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红利还能吃多久（七）

　　本期详解了远洋捕捞与地方保护主义，慢慢看。

　　3.3 从“远洋捕捞”看中国司法的进退两难

　　政法系统腐败对经济最大的危害在于让政府行为变质走样，加大执政成本，进亦忧，退亦忧，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2024年公开化的逐利性执法与地方保护主义之争即为显征。

　　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滞后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不法经营行为长期且公然地存在，人们很难相信相关部门不知道，他们时不时查处几个示众好似刷存在感，整体大势的改变很是缓慢。监管部门查谁，得看他们宣布发现了谁，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权力寻租的普遍程度可以从公布的反腐成果看出，不信的，请看云霄烟行销海内外与食品安全问题久拖不决。坏了良心的公务员有需要时，便以他们早就掌握的企业违法行为拿捏冤主们，工商、税务、劳动、卫生、安全、消防、公安……，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有不从，政法系统出手抓人，不知内情的老百姓纷纷点赞，中国大陆营商环境异常阻碍了社会进步。

　　企业违法是因为有利益回报，行业内部普遍违法经营，有企业守法经营，必然会产生更高的成本，降低竞争能力，危及生存。更危险的是，与众不同的企业会被视为异类，遭到优先打击。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发家后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将本可用于骄奢淫逸的资金善待员工，受到兰世立等资本家的冷嘲热讽。2024年11月，他在网上倡议手下的员工拒绝高额彩礼，包括多地官媒在内的上百家媒体群起而攻之，说他爹味十足，于东来只是就中央三令五申不提倡的高额彩礼表了个态，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吗？外来的资本家也过不了此关，埃隆·马斯克准备提高中国特斯拉员工的薪酬，引来中国车企大股东们一片声讨，咱们资本有力量！风大，雨大，太阳大，企业经营者只能随大流，勾结权力借私有化等名义盗窃国有资产、拉拢腐蚀体制内人员拿项目、偷税漏税、残酷压榨员工……，你不做，人家要做，人家做了，变得更强，随时能挤垮你，一切混乱都是有缘由的，主要是环境使然。

　　中央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屡屡遭逢对策，总有刁民想挖社会主义墙角。加大执法力度原本有利于经济正常运行，政法系统中的不法分子借机牟取私利，穿着制服，拿着牌照，盘剥企业，作案手法花样翻新，具有代表性的“远洋捕捞”引发巨大争议，连累异地执法维护市场秩序的正当之举沦落到人人喊打。

　　2024年频发的事件性新闻显示逐利性执法确实存在，民愤极大。能够代表广东省党政系统态度的《广东省情内参》称，自2023年以来，广州市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大部分案件存在较明显的逐利性执法动机。广东省政府此说既意指可能有其他地方政府涉嫌借此增加罚没收入，还意味着可能有政法系统工作人员以此谋取私利，语言很重。

　　近期曝光的一起案件佐证了广东省官方的说法。2024年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通报，自2023年5月下旬起，某省某县的警察杨某某、辅警占某某，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纪录仪等警用装备驱车前往浙江、江苏等地，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6月11日，江西省警察杨某某与辅警占某某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民营企业家沈某某从江苏省吴江家中带走。起初沈某某很坦然，二人提及的经济纠纷确实存在，他认为将事情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哪知二人在车上提出可以花钱免灾，沈某某全身毛发当即集体立正，以为遇到了冒充警察的绑匪，自动脑补了先勒索钱财再杀人灭口的情节，吓得他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跑车逃跑，确认自己没摔死后，马上报警。当地警察也以为有人冒充警察绑票，调监控视频抓到人一审，真是同行，最终警察杨某某与辅警占某某因滥用职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与七个月。

　　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通报与媒体报道来看，此案疑云重重，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公安部也一再发文，要求警察执法时不得少于两人，即必须有两名警察在场，并主动出示证件表明身份，一名警察与一名辅警即将上了中国财富排行榜、理应熟知法律的富豪带走，人民得有多么相信那身警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通报中没说两人开的是什么车，有报道说是警车，看来应该是真的，否则沈某某不会轻易就范。2023年5月下旬至6月11日，近半个月的时间，一名警察与一名辅警没有到岗点卯，穿着制服，带着警械，开着警车，以警察名义在江浙两省“打游击”，说他们是私自外出，很难让人信服。两名部下半个月左右不见踪影，或者半个月内多次长时间私自外出，那么多装备消失了，那么大一台警车不见了，他们的领导能不知道？按规定，公务员离开工作关系所在城市必须事先报备，警察四个小时没报备行踪，手机必被打爆，警车上有定位装置，指挥中心随时能查到其所处方位，二人的上级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踪迹。富豪对于自身隐私保护得极好，他们是如何拿到沈姓富豪的实时定位信息的？沈姓富豪被带走前应该会打电话给那个某县警局核实，没看到相关文件，他应该不会跟着走，生意做得那么大的商人岂有白给的。如果是他们自主开拓业务，很难通过私人渠道获取沈某某的相关信息，通报中并没有提及共犯。他们私自带走沈姓富豪敲诈勒索，有一点没谈好，便会被定性为绑架，风险远大于收益。如果是他们绑架沈姓富豪，用不着开车将他从江苏带到浙江，骗出门后，在附近城市找个地方隐藏即可。

　　该案的量刑避重就轻，透露出的信息极多。如果二人没有取得带走沈某某的文件，涉嫌构成绑架罪，他们在车上提出让沈某某出钱平事，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而不是量刑更轻的滥用职权罪。绑架罪的量刑通常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敲诈勒索罪的量刑一般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既然官方通报称二人带走沈某某是私人行为，又怎能将他们的行为定性为滥用职权罪，警察有依法抓捕的权力，如果警察私自抓捕他人可以定性为量刑相对较轻的滥用职权罪，那么警察有依法击伤击毙他人的权力，警察违法杀害或者伤害他人也能定性为滥用职权了？警察岂不是拥有了半个杀人执照，至少杀人不用偿命了。因此，依据官方公开通报，二人在此案中犯的是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而不是滥用职权罪。该案对违法捕人的处理之轻，还不如违法捕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非法捕捞罪情节轻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一般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该起形同绑票勒索的“远洋捕捞”案件的犯罪人只获刑八个月与七个月，难道人还不如鸟或者鱼重要？

　　因此，按常理推论，二人自2023年5月下旬起的出行是上级委派，6月11日带走沈某某大概率是执行上级命令，行动失败的诱因是他们给自己加戏了，想借机吃一嘴，引起沈某某的误会，希望此推论能帮助有关部门弄清事实真相。两名犯罪分子出狱欢度2025年春节后，会不会如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的警察陈志伟一样，上演先背锅后“反水”捧着身份证上访的时代剧？建议相关人士让他们承包一个中小学食堂抚慰两颗受伤的心。不出意外，到时候自有法律专家为此案的判决辩经，反正相关部门敢说群众就敢信。

　　富豪榜上人尚且如此，普通人面对异地执法更是几无招架之力。2024年11月2日，浙江一女子捧着身份证网络维权，称她于6月18日通过网上交易平台卖了一块价值40万的手表，钱打入了她丈夫的银行卡。当晚该银行卡即被湖北省十堰市警方冻结，警方称那40万元是涉诈资金，她丈夫被列为网逃人员。两天后，她丈夫进了绍兴当地的拘留所，该女子退还卖表所得40万元，丈夫得以释放，他们的表至今没要回来。同期，广东一男子在二手交易平台买了块15.1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因部分资金来源于上海一起诈骗案中的70万元，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两个案件中的男女当事人均为其他案件的善意第三方，商家不可能知道对方的资金来源是否干净，无需为对方的罪行承担责任，警方在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共犯情况下，执法过于粗犷了。

　　民营企业被收拾不具有地域性，在本地的操作更巧妙，进退自如。珠宝商人母雨熙，案发后改名蒲茂芬，在家乡政府官员再三盛情邀请下，回阆中市柏垭镇投资创建阆中市金喜珠宝加工厂。5年后，阆中市柏垭镇政府以金喜珠宝加工厂违法用地等理由强行拆除厂房，包括珠宝成品、半成品在内的所有资产被搬空，直接财产损失2100万元。方向都没摸清的蒲茂芬即母雨熙状告镇政府，官司打赢了，损失却没有挽回，据说那些资产长期没人管，让房东变卖抵房租了，好高的租金！蒲茂芬即母雨熙兴冲冲去，哭兮兮走，穷不走亲，富不还乡，先辈诚不我欺。当初金喜珠宝加工厂的所有报批、报建、立项都是由热情的当地政府一手代办，如果法律上存在瑕疵，当地政府应该知道，5年都没修正，突然翻脸抄家，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川渝地区的人极为护食，中学时班花与外班男生走近点，那男生就要渡劫，当地美女外流，突然衣锦还乡，会不会有人心理不平衡？蒲茂芬即母雨熙特别申明，她的工厂只占用了8.8亩土地，政府却批下了87亩用地，她从未签过87亩的用地合同。视频显示，当地村民接受采访时承认，金喜珠宝加工厂等企业使用的土地确实是耕地，阆中市柏垭镇工作人员大义凛然地声称利用耕地招商引资建厂是他们的决策，与上级政府无关。蒲茂芬即母雨熙的资产至今没有追回，如此营商环境，谁敢去碰！川北穷是有道理的。近海无鱼可捞，到经济发达地区做票大的，完全符合不法官员的思维逻辑。

　　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不法官员们以法律的名义掠夺外地民营企业补贴地方财政，顺便带动自己再富一些，一点也不会让人惊奇。依据管理学理论，一只蟑螂被发现，意味着暗处存在更多的蟑螂，他们尚未暴露的同僚们当然不会放过此等公私兼顾的发财良机。发达地区几十亿上百亿资产的公司进入火力范围，随便哪个县的警方申请刑事立案，抓捕相关企业主管，冻结资金，县检察院批捕、审查起诉，县法院判决有罪，罚没资产，上缴地方财政，杀人一条街全速运转，短时期内县财政收入暴涨不是问题，有心者顺便致敬韦小宝，个人净资产小数点左边多一个零轻轻松松。我怕你会读书！我怕你会挣钱！你不是很厉害吗！全都跪下唱征服！那是多么让人血脉贲张的爽文情节。

　　广东省党政主官当然知道某些官员素质堪忧，毫无法制精神，视法律为敛财工具，任由他们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奋斗成果，怕是全都要转移过去了，不得已在内部刊物《广东省情内参》上表达了对“捞过界”行为的关注。东南沿海多地政府发布公告请企业家们依法维护自身利益。杭州九堡派出所温馨提醒：“如发现杭州市以外的公安机关，在没有九堡派出所或上城区公安分局民警陪同下，非法入企办案的，立即：110报警+录像取证。”2024年11月19日，乐清市政府帮扶企业办公室发出了《致全市企业、市场经营主体的一封信》，提醒企业家们正确处理外地警察异地执法问题。我只知逢年过节公安局会宣传防火防盗，现在居然让辖区居民提防外地警察，滑天下之大稽，广东省党政系统与江浙闽粤民间的反应足以说明局势的严峻。

　　人们疑惑的是，没见政法系统对长期违反《劳动法》的企业积极执法，投诉无效的维权打工人只有杀了无良老板才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没见政法系统对遍地开花的公开半公开的罪恶出手，舆论发酵到捂不住盖子了，才姗姗来迟；没见政法系统对各地政府长驻京城的截访人员采取法律措施，进京上访步步惊魂，一不小心就被绑回原籍非法关押；从公开报道可知，冤案的平反漫长而艰难，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各种推诿与拖延，笔者平反时，重庆市一中院梁庭长的所作所为让承办警察直呼不可能。地方政府一过紧日子，政法系统立即侦骑四出，冲着效益良好的民营企业与有钱人使劲招呼，群众的脑海中依稀传来歌声，“大王派我来巡山，抓个资本家当晚餐”，今天敢搞民营企业，明天就敢动国营企业，国资委划拨股份更便利。

　　让人很伤感的是，对逐利性执法的指责大概率促进地方保护主义的壮大。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经济秩序是改革开放以来无法回避的老大难问题，根深蒂固的自私与偏见编织了一张“情与理”的大网，入局者很难挣脱。中国的假货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制售假货的企业只要在本地缴税，按潜规则公关，便能获得相对安全。消费者都知道假货源头在哪里，1980-1990年代，中国企业的黑名单上，按地域与产品分门别类记载假货商家，如同种花人知道网购平台上宿迁发货的花木大都不对版，图片上繁花似锦，寄来的是开小白花的野生蔷薇，长年举报，作用不大。时至今日，北京秀水街的包包、深圳华强北的电器、水贝市场的珠宝仍大行其道，有的是品牌假，有的是质量与品牌都假，享誉全国这么多年了，当地工商部门不可能不知道，经常整顿，对假货销售的影响不大，笔者去逛过几次。长三角、珠三角的不少企业，科技创新长期落后世界一流水平，玩心眼，耍阴谋，引领世界潮流，打着诸如连锁加盟之类的旗号，利用合同的不平等条款与陷阱，坑害内地商人与消费者，官司经年累月，声讨此起彼伏。市场经济波诡云谲，商业纠纷本是寻常事，社会总有一定之规制，依法处理即可，实操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有些企业主说，追索回来的钱还不够支付打官司花的路费和油钱，对政法系统极度失望。

　　马化腾承认，当前的中国，强龙从来干不过地头蛇。没有一家大企业是顺顺利利开起来的，个个是威名赫赫的法庭战神，腾讯，南山必胜客，2015-2020年，腾讯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打了1226场官司，胜诉率接近100%；华为，龙岗无敌手，出了名的常有理；字节跳动，海淀不倒翁，主场作战，从不失手，无不是令竞争对手闻风丧胆的存在。2019年，华为高管陷害员工李洪元案曝光，人们开始质疑他们的傲人战绩，2020年爆出腾讯中了老千妈的招，深圳市政法系统没有经过认真调查，南山区法院在老干妈没出庭的情况下，自说自划，判处老干妈败诉，冻结其一千多万银行存款，只要腾讯公司、深圳市政法系统与陶华碧通个电话，好好沟通一下，便不会闹出如此大的笑话，上述大厂是否有地方保护主义支持才成为话题，360的董事长周鸿祎遭逢深圳市警方异地抓捕，连夜翻墙跑路，不再是民间笑谈，具有了警世意义。此番声讨逐利性执法，地方保护主义必然趁机作乱，好戏才刚开场。

　　逐利性执法与地方保护主义兴风作浪，社会规则不再是铁则，异地执法人员客场作战，风险极大。大企业动辄送人上山，有出庭机会还算好的，遇到有的中小企业，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2020年6月11日傍晚，山东省齐河县纪委干部关某结束了对东城街道新源路岭南园林公司的调查步行回住处，在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遇刺牺牲，凶手杨某系岭南园林公司保安，他准备充分，持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医学证明，连牢都不用坐，住几年院出来，依然是硬汉一条。经济不景气，经济纠纷多，广东的资本家们出了夜总会就进精神科，入驻精神病院长包房，遥控公司运转，债主在医院大门外愁得转圈。长此以往，谁敢去外地办案？在事实上形成省际贸易壁垒。

　　地方保护主义与逐利性执法之争破坏了经济秩序。沿海地区是改革前沿，享受国家政策倾斜，强势保护本地企业。出于安全考虑，不少企业选择在东部沿海中心城市注册，通过股权设置与合作协议操纵其他公司运营风险较大的项目，几道“防波堤”保护下，这些公司表面白莲花一般纯良无害，经营的全是起码擦边《刑法》的凶险买卖。2020年2月29日，济南市文旅局查出，广州市九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涉黄软件“蜜桃直播”的实际运营商，该软件由济南移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广至苹果应用市场，平台收益由苹果应用市场汇入济南移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案情大白于天下，山东警方到广州抓人，事先获得了广东省公安厅的同意，在广州警方的陪同下执法，九浚公司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如果广东方面想保护本地的利税大户，异地执法的手续申办过程可以十分漫长，涉案企业将有充足的时间销毁证据，山东警方一点毛病也挑不出，公检法没有直属中央的弊端尽显，这还只是最文明的对抗。

　　网络金融业的兴起后，杭州一度成为P2P、套路贷总部的聚集地，这些公司的经营手法与九浚公司相差无几。随着国家清理整顿网络金融企业，地方政府间与政法系统内部的矛盾激化。2020年1月，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警方大举南下杭州，调查公安部督办的“7.30”套路贷专案，涉案企业同盾科技是杭州的明星公司。杭州市政府反应强烈，杭州警察贴身保护该公司高管，强力阻拦七台河同行取证、传唤证人。网络上有视频显示，涉案公司高管在杭州警察护送下安全离开，从视频的拍摄角度看，拍摄者极可能为在场的七台河警察。七台河警方敢去杭州查办，肯定是手续齐全，难道杭州警方公然对抗法律？事件曝光后，两地警方缄口不言，此案不了了之。杭州民间反映强烈，纷纷指责七台河警方捞过界了，自媒体文章《不让铁骑南下，北方怎么过年？》将七台河警方说成是南下打草谷的辽军、金兵。杭州官方与民间均回避了同盾科技是否真的涉及网络金融犯罪这一基本事实，浙江省政府在此事件上应对得不好。（待续）