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遵义会议永放光芒——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九十周年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尽管遵义会议已过去了九十年，但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没有任何一次会议能够企及的。每提及到它时，就自然的使我们想到了长征，想到为了革命胜利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倒下的那些红军战士，想到了中国革命的来之不易。正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排斥毛泽东的领导，近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也才有了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今天来看遵义会议时，不仅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看出了一切貌似正确而脱离实际的作法都会将中国革命引入歧途的道理，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的事不能依靠外人而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办的真理。

　　毛泽东在其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在中国，要使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党领导的正确与否无疑是决定我们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既有过辉煌的成就也有过惨痛失败的教训，但实践已经证明，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革命事业就能发展就能胜利，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同样的红军，同样的武器，就能出战斗力，就能打胜仗，相反，就必然遭受挫折而失败。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党，且始终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还在于我们党具有强大的自我免疫系统和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能够发现和抵御各种“病菌”的入侵，守卫住党的肌体的健康，进而保证我们党能够一直勇往直前。这个特有的功能，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显著的标志。

　　中国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地调整方向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才成长壮大起来的，再大的错误我们党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纠正过来。从我们党经历的无数的挫折和教训来看，对党和红军危害最大的，应该说就是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的第一次王明路线，它近乎葬送了革命的前程。但最终还是被我们党内的正确进步力量把它纠正了过来。

　　从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则来说，各国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指)导。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一切事务当然就都要经过它的批准。所以那些吃过样面包的教条主义者们，便将此奉为了圭臬，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以太上皇自居，拉大旗作虎皮来迷惑人，把革命导师在不同情况下说的话当成了灵丹妙药，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以为自己能背诵几句马列主义的只言片语，就掌握了宇宙间的一切真理，就有了高高在上发号司令的资本，由于他们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脱离实际，排斥异己，凌驾于党和红军之上，不仅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还迫使其不得不进行撤离江西苏区而失去根据地依托的艰难的长征，他们的瞎指挥写下了在中国革命史上使红军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教条主义者不仅完全不顾红军的实际瞎指挥，更是对红军指战员的牺牲无动于衷。当红军由出发地开始长征向湘西转移，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蒋介石便看出了红军的意图，早已在沿途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阻止红军的前进。红军在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已经伤亡很大，而此时的博古、李德却置红军的伤亡于不顾，仍坚持去湘西，在红军指战员全力拼搏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之后，人员损失已经过半，使得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一下子锐减到了三万多人，面对如此惨状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献血染红了的湘江，教条主义者们没有丝毫的醒悟依然执迷不悟，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还要坚持往蒋介石早已布下的口袋里钻，在党和红军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由于毛泽东的据理力争，力挽狂澜，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的抗争和支持，及多数红军指战员不断觉醒的压力，迫使教条主义者不得不在通道转兵改变行军方向，接受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使红军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使已十分疲惫的红军与强大敌人做以卵击石的决战，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和红军的有生力量。

　　红军进到了遵义之后，由于连续失败的影响，全军上下都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此时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对错误军事指挥的容忍度已经达到了即将爆发的临界点，红军总司令朱德掷地有声的“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的呼声，说出了全军指战员的心声。党内大多数同志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广大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的呼声也在不断地高涨，此时的左倾错误指挥已经走到了尽头，全党纠错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情况下，教条主义者不得不顺应党心军意，同意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果断地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按下了停止键，取消了李德的军事顾问和三人团，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大多数人的争取和支持下，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开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保证了党和红军能够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线方向前进。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正如红军总司令朱德写诗称赞的那样：“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为了见证遵义会议的重要和正确，我们不妨追踪一下左倾路线的形成。自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就开始了在全党的统治，他们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吓唬人，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生搬硬套苏联革命的作法，以为复制了苏联的经验，中国革命就能成功。为此，他们让吃过“洋面包”的人掌握了党中央及各根据地的领导权，以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排斥打击毛泽东等没有留过洋的人，无疑拉开了导致党和红军失败的序幕。左倾路线在党内四年的统治，使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失败，在党和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由于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使党和红军获得了新生，尤其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中国革命走出了低谷，无疑是一次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会议，用怎样的词语来定位和赞美遵义会议都不为过。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它领导的正确，更在于它能够及时的纠正自己的错误。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遵义会议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不断觉醒，我们党经过了正确与错误的对比，在逐步认识和看清了左倾错误路线的面目后，敢于破除迷信打破精神枷锁的一次自我革命。在会上，多数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通过对与错的对比，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由于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力争，最终得以使毛泽东入围了中央政治局，这无疑给了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方在中央最高层一个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的一席之地。如果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仍然坚持错误，那会议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那遵义会议就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会议，党和红军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蒋介石的手里，红军被剿灭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要说党和红军能够胜利到达陕北，出不了贵州就会被敌人剿灭，蒋介石是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再继续摸索革命的时间的，必置死地而为之。他在剿灭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之后，就会集中全力去围剿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的，直到全部剿灭为止。即使中央红军不被蒋介石消灭，也会成为张国焘个人的军队，中国革命也会前功尽弃，那就没有今日之中国了。

　　遵义会议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成为了党的总负责人，解除了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入围政治局成为了常委，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分工，但会后中央常委在分工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就奠定了他在党内、军内的核心地位。关于要不要打打鼓新场，引起了极大地争论，之后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3月12日，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在苟坝成立，从此，毛泽东不再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取代了周恩来成了“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的负责者”，不论从名义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说，毛泽东已经成为了的最高首长。此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最高三人团领导，集党政军于一身，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红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又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说它特殊是说它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就变更了主要领导人的会议，而且在会上竟还把唯一一位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赶下了台。要说此举真可谓捅破了天，丝毫都不为之过。然而，正是这一个“过”，它却让为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付出了巨大牺牲代价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们为之欢呼雀跃，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终于期盼和看到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束，和毛泽东又重新回到了领导指挥红军的岗位，红军从此也就不再打哪些被动窝囊的消耗战了。更为重要的是全党大多数同志都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中国的事情不能依赖于外国人，必须得靠中国人自己；也看到了这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日臻成熟，已经能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为了迎合苏联反华，三人团主要成员、参加了遵义会议的李德便开始蠢蠢欲动，他打破了自己已经遵守了20多年保持沉默的承诺，开始大讲中国的事，对中共进行诬蔑和攻击。1973年，他正式出版了《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该书不仅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且从头至尾猛烈抨击中国党及其领导人，以所谓当事人的经历，以披露所谓鲜为人知的事件，和所谓自己独知的数据对中国过去发生的事进行了歪曲地描述，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在看到李德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造谣和诬蔑之后，曾在长征中担任李德中文翻译的伍修权，为了澄清有关事实，一正视听，他奋笔疾书在1981年第23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一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的回击了李德的谬论，澄清了事实，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些别有用心者也对遵义会议进行了大肆地诋毁，他们用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权力观解读遵义会议和党的历史，抹黑党的形象，在党内外造成了及其恶劣的影响。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小丑的表演，都只能是狂犬吠日，不仅无损党的光辉形象，反而更加证明党的伟大。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我们党经过了十四年的艰辛探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找到了真理的结果，它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有毛泽东参与领导党和红军的中央最高决策领导层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遵义会议无疑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比任何会议都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功不可没，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文/邵建忠，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