为《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的文章中呼吁：“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吧。让我们把建立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吧。”

　　入党后第二年，白求恩就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带医疗队去西班牙帮助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战斗。白求恩干得很出色，他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战场移动输血设备，但是他并不很快乐。他所在的国际纵队，一些领导人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瞎指挥，让白求恩难以忍受。以白求恩的个性，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白求恩真正实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性升华是在他到了延安以后。延安给他的印象与西班牙马德里完全不同：延安的革命条件要比西班牙差很多，但延安的革命热情却是马德里不能比的；在马德里指挥部是整日的酒宴，在延安则是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战斗歌声。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 “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是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却己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接见了他。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与他在马德里看到的那些官员完全不同。这次三个小时的会见给予白求恩精神上强烈的震撼，使他当天就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看，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脸，使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能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随后的日子里，白求恩所处的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艰苦环境，可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在这里感受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也从周围的中国革命战士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他在一则日记里写道：“今天动手术，我的确累了，一共做了十个。其中五个是重伤。尽管我的确是很累了，但我从来没有像这样高兴过，我十分满足，我尽了我的一份力量，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特别是看见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充实，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钟，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白白度过，这里需要我。”

　　他在日记里记录下了他如何从周围的中国革命战士身上领悟到共产主义精神的真谛：“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能和这样一些以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我指的不是谈吐方式和一般所谓理性思维方式)的同志生活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像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他在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中倾吐了心声：“我在此间不胜愉快。我真诚地感到必须向中国同志学习，学习他们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蛮的日本法西斯进行英勇搏斗的伟大精神，我要以这种精神献身于全人类解放事业。”

　　白求恩以身殉职的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并且请身边的战友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育”。这种感谢绝不是出于礼貌和谦虚，而是白求恩内心感受的真实表达。白求恩在中国无私奉献的传奇事迹和崇高精神，令他过去的加拿大和西班牙同事闻后都大为吃惊；而他本人正是在这样的奋斗中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获得最大的精神满足和幸福感。

　　可以这么说，白求恩是在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中完成了由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升华为一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质的转变，成为全中国、全世界进步人士公认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的这种变化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就像一个革命的大熔炉，在这个熔炉里铸造出无数共产主义的新人。

　　早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毛泽东就主张实行官兵一致的供给制，打破了历来军队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的惯例。许多人都怀疑这样做不可能把队伍带得下去，结果奇迹发生了：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毛泽东把一支普通农民的队伍改造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为私利所驱动、而是由共同的革命信念凝聚起来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后来的战斗中，无数从敌人部队中“解放”过来的士兵，到了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在这支队伍共同的革命信念感召下，马上就像换了一个人，成为不怕牺牲，勇敢向前的英雄战士。

　　新中国建立后，在这个大熔炉里培育出无数雷锋那样践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战士，并进而铸就了整个社会以克己奉公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的新风尚。白求恩成了这种新风尚的标杆人物。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包括溥仪这样的末代皇帝，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了“人性”的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生。

　　在一个几亿人的古老国度里，实现如此普遍而巨大的人性进步，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毛泽东，就是创造这一人类奇迹的最伟大的教员！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